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沒有皇帝

宁鸣

一個民族必然是存在其獨有的一種民族內部所共有的個性，這種普遍的個性應當將其稱之為民族性。雖然我們在看待一個個人時絕不能令其共性大於個性，我是絕對反對將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胡亂歸入某個陣營的，是以也從未主動加入過某個陣營。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客觀存在的群族間的共性，即使偶有那麼一個兩個叛逆者。如魯迅先生所言之民族的劣根性，即算這個民主共性的一部分，只是大先生也不知經受了多少醜惡，致使他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度中國人。中國人是有惡意的，英國人也有之，法國人也有之，美利堅人也有之，宏都拉斯的人也有之，恰如中國人是有善意的，英國人也有之，法國人也有之，美利堅人也有之，宏都拉斯人也有之。面對這樣一個生我育我，令我愛之惜之的民族，我從來是不敢指責的，只是偶爾也該說說話。

中國的大部分人，以下簡稱中國人，當我們在談論一個群體時，下意識地將會以其中的大多數來代替整個群體，那勢必是要委屈那些生反骨的人了，誰讓人生來便在群體呢？這是沒得選的，人棄我我可棄人，國棄我我可棄國，可人生終究有些棄不得也棄不了的，除非我棄了我，只是誰又能棄了誰。那麼中國人彷彿一直有著這樣的品質，那就是不能缺了皇帝，不能缺了大大小小的權威，不能缺了生而在我之上的人，不能缺了凌駕所有人以及規則的人。彷彿權力的橫衝直撞是一件值得崇拜的事，且為自己的無能而憤憾。面對浩蕩而來的權力，好似除了『大丈夫當如是』，便是『彼可取而代之』，而較之這兩種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便顯得更為不堪了。從來沒有人想過這橫衝直撞的權力生來的原罪在哪裡，闖進了天安門的紅色政權與殺進午門的李闖王差別似乎不是那麼大，唯一的幸運或許就是一個沒守住山海關，而另一個卻跨過了鴨綠江，或許也是一種皇帝在進步的佐證，一代新帝勝舊皇。

政府永遠是人民的選擇，至少是大部分人民的選擇。所以對的中國的人民，萬萬不能有憐憫，這只是一種哀其怒其的悲哀，怒也不可太怒，不得聽評書落淚，大先生說不定也是氣性太大。中國人對於特權階級從來沒有過思考，批評也不過是源於連湯都沒得喝著，所有的憤怒也只不過是一種嫉妒與羨慕。一旦在西裝革履的先生同志們屁股後頭舔著了些許東西，便立馬換了腔調，便立馬以自己的階級利益為重，便立馬轉嫉羨為自豪，轉憤慨為驕傲。這樣的中國人轟走了宣統也少不了袁大頭，袁張等人走了又來了蔣毛。倘遇著中山先生，也只能落一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下場。也只有在時運皆全之時才出了個經國先生，但台灣終是台灣，共和國也成不了民國。

社會主義的皇帝知道不能住紫禁城了，於是換了個小一號的中南海；知道不能住避暑山莊了，於是找那了個次一級的北戴河；知道不能去天壇了，於是建了個新一點的大會堂；知道不能立年號了，於是起了個紅一點的新時代，只是加諡號的時候未免早了些，可不是個好兆頭。這一百多年來大情亡了，鬼子回了，匪軍跑了，他們說人民當家了，人民作主了。但人民對待權力的態度與一百多年前似乎區別不算太大，『大丈夫當如是』的人在捧著臭腳，或許希冀著能有成為臭水溝裡最臭的那條魚的一天；『彼可取而代之』的人造了反，結果卻是灰溜溜地跑去美洲大陸招搖撞騙為人笑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人則成了盡說些屁話的人，總有一天成了民粹，成了無能無用只能放幾個不臭不響的屁的人，屁都放不臭豈非屁的恥辱。

或許還得需些時日，如美軍解放阿富汗式地解放中國人，結局只能如阿一般。民族的自由從不能靠外來的解放，能依靠的只能是自我的救贖。而中國人的自我救贖路還有些長，長到看不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