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号-民主墙 宁鸣简介 宁鸣文章检索

 

 

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沒有皇帝

 

宁鸣

 

一個民族必然是存在其獨有的一種民族內部所共有的個性,這種普遍的個性應當將其稱之為民族性。雖然我們在看待一個個人時絕不能令其共性大於個性,我是絕對反對將一個獨立存在的個體胡亂歸入某個陣營的,是以也從未主動加入過某個陣營。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客觀存在的群族間的共性,即使偶有那麼一個兩個叛逆者。如魯迅先生所言之民族的劣根性,即算這個民主共性的一部分,只是大先生也不知經受了多少醜惡,致使他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度中國人。中國人是有惡意的,英國人也有之,法國人也有之,美利堅人也有之,宏都拉斯的人也有之,恰如中國人是有善意的,英國人也有之,法國人也有之,美利堅人也有之,宏都拉斯人也有之。面對這樣一個生我育我,令我愛之惜之的民族,我從來是不敢指責的,只是偶爾也該說說話。

中國的大部分人,以下簡稱中國人,當我們在談論一個群體時,下意識地將會以其中的大多數來代替整個群體,那勢必是要委屈那些生反骨的人了,誰讓人生來便在群體呢?這是沒得選的,人棄我我可棄人,國棄我我可棄國,可人生終究有些棄不得也棄不了的,除非我棄了我,只是誰又能棄了誰。那麼中國人彷彿一直有著這樣的品質,那就是不能缺了皇帝,不能缺了大大小小的權威,不能缺了生而在我之上的人,不能缺了凌駕所有人以及規則的人。彷彿權力的橫衝直撞是一件值得崇拜的事,且為自己的無能而憤憾。面對浩蕩而來的權力,好似除了『大丈夫當如是』,便是『彼可取而代之』,而較之這兩種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便顯得更為不堪了。從來沒有人想過這橫衝直撞的權力生來的原罪在哪裡,闖進了天安門的紅色政權與殺進午門的李闖王差別似乎不是那麼大,唯一的幸運或許就是一個沒守住山海關,而另一個卻跨過了鴨綠江,或許也是一種皇帝在進步的佐證,一代新帝勝舊皇。

政府永遠是人民的選擇,至少是大部分人民的選擇。所以對的中國的人民,萬萬不能有憐憫,這只是一種哀其怒其的悲哀,怒也不可太怒,不得聽評書落淚,大先生說不定也是氣性太大。中國人對於特權階級從來沒有過思考,批評也不過是源於連湯都沒得喝著,所有的憤怒也只不過是一種嫉妒與羨慕。一旦在西裝革履的先生同志們屁股後頭舔著了些許東西,便立馬換了腔調,便立馬以自己的階級利益為重,便立馬轉嫉羨為自豪,轉憤慨為驕傲。這樣的中國人轟走了宣統也少不了袁大頭,袁張等人走了又來了蔣毛。倘遇著中山先生,也只能落一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下場。也只有在時運皆全之時才出了個經國先生,但台灣終是台灣,共和國也成不了民國。

社會主義的皇帝知道不能住紫禁城了,於是換了個小一號的中南海;知道不能住避暑山莊了,於是找那了個次一級的北戴河;知道不能去天壇了,於是建了個新一點的大會堂;知道不能立年號了,於是起了個紅一點的新時代,只是加諡號的時候未免早了些,可不是個好兆頭。這一百多年來大情亡了,鬼子回了,匪軍跑了,他們說人民當家了,人民作主了。但人民對待權力的態度與一百多年前似乎區別不算太大,『大丈夫當如是』的人在捧著臭腳,或許希冀著能有成為臭水溝裡最臭的那條魚的一天;『彼可取而代之』的人造了反,結果卻是灰溜溜地跑去美洲大陸招搖撞騙為人笑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人則成了盡說些屁話的人,總有一天成了民粹,成了無能無用只能放幾個不臭不響的屁的人,屁都放不臭豈非屁的恥辱。

或許還得需些時日,如美軍解放阿富汗式地解放中國人,結局只能如阿一般。民族的自由從不能靠外來的解放,能依靠的只能是自我的救贖。而中國人的自我救贖路還有些長,長到看不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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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宁鸣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3月19日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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