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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零条款是网络世界言论自由的护法

 

高胜寒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

2020年大选的后遗症不少,对中文推特来说,可忙坏了阴谋分子和假美国通们,将中文推特世界,堕落成谣言工厂了。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律师、教授、专家、学者们,大言不惭的用中国式的思维,来解释美国的法律,岂能不误解美国法律?岂能不闹笑话?

比如说多个媒体封杀川普事件,明明是墙倒众人推,明明是自取其辱,却说成了是剥夺了他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错!

笔者永远不会同意封杀川普。虽然私人公司平台,拥有绝对的法律权利,可以封杀、拒绝或欢迎任何人或言论的权利,这不是在护短,而是在护法。

美国宪法精神的基石之一,是保护私人财产,而封杀川普的平台,恰恰正是私人的财产。

川普就像所有政客一样喜欢撒谎,而没有危害他人的撒谎,并不犯法。好大喜功与刚愎自用的个性,使川普咽不下败选的鸟气,吞不下认输的苦果。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五大权利保证:言论、宗教、出版、集会和抗议的自由。

几乎所有的法学家无不同意,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不得任意滥用。 用 “一个瓶子装着九只蝎子”来形容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为滥用自由法理举例说:”你就没有在黑暗的剧院里,开突然大嚷失火玩笑的自由!”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保障下,政府不得预先禁止出版物。大前提是“政府不得”,此法理不得延伸到私人平台,这就是各大媒体平台,有权封杀川普言论的强大法理,因而川普的被禁声,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无关,但与制造谣言和散播谎言有关。

私人企业有权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规矩。一个家庭也毫不例外,做客友人家,如果在主人家的客厅,大声污言秽语喧嚷,主人在警告无效,当然有权驱逐之。难道可以说,喧嚷者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

一间私人出版社,当然有权拒绝出版自己不喜欢的书,难道可以说被拒绝者的出版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

以上几个简浅但普遍的道理,也是人之常情的社会伦理,正是华盛顿地区联邦法院麦克法登法官(Trevor McFadden),在裁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Freedom Watch V Google)》中采用的法理之一。

在川普被各大网络平台集体封号的争议中,《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教育意义,更显重要。不仅在案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美国当代的风云人物,也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是一件集体诉讼案。原告是两位牛人,克莱曼(Larry Klayman)和卢默(Laura Loomer)。

2018年8月29日,滥诉成瘾的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十亿美元索赔的民事诉讼。被告们全是网络大卡:谷歌、脸书、推特、苹果。

克莱曼罗列四个网络大卡的罪名有五:

第一,被告们阴谋压制保守的政治观点 ,第二,原告们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非法剥夺,第三,被告们阴谋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美国网络市场,第四,被告们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第五,被告们 违反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District of Columbia Human Rights Act)》。 

2018年11月16日,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洋洋洒洒三十页纸的五大罪名,全是些可以经济砍头的滔天大罪。罪名还没有完,还有附带的五小罪。 

综合五小附带罪是:第一,油管在没有预先通知原告,与及没有任何的合理解释下,突然减少原告博卡里(Allum Bokhari)保守观点频道的广告分成,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第二,排斥使原告艾里达(Phillip Areeda)和霍温坎普(Herbert Hovenkamp)的保守观点,使两位原告成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直接受害者。

第三,原告夏皮罗(Ben Shapiro)的保守观点,被刻意歧视,触犯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使原告成了直接受害者。

第四,原告厄帕(George Upper)与海尔 (Shaun Hair),因为抨击保守观点、推动自由思想而被脸书傲慢地查封,脸书的行为,形同独裁暴政。

第五,原告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  

起诉状里附录了两篇文章作为证据:一是脸书前职工努涅兹(Michael Nunez)爆料的《我们经常压抑保守的新闻》,二是读者波利亚德(Paula Bolyard)的《百分之九十六的川普新闻谷歌搜索是来自自由媒体网站》。

克莱曼的诉状认为,这明显地已经触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情况相当严重,错误必须纠正,必须赔偿。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之引起社会的重视,原因之一是两位原告的背景。

外号茶党独行侠(The One Man TEA Party)的克莱曼,于1951年7月20日,在费城出生,1974年自杜克大学毕业,1977年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茶党的所谓党性,就是三K党的党性。的确是与克莱曼不谋而和,同样的是些如假包换的种族主义分子。

克莱曼当过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出任过联邦法官的助理,精通四国语音,自誉为国际律师。

2004年,出马竞选佛罗里达州美国参议员。但以仅得百分之一的支持率大败,自此再也不敢打参众议员的主意,于是改变吃饭路数,创办了《自由观察》和《司法观察》,由于痛恨民主党,斗争的对象,自然对准了克林顿总统。

不知道哪里来得那么多的仇恨,克莱曼居然前后控告克林顿总统十八次,十七次被法院丢了出去,但只有一次给克林顿带来潜在的危机: 他为了证明与一位白宫女义工没有传说的关系,特地公布了一封私信,结果被克莱曼告进了联邦法庭。

法官考虑后,裁决克林顿公布私人信件行为的侵犯隐私罪名成立。侵犯个人隐私,属于联邦轻罪。

克莱曼绝不放弃任何使用法律行动,攻击克林顿夫妇的机会。为了达到见不得光目的,他代表佛瓦斯(Gennifer Flowers)控告希拉里诽谤,代表凯尔(Dolly Kyle)向克林顿追讨公道,代表斯特恩(Jared Stern)控告克林顿夫妇诽谤等,兴致一来,就按《敲诈影响和腐败组织法》,起诉克林顿夫妇,被美国舆论嘲讽为“克林顿克星”。 

克莱曼对民主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对欧巴马也不客气。2012年,他代表佛罗里达州居民,控告欧巴马不在美国出生,因而无权参选总统。

案件失败后,克莱曼的劲头更大了,于是发起 “驱逐欧巴马出美国” 的政治运动,来推动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克莱曼又代表宪法党,控告阿拉巴马州务卿,逼他立案去调查欧巴马的美国公民身份。 

克莱曼的种族仇恨是惊人坦率的。2013年5月28日,为了宣传自己的“保守主义”,他公开搞了一场公民大陪审团活动,宣布起诉欧巴马众多包括过失杀人,与伪造出生证明竞选总统等联邦重罪的成立,成为一时的政治笑话。

更大的笑话是在2013年10月13日,趁着两党政争导致政府停摆的天赐良机,克莱曼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使劲得瑟,威胁与辱骂欧巴马总统: 

“这个欧巴马不是我们人民的总统,是他自己人民的总统!马上放下《可兰经》,举着双手出来投降!” 

呼吁美国人民联合起来,发动第二次非暴力美国革命,推翻这个欧巴马穆斯林政权!由于欧巴马总统没有搭理他,几个星期后,在拉斐特广场,克莱曼又有的新花招:如果欧巴马不立即辞职,他将组织影子政府! 

事实的发展是:欧巴马总统的所谓穆斯林政权,并能有辞职,也没有解散,而克莱曼的影子政府,却连影子都没有看见。

一连两场宣称“百万人民占领华盛顿”的闹剧,别看克莱曼的口号,叫得惊天动地,但实际上到场的,只有一百来个看热闹的过路观众。

2013年,尾跟着几位议员和民权律师的启示,克莱曼以非法搜集公民通讯纪录为法理,入状联邦法院,控告欧巴马政府和国家安全局,由于案件的敏感性,法院在慎重考虑后,认可了克莱曼的观点,是为造成蝴蝶效应的《克莱曼 诉 欧巴马案》。 

虽然《克莱曼 诉 欧巴马案》没有什么结果,但克莱曼却为自己,戴上了民权大律师的高帽子,从此以后,牛人自我膨胀得愈发更牛了。 

克莱曼滥诉的对象越来越大,名堂也越来越光怪离奇,从欧巴马之要对伊波拉病毒负责,到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到阻拦2015年《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执行等等,克莱曼忙碌得像个世界性权势大人物。

2020年9月30日,克莱曼以佛罗里达州选民的身份,入状首府塔拉哈西法院,控告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那个拜登的支持者,计划诱使重罪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投票选举拜登和哈里斯为总统和副总统。”

克莱曼在诉状中的几段文字,已经成为新闻界茶余饭后的笑话:

“我不会允许以非法手段稀释我的选票,和佛罗里达州公民的选票。我决不允许布隆伯格、拜登竞选活动及其同谋,影响任何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因此,我要求塔拉哈西巡回法院,发布声明性判决,和初步禁止令,禁止这一非法计划继续进行。亿万富翁彭博社和拜登竞选活动,不得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必须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并追究其责任。”

审理此案的苏罗斯法官(Sanders Sauls),曾在2000年戈尔和小布殊的佛罗里达州选票官司中,裁决小布殊胜诉。

当然,苏罗斯法官并没有满足克莱曼的意愿,不仅没有“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也没有“追究其责任“,而是将案件撤销。

在文明的社会里,法院是解决矛盾和伸张正义的地方,但绝对不是假借滥诉来扬名立万的天堂。

在数十件无理滥诉和在法庭上的嚣张跋扈态度后,声名狼藉的克莱曼,成了现代司法流氓和恶意滥诉的代名词。

真正的民权团体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稀有地发表了一篇《关于拉里.克莱曼》文章,可谓对他的盖棺论定。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在文章的大字标题上,就直接称呼克莱曼为“极端分子”:

“克莱曼是一位病态的诉讼律师,以起诉从伊朗最高领导人,到自己母亲的所有人而臭名昭著。他花了很多年谴责奥巴马是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穆斯林,召集了毫无意义的公民大陪审团,并指责过无数敌人,克莱曼是闪闪发光的憎恨克林顿保守派。”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宣布说:

“克莱曼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每个角落和每个床底下,他都看到了暴力和隐身的圣战。他是犹太裔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他显然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要高于大多数的凡人,但在2013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判决书的摘录:发现克莱曼有‘不当接触’了自己孩子的非法行为。“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是一个功勋彪炳的非牟利机构。尤其是在法庭上对抗祸国殃民的三K党暴行上,更是无人可比。

1983年7月,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总部,被三K党徒加纳(Joe Garner) 、丹安斯(Roy Downs)和贝里(Charles Bailey),用汽油燃烧弹炸毁,由此可见三K党对这个民权组织的刻骨仇恨程度了。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批评克莱曼沉迷滥诉,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不是空穴来风:1998年6月6日新闻说,克莱曼为老病在床行动不便的外祖母戈德伯格(Yetta Goldberg),支付了五万元的理疗费,她去世后,他母亲芬恩伯格(Shirley Feinberg)不肯还钱,翻脸后的滥诉大师,就将自己的老母亲,强扯进了法院的被告台!

克莱曼知道为了钱而控告自己的母亲,肯定不是件光彩的勾当,为了避免曝光出丑,所以就用匿名静静地进行,希望知道这件勾当的人越少越好,但百密一疏,后院失火,这件勾当,被自己的兄弟捅了出去。克林顿的律师查证属实后,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因为收了客户两万五千元而不办事,被法庭裁定必须退款,但过期还是不还钱,2014年,克莱曼同意接受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的公开谴责。

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取消克莱曼的律师执照九十天。

拜登宣誓就职总统,克莱曼肯定又会忙碌起来,因为在2019年,克莱曼就控告过拜登和他儿子亨特。

纽约第二联邦巡回法院陳卓光法官(Denny Chin),和加州中区联邦法院凯勒法官(William Keller),因无法忍受克莱曼的赖皮式滥诉  都曾下令他终身不得再进入他们的法庭。

表面上是《自由观察》在控诉,实际上是克莱曼在操作。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另一位主要原告是卢默,这位以反穆斯林而深得川普欢心的九十后,乃一种族主义鼓吹者网红,她居然自称“引以为豪的伊斯兰恐惧症(proud Islamophobe)”。

以凡是伊斯兰的就反政见,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第二十一选区联邦众议员提名。而该选区正是川普登记为住家的地方。

2020年8月18号,在卢默胜出后,次日,川普分五次发推,大力支持说:“卢默干得好!你有很好的机会去对抗木偶佩洛西了!”但是败选的结果,没有一圆她的国会议员美梦。

为了将穆斯林驱逐出美国,卢默警告乌博,不得聘用穆斯林的司机,理由居然是“提防发生大规模开枪事件”。

2015年,卢默在就读的巴里大学,偷录了一段与学校行政当局开会,意图组织小组来支持ISIS的音频被公布后,引发社会的哗然。

2017年在纽约市,她扮成穿着古罗马武士的川普,冲进正在上演《凯撒大帝》的舞台闹事,引起瞩目。处处是阴谋和种族仇恨言论,使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等媒体平台,对她采取永久查禁行动。

基于种族仇恨信仰,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IIhan Omar),成了卢默的攻击目标,她公开羞辱那位索马里出生的民主党说:奥马尔之支持女性割除生殖器的原因,是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为了抗议被推特封号,卢默用铁链子,把自己锁在推特纽约总部。在抗议她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侵犯无效后,就在2018年8月29日,卢默与克莱曼联手讼诉,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用二十一页纸的所谓法理,求偿十亿美元的宪法权利和精神损失费。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克莱曼和卢默联手打造,求偿十亿元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里的十五位联邦法官中,偏偏落在了麦克法登 —- 一位川普提名的三款法官手里。

2018年11月16日,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的律师,连名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就克莱曼的指控,回应了三十页纸的法理驳斥书,以一大主法理,和三小法理为法理,要求麦克法登法官撤案。

为了提防发生无法拦住的集体滥诉蝴蝶效应,被告们全力以赴地应付,这可从其律师团看得出来。

代表脸书出庭辩护的律师是普里米斯(Craig Primis) ,代表推特的律师是雅各布森(Jonathan Jacobson),代表谷歌的律师是施密特林(John Schmidtlein),代表苹果的律师是戈特利布(Michael Gottlieb) ,这些全是华府的司法精英。

这是一篇难得一见,法理健全,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优秀答辩书。事后回顾,无论是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所采取的撤案法理,全在这篇答辩书范畴之内。 

三小法理指的是没有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三条》规定。该规则的基本要求有三:事实上的伤害、因果关系、可修复性。

首要的法理,是原告无法证明伤害,是事实或迫在眉睫。

克莱曼的指控,建立在推测性或假设性上,原告并未声称有任何的伤害。对受法律保护利益的索赔,必须要用事实或证据落实在具体上,原告的平台发展是随机性的,其广告收入之递减与被告无关。

克莱曼的指控,不足以建立非随机性案例。其所谓的伤害,与所声称的非法行为之间,有着矛盾的联系。指控平台增长停滞,与指诉的阴谋压制理论有关。

克莱曼的次要法理,是被告无法陈述案件可行性的因果关系。

原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主张,因缺乏国家行动而失败,被告是私人企业,而不是国家行为者,因此权利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对国家诉讼的限制,而不是对所使用私有财产诉讼的限制。触发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对言语的侵犯,必须是由国家名义引起的某种行为。

遵循这些原则,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针对私人在线服务提供商,包括本案中的几名被告,因为缺乏了国家行为。只有非营利性公司,才不受宪法言论自由的约束。

原告没有证明,将其与有关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提供在线服务的私人公司,是国家行为者。

正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在存在国家与受规制实体,所质疑的行动之间的联系足够紧密,后者的行为才可被视为国家本身的行为。“明显地,此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克莱曼指控被告人,“在相关市场上集体获得了垄断权”。

《自由观察》甚至没有声称其任何内容,有以任何方式受到所谓的压制,如果受到伤害,增长减慢充其量只是推测。因此,即使《自由观察》能够以某种方式,确立了宪法保护地位,它的反托拉斯索赔仍将失败。

无需提出真实和直接威胁的指控,在原告指控串谋垄断的主张情况下,没有指控串谋,也注定这种主张会失败。

克莱曼指控被告人违反了《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明显地不成立。

根据《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1403.16节规定,要向被告人做出救济要求,原告必须用事实证明,被告从事了非法歧视行为。

原告并未声称被告实际上是在针对原告。被告人被指控压制了原告的一些内容或言论,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联系的原因。

克莱曼指控被告的在线服务,不是该区域内的“公共场所”。

《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按照其术语,仅适用于在公共场所、度假胜地、娱乐场所、从事教育工作机构、公共服务、以及住房和商业空间的住宿。

原告主张的唯一依据,是被告的在线服务,构成了“公共住宿”的地方。将“公共住宿” 场所一词,定义为“所有地方“。

华盛顿联邦法院认为“公共住宿场所”,必须是实际的“场所”,所以不包含服务或组织。相反,它指的是物理设施,例如“建筑物”,它们是有形的地理位置。

克莱曼的选择性引文,歪曲了法规的实际内容。被告人的在线服务,并没有有形的地理位置。其指控仅与被告的在线服务有关,与任何实体设施或位置无关。 

2019年3月14日,麦克法登批准了谷歌等律师的撤案动议。

2019年12月5日,克莱曼用二十二页纸的法理,向华盛顿特区上诉联邦法院,提起上诉程序。

2020年5月27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的三位法官,罗杰斯(Judith Rogers)、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伦道夫(Raymond Randolph),全票裁决麦克法登将之撤案的裁决,为合法无误,维持原判不变。

三位联邦上诉法官,根据《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规则第三十六条》,裁决不将裁决书全文颁布。裁决书是冷冰冰的一行字:“命令并裁定地区法院的裁决确认无误。”

罗杰斯是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11月7日提名的三款女法官,也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历史上第四位女性三款法官。

格里菲斯是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5月10日提名的三款法官,素有“最不为人知但最有权势法官”美誉。

伦道夫也是小布什总统,在1990年5月8日提名的三款法官,以铁面无私闻名于世。

2019年7月3日,华盛顿特区地区法官沙利文(Emmet Sullivan),突然给四十九位法官群发电邮说:请留意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研讨会。

伦道夫立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在群发法官们的回邮,教训沙利文说:“这是你操行的大问题,还是管你自己的审判业务吧,你已经过界了,我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检举你!”其个性之刚正,于此可见。

2020年5月28日,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裁决的次日,川普签署了一条《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强力谴责和意图废除《230条款》,这正是麦克法登与三位联邦上诉法官采用的共同法理。

川普的批判《230条款》言行,又将《230条款》炒作成热门的新闻话题,引起广泛的关注。深受网络霸凌的川普,痛恨《230条款》,是可以理解的。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主要辩论,聚焦到一个法理上:1996年2月8日生效的《230条款》,是否依然是网络世界言论自由的护法神?

大多数的美国法学家们承认,《230条款》是美国近代司法史上最为重要的立法之一,这条美国法典,保护了网络平台供应商,免于被滥诉的特权,彰显了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

《230条款》免责保护不是没有条件的。2018年4月11日,川普总统签字生效的《制止性贩运者法》和《允许国家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贩运法》,就是对挑战 “《230条款》在保护不道德商业行为” 的正面回应。

《230条款》为网络平台供应商,提供了免责的安全港,但不允许在其网络平台,从事儿童色情活动而免责。

参议院以97同意2票反对,众议院以388票同意25票压倒性通过的《制止性贩运者法》和《允许国家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贩运法》合并,得到大部分的舆论支持。

自此《230条款》不再是网络儿童色情的避风港,平台供应商必需为刑事犯罪,负起刑事法律责任。

在目前的美国的网络平台上,《230条款》的保障自由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举凡有关侵犯版权、性别仇恨、种族歧视、白人至上、宗教压迫、鼓吹恐怖、散布谣言、制造谎言、儿童色情、种族优越等言行或文字等,全属于刑事犯罪范畴。

网络平台供应商,只有两个选择,不就自我主动清理网络平台,不就面临被检控刑事责任的风险。

这些违反美法律的赤裸裸犯罪行为,既不被《230条款》保护,更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依据《圣经》里好撒玛利亚人精神而立法的《230条款》,在法律上被认可的先决条件有三:

一,被告必须是网络平台的供应商或是用户,二,原告主张的诉讼因由,必须将被告视为所涉有害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表者,三,该信息必须由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被告不得是所涉有害信息的信息内容提供者。

《230条款第e项之1》规定,违反电子隐私者,和《230条款第e项之4》规定,违反知识产权者,不在保护范畴之内。

这些侵犯个人权益行为,与《230条款》是否保护无关,也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无关。

《230条款》是1996年《通讯尊严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主要组成部分,为网络供应商,提供了免于被起诉的法律责任保护伞,因而被誉为美国近代司法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

《通讯尊严法》是简称,法律的全名是《1996年第五款通讯尊严法》。 

网络科技出现后,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通讯方式,既拉近了人际的距离,也添加了前所未见的法律挑战。

《通讯尊严法》之目的是在保护未成年儿童,不被网络的色情所诱惑。 

1995年,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埃克森(John Exon),连同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戈顿(Thomas Gorton),向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递交修改《1934年通讯法》动议,着重第230条款,关于反猥褻与反淫靡的严格限制,其目的也是以法律保护儿童为诉求。是为俗称《230条款》的来源。

1995年6月15日进行表决,以81票同意18票反对压倒性通过。同一的立法动议到了众议院时,增加了分量。

《通讯尊严法》因侵犯成年人言论自由而被挑战,费城和纽约法院均将部分条文废除。加州众议员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和俄勒冈州众议员怀登(Ron Wyden)将之完善。 

2000年再重新修改,为被最高法院在2004年裁决”与宪法同等地位“的《儿童网络保护法》,2000年圣诞节前,克林顿总统将之签成美国法典。

《230条款》并不在原始的《通讯尊严法》里面。1995年6月15日,在众议院以怀登为推手,动议《互联网自由与家庭赋权法》时,将之添增进去的。 

1995年8月4日表决,以420票同意4票反对的压倒性通过,1996年2月8日,克林顿总统将之签署成美国法典。《230条款》主要是赋予网络平台供应商免责特权。

《230条款》的主要内容是:“网络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得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发布者或发言人。”

一句短文,但却成为未来数年间,超过五百件网络诉讼案件,设下了不得跨越的保护底线。这句话也成为打破克莱曼求偿十亿美元美梦的《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法理。

《230条款》并没有为网络平台供应商,提供地毡式的全面豁免权。三藩市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在数件牵涉到版权、刑事等范畴时,就引用自1998年10月28日开始生效的《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加以惩罚制裁。

2020年大选期间,许多匿名的荒唐谣言制造者,得以躲过法律的制裁,全拜《230条款》之赐。

审查争议的导火索,是2020年5月26日的川普发推文:“邮寄选票不造成诈欺是零可能!”帖子刚出,推特就发出警告,引起全美各大新闻媒体的批判。

推特总裁多尔西(Jack Dorsey)发推说:“我们无意想当真相的仲裁员,我们的意图是将相互矛盾的陈述联系起来,并显示有争议的信息,以便人们可以自行判断。”

多尔西摸了川普的老虎屁股,引起川普盛怒。2020年5月28日,川普签署了以“防止网络审查”为主题的第13925号《总统行政命令》。

川普在签署前大发牢骚,痛批这些网络大腕为《好撒馬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西方文明国家,为了鼓励帮助受伤者,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来追究帮助者的过失法律。

《好撒馬利亞人法》是美国保护鼓励见义勇为的文明法案。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法律,要求其公民必须实行这条社会良知法律。德国法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责任是违法的。

越是独裁暴政的专制政权,越是藐视《好撒馬利亞人法》精神,越是自扫门前雪,越是鼓吹提防碰瓷陷阱。

《230条款》是经过正当程序的美国法律,美国总统无权将之废除。

废除美国法律的正当渠道有二,最高法院裁决违宪而废除,与国会通过恰当程序修改或废除。

川普之痛恨《230条款》是有目共睹的,他在2000年11月大选后高调宣布,如果《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不包括废除《230条款》在内的话,他将否决之。

结果是新出炉的《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并没有只字提及《230条款》,于是败选的川普就耍性子,在2020年12月23日将之否决。

五天以后,众议院以322票同意87票反对票,成功反否决,2021年1月1日,参议院同样成功反否决,《2021年国防支出法案》自动生效,但依然没有《230条款》的影子,《230条款》影响力之强,于此可见。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是一件典型的挑战《230条款》底线的滥诉案例。这种挑战,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以各种形式,重复地出现在美国联邦法院里。除非通过修宪废除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否则难以动摇《230条款》的重要法律地位。

《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护私人财产,这条已经根深蒂固地融进美国人民生活的普世价值,不可能被任何的花言巧语所取代。

美国舆论和法学家们,普遍地认为,没有《230条款》保护的美国网络世界,将因无法承受的诉讼压力而逐渐凋零,就像婚姻制度一样,在没有更好的取代制度下,维持目前的《230条款》现状,或许是一种必然之恶的正确选择。

高胜寒  202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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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高胜寒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1年3月10日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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