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

叶家林

北春编者按语：这是一份被中共打成历史反革命家属的申诉材料，遭遇令人同情，但这样一个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在申诉书中却指责揭发他人反共反政府，令人不胜唏嘘。相信这样一种心智昏乱的人在中国不在少数。但既是一封寄到北春的公开信，“民主墙”作为一个民众的申诉与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的平台，还是给予刊出。

尊敬的王岐山同志：
    您好！1938年时我父亲参加了福建省政府从福州迁往南平前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不久就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结束后，继续务农，在村农会当理事长。1949年来上海当工人，1959年被查出是国民党，被管制3年。管制期间，父亲只有生活费，又正值三年人祸时期，家庭生活非常悲惨，祖母在家乡病饿而死。父亲向厂里申请补助，得到回答的是：“工人还没有补助，历史反革命还想要补助！”遭到拒绝。母亲没有工作，为了养活我们，经常去卖血。我们为了生活从小就剥橡皮、拆纱头、挖野菜……。我们由于从小营养不良，个子瘦小，因为家庭出身，经常被欺负，我的父亲高大，在上海市第一届工人运动会获得过游泳赛银牌，银牌至今还在，但是他从来不敢为我们被欺负而与人家论理。

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工作的厂放映电影，父亲只买了一张票给我看。还没有到放映时间，许多孩子很兴奋地聚在厂食堂门外空地上玩耍，一个在厂食堂门口的收票的工人揪着我的头发打我，有人看不下去了，指责他打小孩，他说：“反革命子弟，打了怎么样！”，后来有人去叫我母亲，母亲把我抱回家，父亲只能唉声叹气。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们从小就在被迫害、欺压、侮辱和苦难中成长。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批斗，还有组织来抄我们这个贫穷破烂不堪的家。弟弟的班级里发现一张反毛的纸条，工宣队把弟弟叫去问话，还打弟弟。后来查出来是一位女同学写的。我是67届（老三届），1964年我考进重点中学父母很高兴，对我说：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一个科学家，家庭再困难也要让我读大学。这就是“希望”。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成了封、资、不读了，老师被批斗，父亲是国民党历史反革命被批斗，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我也不去学校了，听说学校里有几个老师自杀了，我们的英语老师也卧轨自杀了。整天提心吊胆，就连我们这个破家都有人来抄。1968年分配工作，四个面向，因为家庭出身国民党，只能去上山下乡，白天门口敲锣打鼓，夜里老师带着红卫兵在家里通宵达旦做“思想工作”，由于生活困难，楼上租给人家，全家6口人住在一楼，父亲蒙在被里，话都不敢说，第二天还要上班做繁重危险的装卸工作。无奈之下，只能答应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人家上山下乡是因为革命，而我上山下乡是因为反革命。由于出身不好，我深深地感到前途一片黑暗。后来万寿无疆死了，邓小平执政，我们才能回到上海，家庭还是非常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82年全家7口人同心协力借了钱把年年进潮水，破烂不堪的房子翻造成带4层阁的三层楼房。后来两位妹妹出嫁，我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弟弟虽然有女朋友但是没有结婚。

2000年，我们这里动迁，我们还不如人家房子还没有我父亲一个人居住的面积大，人口比我们少所安置的房子比我们多，而且还有安置过的，老人也是一人一套。动迁人员当着我父亲的面威胁我们:“国民党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消灭了，你们和共产党搞什么！”还用“64北京大学生都被共产党镇压了”“法轮功都被共产党镇压了”来威胁我。我和他们谈话都是笑嘻嘻的。一位动迁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后面有政府、有国家”，我回答说：“你们后面的政府也是我的政府，你后面的国家也是我的国家。”他说：“我们代表政府、代表国家”我只能无言以对。2003年杨浦区政府也代表他们强拆强迁了我家，父亲非常悲愤，到老了还要受侮辱欺压迫害，一年半后，他在绝望中猝然去世。动迁组里发生多次打人事件，我们这里有许多被动迁户也组织起来和动迁组斗，甚至在法院里外都吵打起来。他们叫我参加他们的团体，我没有参加，也没有去上访。这个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里有的领导人在2006年就安置在比杨浦区政府还要好的地段，地段面积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原拆原还的要求。但是这些造反派的后代、红卫兵出身的草根政治家军事家领导人，继续发展领导更多的人进行更加强烈的反共反国反政府活动，在互联网上发表大量反共反国反政府檄文，抵制北京奥运会，号召支持歌颂屠杀警察，支持颠覆国家，在闹市聚众呼啸“打倒法西斯！打倒共产党！”……。在这些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被超常人安置的时候，我们家庭却被这些干部迫害，我讨好这些干部，还帮他们做事，我们的要求比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要求低的多，这些也是造反派的后代、红卫兵出身的干部不给我们家庭安置，他们还要嘲讽侮辱迫害我们家庭，我只能忍气吞声。

有个干部指着街道办事处对面的大楼说：“我以后把对面大楼里的人强迁掉，把这个大楼分给你。”我心里很清楚他在嘲弄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只好说：“这个大楼分给我，一半是你的。”我不闹事、不上访，和他谈话时都是笑嘻嘻的，有一次他问我：“你有神经病吗？”我回答：“我没有神经病”，他说：“有神经病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神经病”，我只好笑嘻嘻地反问他：“那么你有神经病吗？”，他尴尬地笑了起来，到底谁是精神病！他回答是或否，他都得把自己当精神病患者。就是这么一个思维逻辑相悖的干部，还是警察身份，调来当化解办负责人，他把一些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安置好以后，又回公安局了。两年后，他升官调到我们大桥街道当政法委书记，我还是非常尊重他。

2014年10月长假期间，我发现了我们这里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向全世界呼吁发表的大量的反共反国反政府檄文，把小标题下载打印了给他看，他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承认其中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是他安置好的。我问他：“他们反共反国反政府都安置好了，我们没有参加反共反国家、不去上访，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家庭安置好？”他竟然回答：“你知道他们被拘留过几次？”我以为他们反共反国家被拘留过几次，就说：“你拘留我50天，不要任何理由，把我家安置好。”后来我查过这些我所认识的安置好的反共反国反政府成员没有一个因为反共反国反政府而被拘留过。

这些比二臣贼子还要二的二货干部庇护支持这些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还能升官。这些吃党和国家的饭、拿党和国家的高工资、享受党和国家的高福利的二货干部不仅仅是迫害侮辱了我们，也严重地侮辱了党和国家，还有政府 、警察……。我们不去上访，辛辛苦苦养育孩子，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我弟弟工作到厂政策性倒闭每月只有100元的生活费都被扣达5年之久，还要说我反党反政府，会教育出反革命，我又没有闹事，要我妻子签名我是“神经病”，我的儿子在受教育读书的时代不给报户口，人家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生二胎，人家敢于参加反共反国反政府活动，敢于闹事，当年就报好户口，就是不给我儿子报户口，连有的考试都不能参加。

人家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在积极反共反国反政府的时候，我女儿年年获得优秀共青团员称号，还不如那些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人家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家庭有低保、维稳费、房租、补助……安置在杨浦区好地段的商品房，甚至一人一套好地段两室一厅，几乎没有人为我们关说，只有落井下石，我们被强拆强迁至今快14年了还没有安置，还要被这些二货干部侮辱、嘲讽、迫害。这些二货干部不要太混蛋，越是老实，越是欺压，手段越狠，2007年7月，我带两个还是少年儿童的孩子到街道化解办，化解办的负责人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把小孩带到这里来，是反党反政府！”，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我们出身国民党家庭，在政治方面是低能懦夫，几十年几代人受尽迫害侮辱欺压，过着苦难生活，现在发展到家庭遭到严重破坏，妻子子女认为我无能，连吸毒人员，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成员都不如。因此有许多人指责、煽动我“你也拿汽油去！”“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反共产党！”“为什么你不去反共产党！”“你也去反共产党！”……，其中包括朋友、同学、共产党员、警察。
   

尊敬的王书记，我曾经给您和其他领导干部写过挂号信，但是都没有回音。我不得已通过互联网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您揭露这里反共反国反政府团体和二货干部的嘴脸真相。我没有说假话，我讲的都是事实，是经得起调查验证的。领袖习主席曾经说过2000万苏联共产党员在苏联亡党亡国的时候无一是男儿，您看看，我们这里这些二货干部党员还有没有政治规矩、还是不是共产党的男儿了？此致
    敬礼！
祝您健康
工作顺利
上海市民叶家林
2017年3月6日
电话13122708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