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宙学看华人与科学的距离

关敏

一，古希腊的宇宙学

古希腊人非常清楚大地上是球形的，其根据非常充分。

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610～546 BC.)提出月亮的光是对太阳光的反射，太阳是一团火。中国是在西汉时代的《周髀算经》中提出类似的说法，“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

提出大地是球体的第一人乃是古希腊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球是最完善的几何体，所以，地是球形；宇宙是一个包括各种天体的大圆球，中心有一个火球，圆形的太阳和大地绕中心火球作均匀圆周运动。

赫拉克利德（公元前388-315年）发现了金星与水星都环绕太阳而旋转，并且采取了地球每24小时绕着它自己的轴线转动一周的见解。他提出了地是球体的证据：在海边看归船，总是先看见桅杆，然后船体才慢慢升上来。远去的船只则反过来。于是他想：如果大地真是坦荡如砥，那么就不该出现这种现像，远去的船只应该是逐渐变小，不会如此一截截地消失。这种现像只能以大地是球体来解释。他接着想到用月蚀来验证这一假设，果然发现月蚀时月面上的阴影是球形的。他不但证明了自己的假设，而且首次合理解释了月蚀发生的原因。

希腊人欧诺比德发现了黄道的斜度，明白了太阳比地球大得多，这一事实否认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萨摩的亚里士达克（Aristarchus，前310～前230）比哥白尼早一千多年提出“太阳中心说”，即一切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以圆形在环绕着太阳旋转，并且地球每24小时绕着自己的轴自转一周。他第一个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并正确提出地球的面积小于太阳，他还测出了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阿几米德在他写给叙拉古的国王葛伦的信里说，亚里士达克写成了“一部书，其中包括着某些假说”；“他的假说是说恒星和太阳不动，地球则沿着圆周而环绕太阳旋转，太阳位于轨道的中间”。

公元前3世纪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前275-前194）著有《地理学》、《对地球大小的修正》等重要著作，建立了较完备的地理学知识体系。他对地球的周长进行了科学测定。他根据夏至日正午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尼罗河中游昔恩尼（在北回归线上今天叫阿斯旺的地方）两地日影的差异，他测量出在亚历山大亚的地方太阳光线和天顶（就是垂直地面的法线）夹角是7.2度，昔恩尼是0度。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39690公里，与现今测得的准确数值40075.13公里十分接近，其测出的地球周长只比今测赤道周长少385.13公里。同时，埃拉托色尼也是首先使用“地理学”名称的人，从此代替传统的“地方志”，写成了三卷专著。书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和海陆分布，并将地球划分五大气候带。埃拉托色尼还用经纬网绘制地图，最早把物理学的原理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数理地理学。他还提出了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世界各大洋互相连接为一体的学说，同时是最早提出向西航行就有可能抵达亚洲东部的人。他还把潮汐的涨落归因于月球的影响。

希巴古（Hipparchus，前190～前120）是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三角学的人，作为“方位天文学之父”他发明了“天文数”概念，发现了岁差现象，编著作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记载850个恒星的星表，并测定了上千座恒星的亮度并注出了它们的经纬度；算出月球直径及其与地球距离的近似值。他计算了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并根据日月的变化计算出了一回归年为365.2467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365.2422日），一朔望月为 29.5306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 29.530589日），其误差不超过一秒。他采用了并改进了亚婆罗尼（鼎盛期约当公元前220年）所创造的周转圆的理论；这种学说发展到后来便以托勒密的体系而知名。

后世最负名望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创立的地球中心说，主张：地球处于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均环绕地球运行。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并代表希腊天文学和宇宙学思想的顶峰。在以后近两千年内，托勒密学说被奉为天文学的“圣经”。

二，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就是“天圆地方”

中国古人白天看到：水成平面。水往低处流，最后形成平面。由此有人想象大地是平的。 古人晚上看到：“斗转星移”。北斗星围绕北极星转，二十八星宿从角宿开始，一个接一个穿过中天，最后是轸宿，接着又回到角宿，说明在作圆周运动。这就使人想到，天是圆形的。因此，古人认为：天好像一个穹顶，盖在地上，大地是方形的。而张衡的天地像鸡蛋的比喻，仍然认为大地是平的。一直到了清代，中国人都相信大地上球形的。

中国古代宇宙论有盖天、浑天、昼夜、听天、穹天、安天、平天之说。主要为盖天、浑天两家。

1.盖天说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局” （《晋书.天文志》）； “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似圆履，地以方载” （《尚书纬.考灵曜》）。古人不仅认为天圆地方，并且确定天与地的距离为八万里。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还进一步确定大地是一个每边81万里的正方形（事实上地球周长约4万公里，故毛诗曰“坐地日行八万里”）。

盖天说认为大地不动，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随天穹在旋转。盖天说有几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圆形的天穹如何盖方形的大地？（北京的天坛和地坛），一个圆形的，一个方形的，二者如何衔接？对此，孔子的学生曾参也曾心存疑惑：“天圆而地方，则四角之不"R（掩）也”。是啊，反之亦然：圆形的锅，配方形的盖，能不漏气吗？听从圣人之言，曾参借孔子的话自圆其说：“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这样就把一个物理学难题，让天地之道的哲学思辨给忽悠过去了，这一忽悠就是两千年。

为何天穹斜着盖大地？古人认为北极星是天的中心，这是从黄河流域观测到的结果，北极星与大地有36度倾角，所以天中心倾斜于大地。

天盖为啥不掉下来？大地象棋盘，为啥却向东南倾斜？对此有八根柱子撑着天，一根让共工撞断了的说法。可是，另外七根又在什么地方呢？

2.浑天说

张衡（78-139）向盖天说提出挑战，在《浑天仪》中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

张衡的浑天说把大地比作蛋黄，向大地是球形走近一步。可在《灵宪》中又说：“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正。”大地又变成平的，向盖天说作了妥协。

浑天说不能解释：若大地似球形蛋黄，则水平面也应该是球形的。这与水成平面的直观印象不一致。因此浑天说大地是蛋黄，水面却是平的，显然不和谐。

蛋黄形大地为何悬于空中而不下落？这是问题的要害。有人解释为天球内盛满水，地浮在水上。唐代诗人扬炯在《浑天赋》中写道：“天如倚盖，地若浮舟”。把大地比作船浮在水面上，虽解决了大地不下沉问题，可浮在水上的大地为什么不与“天壳”碰撞，是什么力量“系”住这艘大船，浑天说难以回答。

既然天球下半部盛满水，那么太阳运转到水平线以下，就要穿水而过了。但是，解释一切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水克火，太阳是火，穿过水时，水岂不把太阳给灭了？这又不和谐。

三.国人的思维与科学无缘

由于中国官方禁止人们探索宇宙，中国只能沉醉在直观的“天圆地方”中无法产生宇宙科学。西汉的《淮南子》，既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又说，“燕雀”见“风皇（凤凰）”在高天飞翔，鄙夷不屑，以为还不如自己在“宇宙”即低矮的屋宇梁栋之间自得地飞来飞去。这里的“宇宙”指建筑。这样狭隘的视野，怎能产生科学的宇宙观？

中国的宇宙学“理论框架”是“天圆地方”，天似穹窿，笼罩四野，如蒙古包一样悬挂在方方的地面上。天空既然是蒙古包，那高度就不是一样的。极而言之，到了天尽头的天地相接处，那高度不就为零了么？南北朝时代僧一行等人却用勾股定理测量起天高来。僧一行在同一经度不同纬度同时测量日中的竿影，便能据此算出天的高度来！他们算出了子午线长度，自己却不知道，世上再没比这可笑的事了；而且误差大得不得了，跟古希腊人算出来的地球周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人一直以为“天圆地方”。大地是个方方棋盘，大地四周和下面都是水，大地之所以未被水淹，是因为鳌托着它，因此，中国人视鳌为神，特别崇拜鳌，由此而崇拜鳌的兄弟们——乌龟王八。华人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甲就是乌龟壳。而所谓“天空”，就是一个空心的“天球”。诸天体就嵌在这球面，天球转动，于是便有晨昏。这就是所谓“浑天说”。国内小册子吹到天上去的张衡制作出来的“浑天仪”就是根据这一“基本理论”造出来的。任何人都会想到，如果天空真的是个包着方方的“地盘”的空心球，那“地盘”就必然是悬浮在空中的，毫无任何支柱，否则那“天球”就绝不会转动。

古人看到重物下落，又认为天有形，有形就会有重量，有重量就会下坠。杞人因此就忧愁天会塌下来，结果成了中国人的笑柄——“杞国无事忧天倾”。杞人不会象希腊人去推理、去计算；古中国人连杞人好奇心都肆意攻击，当然不会去研究大自然，不会有科学。荀子对此评论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这样的思维，还能引起对自然的思索吗？此外，王充以“元气呼吸，随日盛衰”来解释潮汐周期；宋应星则阴阳的相生相克在解释火药的爆炸。总之，一句万能的“阴阳之化”给以了断，没有人再去思考为什么了。


这样的思维方式，能一步一步推出科学的理论吗？不可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使中国人深信不疑。郑和庞大的船队总在海岸线附近航行，不敢到远离大陆的海洋处航行，他们怕被无边无际的海洋吞没。有人说：他们没有确定航向的能力，所以，不能像葡萄牙西班牙人远洋航行。明末的传教士试图向中国天文学家们介绍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时，惊奇地发现他们毫无兴趣。

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是天文历算的实际功用，天文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确定24节气是下个阴历年的哪几天就行了。

古希腊人的历法非常精确，古代最合理的置闰方法是默冬周期，即19年7闰的规则，是由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提出的。公元前383年开始执行此历法。

而中国张衡（78-139）的“浑天说”不可能定出太阳历来，只能订出所谓“阴历”，也就是月亮历那种原始历法。24节气还要专门测定是哪一天后再写在“皇历”里，对农业国来说简直是罪过。

中国的农历元旦，是汤若望等确立的。明末使用的历法《大统历》误差太大，会导致夏天过春节；汤若望、庞迪我等修订之“崇祯新历”。清政府上台后，继续由汤若望修订历法，叫《时宪历》。

中国的儒家代表人物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

中国人的巫术思维方式，封闭自大，总以为天下第一（巫术的狂妄），而且汉人竟然用“世界中心之国”的“中国”来称自己，多么妄尊自大和无知变态！

中国人的聪明仅限与权谋下的投机取巧而已，这种权谋文化体系不仅降低了中国人的能力(包括智商)，并通过多少代的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导致中国人缺乏一种天然的对世界的洞察力。鲁迅曾说过，柳下惠和他弟弟看到麦芽糖，一个说“可以养生”，一个说“可以粘开门闩偷盗”。中国人的聪明就是这样——只会耍滑头，却无大智慧。这样的人格，也就决定了远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