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种族歧视的恐惧，渗透到了纽西兰
付强
我，付强，牡丹江人。我们家是满洲镶黄旗的满族人，富察氏，大跃进时被政府改成了漢族。当时共产党是要大大消弱少数民族增加汉化，因为少数民族被认为是贫穷落后愚昧的。
我的曾祖父（我的祖母的父亲）曾经是满洲国的一个村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白天挨批斗，晚上关进牛棚，罪名是汉奸、历史反革命，不给吃喝，也不許家人探望。有些日子，我的祖母让我的爸爸和二叔，从自家出发，沿着鐵路線走上七八個小時，去曾祖父的村裏，偷偷的爬進牛棚，送吃喝給他。由于缺少吃喝和医疗，曾祖父很快就死于那场浩劫。留下了曾祖母，独孤的哭到80多岁离世。
我的奶奶當時是工人在“紫云小学”的校办工厂，做衛生球和去污粉，有很大的化学污染。我的爺爺年輕時候是日本军队的马夫，懂日语，1949之后被迫參加韩战，作为幸存的炮灰，战后到了牡丹江化工机械工廠當了工人。因为战争留下了很严重的恐惧症，经常发病，時而驚恐怪叫，時而神智不清，不認得家人了。
爷爷奶奶生了8个孩子，夭折了2个，因为缺少食品和保健。父親为了吃饭，也當了兵，转役后成了鐵路公安處的警察，直到退休。我的母親是電視機廠的工人，直到退休。
我的童年就在奶奶打工的那所小學校，经常和同学们去做工，疊纸盒，裝衛生球，冒着刺鼻的化学污染。小學毕业時沒有送礼給老師，就被分配到了一所很低级很混乱的中學，缺少教师，经常有流氓来打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师范学院，获得了大专学历。1996年毕业找工作，送钱2000元給關系户，進了煤氣公司，获得月薪155元。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黑暗、腐败。
因爲工資太低，我就開了出租車三年多。那时三天兩頭的被交警罚款，每次看到那些執法部門的人員，都要停止心跳，恐惧他們的扣車、罰款、收费，停止营业好幾天沒有收入，還要託關系送錢、请吃饭，才能放車。當時的交警，有罰款的指標任務，專門的處罰營運車輛。而我当時驾车一整天的車，不舍得花時間去吃飯，就痛恨共产党怎麼会豢养這些虎狼，专门魚肉老百姓？
我的妻子是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的鋼琴老師在一家私校，是一個基督徒，在當地的教堂舉行了婚禮。因此，我们在身邊的朋友中，很受歧视。结婚前后，为了能有时间陪伴她，我结束了出租车的工作，到了牡丹江市政建設工程處開車，計劃着離開那個齷齪的地方，去洁净的新西蘭留學，但是不幸被拒籤了。
2002年时我妻子第一次怀孕，不幸流产了，由于医疗事故，落下后遗症：子宫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每到月经期都要疼得翻来覆去，挺不住了还去医院打的止疼针。幸运的是2004年，妻子顺利生下了儿子，由于哺乳，大大的缓解了病情。医师说，如果隔幾年再生個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痊愈。
为了想生二胎，我们找公安局的关系，把户口的汉族改回了满族。但是共产党实行残酷的計劃生育，我們是事业单位的，如果要生二胎，医院不给证明，街道不給戶口，单位开除职位...共产党根本不拿老百姓当人看，比对待动物还狠毒，剥夺了老百姓的人权，剥夺了最天然的生育权！
就这样过了几年，我的太太一直不敢生二胎，导致病情嚴重了，每次例假都要疼得死去活来，最後在2012年，医师决定要做摘除子宮的手术。她刚过30岁，就要永遠的失去再做母親的權利，眼淚像噴泉。我不停的安慰她，并在醫院獻血，換取她的手術用血。
那时我们很穷，家里没有积蓄，我已經下崗，所在单位的國有資產賤賣，肥了領導個人。被迫下岗的工友们，天天去上訪，没有结果，还要被警察抓捕、关押、训诫。他们幹了一輩子的工人，付出了自己的青春血汗淚水，一下子没有了打工挣钱的單位，生计维艰誰來管？共产党就是像甩包袱一样把多少工人推向了社会这个大海里，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
我還算年輕，在妻子出院后，回家开办了自己的钢琴学校。她负责授课，我負責经营。剛開始，各個管理部門都来敲诈勒索，最厉害的是消防部門，要罰款幾萬元。我就找到關系，送钱幾千元，完事。后来學校搬遷到了新校區，消防科又來两个人，找理由要罚款20,000元。我又託關系给了每人1000元，完事。我們的民办学校许可证更换地址，教育局的主管不辦，我送钱500元，才得到盖章。还有民政局又卡住了许可证，我又送钱1000元，还請吃飯。新校舍装修，城管队又来了，直接抢走了运沙的小推车，叫我去城管局接受处罚。我先去讲道理，得知要经过他们的各种审批，交钱很多才可以装修了。我只好找关系，送了一些钱和酒，获得了批准可以装修了，但是小推车却被“丢失”了...
在经营钢琴学校成功的同时，2014年左右，我们又申請來新西蘭，又被拒籤了。我想這是命運在捉弄人啊？爲了生存，我還要在這裏忍受壓迫，強忍着惡心，花錢打点買平安，向各部門，他们都是共产党豢养的狗，专咬老百姓。
后来，我们加盟了連鎖品牌的“周菲鋼琴教育”和“辛巴星钢琴教育”，開創了黑龍江第一家辛巴星鋼琴教學，並努力帮助了其他老师開辦了辛巴星鋼琴學校在哈爾濱、牡丹江、绥芬河、东宁等多地。後期。辛巴星總部又成立了羅米斯教育諮詢有限公司，邀请我在牡丹江开设分公司，負責业务在吉林省和黑龍江省。
其后兩年，我经营成功了，并能擔保我兒子來新西蘭讀書，由我妻子陪伴。幸运的她，到了纽西兰就得到一份职位在一家钢琴学校，我也能来纽西蘭与妻儿團聚。2019底，我返乡出售房产，未果，却总遇见共产党的执法者们还是那么粗暴凶狠的对待老百姓，赶紧在2020年元旦返回纽西兰。然而，令人恐惧的COVID瘟疫，也追到了纽西兰！
有幸，我认识了民运人士贾阔、刘军、丁强、徐文、陈维健...等，还有刘军、丁海江、白忠宇、红梅...等满洲同胞，参加了民主行动，探望了7.21惨祸幸存者余洪明先生，得知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幕事件，让我更加恐惧。共产党的迫害，不仅对我们满族，还对藏族，维族，蒙古族，香港族...甚至缅甸族！看看纽西兰的毛利人多么幸福，享受着土地红利，有自己的毛利党，维护自己民族的权利。而我们满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大满洲，成了亡国奴，被歧视，被汉化，忘记了自己祖传的语言、文字和宗教。
因为我们满族的祖先信仰藏传佛教，所以我遇到了藏人之后，特别是Whangarei的老喇嘛80岁的桑杰廷磊，感到了天然的亲切，他从1959年开始，流亡了60多年，就像我的曾祖父、祖父一样的慈祥和蔼，谆谆教诲我们要搞好各种族之间的平等和谐。我敬仰他们，能够理解他们被汉人共产党歧视迫害的悲惨，还有比他们更悲惨的维吾尔人，深深的同情他们。
当我站在纽西兰国旗下面，才感到了享有人权的尊严，并为藏人维人呼吁反迫害反歧视。然而，那些共产党的孩子们，又来到我们的面前，举起血腥的五星旗，凶狠的辱骂我们是“穷鬼！叛国者！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彻底摆脱五星红旗的恐惧？为什么逃到了纽西兰还要面对这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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