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别太抬举孙中山/余东海

百年来大量词语被毁坏，革命一词就被毁得很彻底，与造反成了同义词。其实革命与造反，性质和对象都大不同。革命针对暴君暴政，高度正义，高度道德。“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畏天命，就要以儒家为指导思想；革命成功之后，就要制礼作乐进行良制建设。而造反是反政府、反社会、反秩序的作乱。

孙中山曾自比于汤武革命，然而，他的革命必要性和正义性都非常有限，与汤武革命没有可比性，有必要对之进行品质和价值的重估。

革命品质的高低，有四大衡量标准：指导思想的正确性、领导集体的道德性、革命手段的正义性和革命结果的文明性。

孙中山的革命，首先是指导思想有问题。革命是为了吊民伐罪、讨伐暴君、革除暴政，与自己和对方是什么民族没有关系。故革命只能仁义本位，不能民族主义即民族本位。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包括白人主义，黑人主义，雅利安主义，少族主义，汉族主义，都不是好东西。

其次，革命不许杀害无辜，更不许针对贤良。“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孟子》）而所谓的革命党，对清廷改良派深恶痛绝，甚至诉诸于暗杀，仅此一点就严重违反仁义原则和革命精神。

暗杀一种特别下流的政治行为，别说王道中华，一般蛮夷政权亦不屑为，民国衮衮诸公却屡屡为之。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就热衷使用暗杀方法，来对付清政府和内部持不同意见不同派系者，从此形成路径依赖，使政治暗杀伴几乎伴随着民国所有时期。

孙中山的革命，显然品质不高。如果说马列主义革命是伪革命，实为造反，三民主义革命就是低质革命，领导人、干部队伍、指导思想、革命过程都是低质的，结果更是不堪，其革命的成功开启了百余年的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至今未有穷期。

革命结果可以反证革命品质。如果革命成功之后，文明重续，制度重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展开新一轮盛世，这是高品质革命的特征。如果结果不佳，政治更黑、社会更乱、天翻地覆，至少说明革命品质很低。

民国不如春秋。春秋时代，虽然礼崩乐坏，颇有礼乐碎片，有以力假仁和尊王攘夷的霸主。民国既不能尊王道，任凭倒孔反儒、灭王悖道的恶潮泛滥成灾；又无力攘夷狄，甚至与北狄勾勾搭搭视之为政治同盟军，一再认贼作友；与东夷卿卿我我以之为革命根据地，直到引狼入室。

孙中山革命成功，是中国浩劫开始。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其实浩劫何止文革，何止百年，五四以来皆浩劫也。四九之后不用说，民国粉所向往的民国，何尝非浩劫哉。始而内乱不断，继而日寇入侵，继而两党逐鹿，无不攻城掠地，杀人盈城盈野。

“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中国辛亥革命，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国史大纲》）

但钱穆对孙中山推崇过度，对清朝贬斥过甚。论文化水平、儒化程度和政治品格，孙中山和国民党远不如清朝。于道统，清朝是偏离，虽然严重，毕竟在儒家框架内；孙中山则是脱离儒家道统而另辟三民主义蹊径。其革命成功所开启的持续百年至今未已的人道灾难，是清朝三百年望尘莫及的。

取代家天下君主制，当以君主立宪制最为合适，保留君主之名，追求宪政之实。故清末最为适宜的制度选择应该是君主立宪制，这是儒家可以开出来的一种良制，可以成为新礼制或新王道政治。儒家文化认可但并不局限于家天下君主制。在上古，曾开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此制落实主权在民，颇富民主色彩，被孔子和历代儒家视为最高政治理想。（详见《主权在民论》）在清末，又差点可出君主立宪制。可惜由于清廷的颟顸和孙党的激进而被迫中断。

孙中山发明的三民主义党国体制，不伦不类，建设无功，御寇无力，成事不足，成恶有余，最有利于恶人恶势力的成长和成功。其党国体制不仅远逊于君主立宪制，甚至不如日本天皇制即所谓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

中华文明绝于何时？或以为绝于崖山，或以为绝于崇祯。不知元清两朝，都能以儒立国，各有所长，都曾让西方惊艳。清朝之亡，中华文明才真正断绝。

集汉族主义、极权主义和邪教恐怖主义为一身的太平天国是典型的造反。孙中山却对之高度赞美，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孙中山将朱元璋与洪秀全相提并论说：“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

朱与洪，一尊孔一灭儒，一革命一造反，正邪之别彰明昭著，是朱非洪理所当然。这不是“以成功论豪杰”，而是以正邪论英雄。孙中山自己才是正邪不分地谬说。

受孙中山影响，蒋介石也同声高赞：“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1929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居然《禁止诬蔑太平天国》，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正名”为“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太平天国，还是马克思有眼光，直斥太平军为“魔鬼的化身”。《清史稿》评价洪秀全也比孙蒋靠谱些：“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或谓孙中山赞扬太平天国是革命的需要，只是手段和权道，即使不妥，可以理解。这类辩护纯属狡辩，没有意义。一个正人正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赞扬邪教，任何理由都不成立。革命事业与邪教造反天地悬殊，正义目标与邪恶手段绝不兼容。赞扬邪教，就非正义。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孙中山对洪杨帮的赞美，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从此历代暴君、屠夫、乱贼和邪教主纷纷大翻身。连残暴嗜血的黄巢、张献忠之流都被当做爱民如子的“农民革命领袖”来歌颂和崇拜。

第一流人崇拜孔孟，二三流人崇拜释老，或者崇拜柏拉图康德之类西哲，七八流人崇拜明星和金钱，只有最下流、最下贱的社会，才会流行盗贼崇拜。

秋风《反思辛亥：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一文，将孙中比拟为大禹、文王、周公等上古圣王，认为晚年孙中山先生思想中已经“形成清晰而坚定的道统自觉”，认为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承载道统。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抬举得太离谱。三民主义于道统不是承载，而是严重偏离，近乎背离—虽然背离的程度不如马学之甚。

三民主义有两大问题。首先，三民主义意味着三本，蕴藏着内在冲突，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就难以兼容。其次，民族民生民权都无主义的资格。民族主义是集体主义之一种，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可纳入民粹主义范畴。三民主义不仅与儒家格格不入，也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

民族民生民权当然都很重要，仁爱民族、重视民生、维护民权是政治三大要素和重心，然而它们本身不能主义化。敬天保民，顺天应人，两者缺一不可。三民主义只知民权民生，不知敬天顺天，彰明天道；只知顺应民意，不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三民主义不知自由的价值高于民主和平等，远不如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半斤八两。对于愚民暴民刁民，只有讨好之窝囊，毫无引导之力量。

钱穆认为三民主义是西方民主与中国传统的较好结合，事实恰恰相反，三民主义于西学是弃其精华得其糟粕，于中国传统精华则一无所得。儒家重视民生民族，但以仁为本；自由主义重视人权民权，但以自由为本。三民主义从儒家中取来民生民族，从自由主义中取来民权，然后将它们本位化，最根本的仁和自由却被抛弃了，就像秦法家从儒家中取来法却背弃礼一样。

儒家强调敬天保民，唯有敬天，才能真正地亲民、仁民、以民为本；唯有敬天，才能真正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真正地爱民爱族，做好民生民权工作。三民主义不知天命，不遵循大人之道和圣人之言，撇开天道信仰、王道原则和正德工作，把民族民生民权本位化，其民族之爱和对民生民权之重视都是无根的。

论文化品质和正义性，三民主义很低。其上无形上信仰，其内无道德根基，是一种无头的学说，介乎正邪之间。换言之，这个学说不中不西不好不坏。不坏，故可与传统、西方文化兼容并存；不好，借以捣乱或有余，用来建设却不行。故它占据宪位，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大陆时期乱象不断，台湾民主品质低下。

国民党的政治品质就是由三民主义的文化品质决定的。国民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既搞不定大陆，也搞不定台湾，只能欺负欺负孤儿寡母的清末小朝廷。清廷革掉儒家六君子的命之后，人心尽失，孤儿寡母，被孙蒋捡了个大便宜。这种便宜可一不可再也。

国民党之颟顸无能，根本原因就在于三民主义不行，不好不坏。不好，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大德君子；不坏，对于刁民暴徒没有吸引力。三民主义取代儒家道统成为指导思想，无异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必然上乱政治下乱社会，最易招致外寇培养内贼。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反而逢民之恶，纵民为恶，方便不良势力以民族、民生、民权的名义反政府反社会。在文化意义上，国民党对外是引狼入室，对内是养寇自毙。

注意，台湾民主化成功，并非三民主义的功劳，而是传统与西方文化架空三民主义的结果。蒋介石晚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让传统和儒家有所复兴，只可惜人亡政息，后继无人。后继者疏离儒家，局面又重新恶化。

民进党最热衷民权、自由、民生、经济等话题，这是民进党的制胜法宝，亦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有以启之也。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关心，必须关心，甚至不妨以此为大，但不能唯此，在维护民权、解决民生的同时，不能放弃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这方面国民党政府从陆到台都是失职的。

或问我对于蒋介石先生在思想上应该看待和定位，我的回答是杂家。蒋介石既信奉儒学，又信仰耶教，政治上尊崇的三民主义，本就是一种中西缠夹、古今夹杂的杂学。故此君学问无头，道德无根，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不上不下，不坏不好，不邪不正，枉称中正。这个评价也可以用在孙中山身上。比较而言，孙中山还不如蒋介石，更杂。

杂则乱，思想、理想、理念、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政治立场无不混乱。元首自乱，必然乱人乱家乱国乱世。民国乱象不断，政治杂乱无道，社会纷乱无章，根本原因在孙蒋身上。这两个杂七杂八的大杂家，思想言行太多不靠谱、不着调的地方了。

民国政治品质不高，就因为指导思想、制度设置、领导集团三方面都不好。其中指导思想又是关键。三民主义之文化无根，道德无源，执末遗本，似是而非，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上不能提供形上信仰，下不能保障自由价值，内不能培养道德君子，外无力批判歪理邪说，欲不沦为纯粹摆设，不可得也。

积善之国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国必有余殃。率兽食人，人不如兽，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反思文革更要反思五四，反思政治也应反思文化，反思马列主义也须反思三民主义。

孔子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三民主义仿佛乱苗之莠、乱乐之郑声，将它们“提升”为中华文化和道统的高度，难免乱义、乱信和乱德。

“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

但是，这句话确实说的不错。很多人因此说他有道统自觉，甚至把他当做道统传人。殊不知，道统不许虚谈，作为领袖，就必须将道统落实于宪法、政治和制度之中，让宪法成为儒宪，让政治成为德治，让制度成为礼制。

而孙中山对于道统，只是虚尊空谈了这么一句话而已。这句话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也没有什么真实表现和分量。

道统的赓续传承有两大标准，一必须是儒家圣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阳明，才能搴起道统大旗；二必须符合儒经义理和中道原则，如孔孟的仁义主义，程朱的天理主义，阳明的良知主义，都是中道主义。孙中山显然不达标。

把孙蒋当做道统传人，将三民主义视为“道统正传”，这是孙蒋不可承受之重，对三民主义和孙蒋是过度抬举，对道统和王道政治则是无意贬低。盖道统在上，圣贤在位，必能开出德治礼制王道政治来。

王道的政治品质和军事能力都是非常高的，不仅尊王攘夷而已。尊王攘夷是霸道，不能重建礼制，但能外攘夷狄，内安民众，故亦值得肯定。孙蒋论思想理论不敌马列，何来圣贤气象；论政治军事败于苏俄，哪有王道风范？离霸道都远着呢。

国人中很多人是一根筋、两极管思维。似乎反对苏俄，就必然要尊崇孙蒋；不尊孙蒋为圣，就是肯定日本之寇。殊不知，儒眼相看，苏俄固邪，日寇虽恶，孙蒋的正善度也很有限。若孙蒋真有圣贤风范，国府真是王道政府，苏俄日寇焉能如此猖獗？纵然猖獗，又焉能掀起如许大浪？

中华元首无疑应该信仰儒家，孙中山却信仰耶教，仅此一点，在精神上就自外于道统和中华了。受孙中山的影响，国党历任总统多信仰耶教，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或说孙蒋这么做是为了与世界接轨，获取美西支持。混扯也。希望他人支持不能以自伐根本为代价，这里来不得一点功利考量，元首信仰、践行儒家，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功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或谓孙蒋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在外有列强、内多盗贼的环境中求民族生存，而非关注道统、学统和王道。答：救亡有道，不能因此就忽略政治上敬天保民、维护人权的责任。推崇道统、接续学统和重建王道，是最根本的救亡图存、中华之道。倡导种种不良的主义，纵容反孔反儒恶潮，一切救亡图存的努力付诸东流，并导致内贼外寇越来越猖獗，进一步招来灭中华、亡天下的百年大祸。

或谓民国政治社会生态太差，孙中山和蒋介石先生已经尽心尽力，不能以王道标准苛责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此就把王道标准降低，就把民国推为王道政治，把孙蒋认作道统传人。春秋时期生态何尝不恶劣，齐桓晋文处境何尝不艰险，但孔孟并不因此就许齐桓晋文以王道。

东海多年前也曾将高度赞肯孙蒋，将民国与元明清并列为中华偏统。近几年来深入思考，感觉过于抬举。孙蒋信仰非道统，思想非儒家，政治非德治，制度非礼制，外不能攘夷，内不能剿匪；上不能敬天，下不能保民。民国君不君臣不臣，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家不家国不国。孙蒋之儒家范，民国之中华味，实在非常淡薄，实在不配为偏统地位，故黜退之。

百余年来，五四代表思想、政治的双重正确，五四迷信深入骨髓。国共两党都争做五四之子。事实上，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实为反传统、反圣贤、反中华的民粹主义运动。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邪说泛滥，群魔乱舞，招来北狄，招来东寇，招来内忧外患空前深重，人祸天灾无比惨烈。五四开始的文化逆淘汰，导致道德、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汰。

孙中山是不满意五四运动的。但他的不满意，不是反对五四，而是嫌学生们暴而不力，乱得不够。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之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孙中山对学生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这一则史料出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67页朱仲华的回忆文章《孙中山和上海五四运动》。

1920年1月某日中午，张国焘带领几个人在上海莫里哀路孙宅拜访孙中山。张国焘一行抱怨孙中山对学生运动不够重视。孙中山不屑地说：“你们学生搞示威游行，有个屁用啊？军阀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将你们搞定！依我看，我给你五百条枪，你们给我拉五百个不怕死的同学过来，一起干，怎么样？”这段史料出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上面两段史料，转引自冯学荣《五四运动的真面目》一文。）唯恐天下不乱啊。

太抬举孙中山，就无法清算五四，无法超越民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就无意中贬低了儒家圣王和道统，贬低了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2018-3-13余东海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