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年维权經历
我60年来是怎样与給我強加三个錯案作殊死斗爭的
叶 孝 刚
我解放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浙江中苏友好协会教俄语、兼做翻译，1955年肃反，诬我是三青团员，我坚决否认，为此，我被捕关押审査一年，而后恢复工作。接着，中共整风，领导动员我給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提了‘肃反逮捕关押审查我一年是冤枉的’ 的意见，1957年开展反右斗爭，又诬我攻击肃反运动、给我戴上反党右派帽子，我申辩说，我是解放后考入大学的，是党一手培育成才的，是不可能反党的，又诬我不认罪錯，对抗领导，再給我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23年，1980年党和政府给我纠錯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但沒有给我作岀‘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的整体结论，沒有否定我的整个錯案，同时，沒有发还我蒙冤期间被扣的工资。
一
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我自认为，我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党（中共）领导的反飢饿、反压迫、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自己是中共一手培育成才的，我教学岀色、译作频岀，深得公众好评，肃反与我无涉，我是笃定泰山的。
不料，校领导公开点名，要求我交代重大历史问题。我认为肃反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其性质肯定是反革命的。我的历史我自己最清楚，我认定这是捏造罪名，政治陷害，于是，我与校领导纠缠较勁，唇枪舌剑，沒完沒了。1955年9月27日，公安机关逮捕了我。我到了看守所，大叫冤枉，说是揑造罪名，政治陷害。审者给我岀示检举材料：我的初中同学李久欽揭发、检举我集体参加三青团。我当即表示：1.班级集体参加三青团，我知道，但我生病沒有参加：2. 我提供证人，请求调查核实；3. 即使集体参加三青团，也不是重大历史问题，其性质也不是反革命的······
监禁近年，得岀肃反结论：即使是三青团员，也不是反革命；恢复工作，工资补发；是不是三青团员，待后继续审查。我终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真是高兴极了。
二
恢复工作不久，中共开展整风，我给党提了‘肃反逮捕我关押审査一年是冤枉的’ 和‘关押一年，我吃尽苦头；补发工资，国家也遭受损失；真是劳命伤财！’的意见。
反右斗爭时，诬我攻击肃反运动，將我打成右派，但我与之針锋相对，据理反驳。诬我翻三青团员的案，我不曾参加过三青团，不曾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肃反也沒有定过我三青团员的案，何来翻三青团员的案？诬我攻击肃反运动，单位冤枉我隐瞞重大历史问题，报请批捕，肃反机关审査结果还我清白，给我恢复工作，补发工资，我怎么会攻击肃反运动？诬我与中央右派罗隆基共鸣，现实生活中冤假錯案实在太多了，我赞同罗隆基意见，‘成立平反委员会’， 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手持纠錯改正决定书，无需赘述）。
真理在握、视死如归的人胆子最大，人贴我一张大字报，我回敬两张，像对联似的，结果我被屈打成极右分子，并遭到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的处分，但最终党和政府还得给我纠錯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
三
党和政府公开宣布，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和判刑劳改是有原则区别的，可我（们）是在前后有架着机槍的警车押送下离开美丽的杭州的，车到劳改农场，即刻失去人身自由，与劳改犯为伍，被称为劳教犯，我真是大惑不解，见了管教队长，就接两连三地发问：
最高行政处分送劳动教养怎么可以用机槍押送？
首都北京称呼送劳动教养的人为劳动教养人员，省城杭州称呼送劳动教养的人为劳动教养分子，到了劳改农场怎么能称呼为劳教犯？！
怎么可以沒有經过‘公安侦査，检察起诉，法院判决’ 的法定程序，就剝夺我（们）的人身自由？
······
管教队长毫不理睬，怒目相视，他声色俱厉地告诫我（们），这里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我（们）知道，这里不讲道理，不讲政策，不讲法律，不讲人道，剝夺人身自由，生命得不到保障，必须谨慎对待，否则，丢掉脑袋，还不知所以。我暗暗给自己立下‘保住性命，推倒錯案’ 的戒律。
四
保住性命是第一位的，而后才谈得上推倒錯案。我在保住性命这一措施中，作了不少的努力。
我出身娘肚皮，从来沒有搞过体力劳动，但是，进入劳改单位以后，就非劳动不可。开始，我在槍口下监督劳动，精神上的痛苦，真难以形容。我不说过程，专谈结果：我不会挑，从20-30斤起挑，鍛炼到挑280多斤：我不会抡錘，从8磅到16磅，最终抡世界上最大的24磅鉄錘；过去什么干活都不会，我通过劳动鍛炼，学会了养鸡、种菜、养猪、筑路、挑坦、破碎、拉车、积肥、种田······我当时积极劳动主要是为了保住性命。
我做教师、当翻译时，吃不下饭，厭食。投入劳教不到两个月，由於劳动重，口粮少，不够吃，饿得慌，只要可以吃的，就徃嘴里送，真是饥不择食。我做过贼，偷过地里的番薯，煨来吃。我诱捕老鼠，淸渚淡（沒盐）吃，真是三年不开荤，锣蛳囫囵吞。地里劳动时，见到狗屎田鸡，剝皮去臓呑食，······名誉、老鼠、肮脏算什么，保住性命顶要紧。
我投入劳教一切都得忍：侮辱我的人格，骂我反党右派，我忍。说我不认罪錯，企图翻案，大会批斗，我忍。说我攻击污蔑，右派翻天，我忍。带鐐批斗，禁闭反省，我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忍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保住性命，还要进而推倒錯案。
五
一有机会，我就要推倒錯案，而置生命于不顾。
1963年宣布给我摘帽解教，我当即在白布上写上‘我不是三青团员’ 缝在衣背上提岀公开申诉。管教队长计志清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告诉他，只要我是不是三青团员这个问题得到澄清，我的整个錯案就站不住脚了。他说你想翻案，我说正是。过不几天，计志清当众岀示敌伪三青团名冊，进一步诬我是三青团分队长兼区队副。我確知自己沒有参加过三青团，就一口咬定这份三青团名册是假造的（其实，我自己也想不通，国民党逃离时不可能特地伪造这份名册，现时的干部也不可能伪造这份名册，名册上的姓名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即遭到带鐐批斗，禁闭反省。禁闭室只有两个棺材宽、三个棺材高、长度与人相仿，一天两个饭团，呆长了是要死人的，为了保住性命，我只得屈打成招，承认是郑民彜、朱轮介绍我参加三青团，他们是正、副区队长，我是分队长兼区队副，这从字面上是看不岀破绽的，其实，我做了手脚，埋下了伏筆，以便日后反供，因为郑民彝、朱轮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郑是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朱是中共福建省医学院党委委员，他们是我的同班同学，相好至深，他们定会证明我不是三青团员。我作了假交代，队部给我解除禁闭，开去脚鐐，参加劳动，以观后效。我养好身体后，提岀翻供，要求队部向郑民彜、朱轮调査核实，队部不予理睬，我也不敢再提，就此双方不了了之。
恢复工作后，我立即要求组织澄淸我的三青团问题，组织委派王爱伦、张广飞外调，他们核实过敌伪档案，见过郑民彝，也听取过他的意见，回来后给我作岀‘相信本人交代，不予认定’ 结论。有关这一结论的复査报告上报送批，杭州市教育局未予批复，可我还不相信呢。我退休后亲自到福州，在朱轮（郑民彜病故）陪同下，查阅敌伪档案，说我是分队长兼区队副的档案確实存在，我要求岀示我亲筆填写的入团申请书，沒有，我纳闷，得不到解释，朱轮告诉我，我们的級任导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吴其瑗是校三青团的头头，他为了显示发展团员的成绩和领取较多的经费，才造这样的名册的，这样，问题才得到清楚的解释。我估计郑民彜也向王爱伦、张广飞反映了有关吴其瑗的情况，于是，组织对吴其暖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伪造的三青团名册作岀‘不予认定’ 的结论，是完全正確的。
六
我恢复工作后，立志要竭尽一切努力推倒整个反右斗爭。我深知，整风时我仅只提了一个意见，就监禁专改造我23年，现在我要推倒整个反右斗爭，会怎么对待我，是可想而知的了。于是，我給自己立下‘准备死，爭取活’ 的戒律。
我多年来在香港《爭鸣》《北京之春》、華盛顿《观察》、纽約《民主论坛》上先后发表100多篇有关‘法理否定反右，遵宪维权索赔’ 和‘中共迫害正直敢言的知识精英，錯划右派的艰难困苦’ 的论理、揭露文章。所有文章归结为2：
1. 反右斗爭全錯、非法、违宪，理由是：1. 任何政党不得、也即无权踢开国家公、检、法职能部门直接惩处公民，这是整个世界所有政党一致公认的准则，中共各級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违背这一准则的；2. 中共党章规定，给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載中共具有直接惩处公民的职能，中共各級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3.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沒有授予中共、中国也沒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共可直接惩处公民的权力，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4.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应当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是兄弟党，不是父子党，同时，世界上任何政党不得、也即无权直接惩处另一政党成员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5.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同时，是毛泽东自己公开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知识界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给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见的人以戴上反党右派帽子，即以言定罪，是违背宪法的；······
2. 必须发还蒙冤期间被扣的23年工资，理由是：1. 我的錯案发生送去劳动教养，工资扣发，上交国库；我的錯案纠錯改正，上交国库的被扣工资，理应发还。2. 走资派和右派都是錯案，走资派发还全部工资，右派也应当发还全部工资，司法必须公正。3.走资派根据我国宪法第41条‘由於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 规定，补发全部工资；右派根据中共‘右派只予政治纠錯，不予经济赔偿’ 的政策规定，工资分文不补；以中共政策规定否定国家宪法规定，是违宪犯罪。4. 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有劳无酬，只给工龄，不给工资，即是剝削犯罪。5. 资本家剝削工人，地主剝削农民，多多少少还给点报酬，无罪无錯的右派劳动22年却不给一分銭工资，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空前絶后的；6. 中共权贵集团的富有，不是劳动所得，我们被扣的工资很可能被私吞、贪污了。
我认定，我的上述立论、要求是无可反驳、完全正当的。
七
2012年7月9日我们（杭州反右斗争受害幸存者）近40人上访省信访局，要求发还被扣22年工资，省信访局认为这是老大难问题，拒不接访，杨光琦、戴传熹要进办公室讲理，保安不让进，一个硬要进，一个制止进，最终80岁老人戴传熹被推倒在地，我真是气极了！大家也十分愤怒，于是拉开长3.5米、宽0.8米‘还我被扣22年工资’ 横幅，准备岀发游行，不料，横幅被警察搶去，交给保安，送办公室领导。我尾随保安，趁其不备，夺回横幅，交给叶天和、孟绣涛，游行开始。我们从断桥岀发，沿着西湖向六公园进发，沿途有的人给我们拍照，有的人向我们招手致意，我们高呼谢谢，并请他们给我们上网。行至中途，景区公安局的两位警察前来查询，我们告知縁由，他们请示局领导，我听到话筒里的回复是：你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我将嘴靠近话筒，回禀领导：你们不是有坦克、机槍吗？开来吧！掃射吧！最终，两位警察陪同（实是监督）我们游行到预定目的地。从此，省信访局的汪芬处長，成了我们的朋友，她真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有能耐，维权索赔成功，我祝贺你们，如若不成，也就认命吧！我们知道，中共拥有军队、监獄、警察，但我们拥真理，我们不认命，要抗爭，顽強地抗爭！
八
我胸前挂着精致裱装‘我无罪无錯，公安机关剝夺我23年人身自由，要求依法查处’ 的大字报，在省公安厅大门前上访，厅政治处领导接访，他安撫我一番后说，送你劳教，是市公安局具体操作的，不妨找他们谈谈。我胸前挂着精致裱装同样的大字报，在市公安局大门前上访，信访办的几个年青人的回答是：1. 你不是我们公安主动抓捕进来的，而是市教育局主动送你来劳教、我们是被动收容的。2. 你錯案发生时，我们还沒有岀生，有的连他爸也还沒岀生呢！我们不知情，我们上报请示后，再回复你，可至今沒有任何回音。我扪心自问，杭州政法、公安对我是相当宽容、爱护的：市政法委给我10万元补助，江干区政法委每年给我夫妇公费避暑两个月，江干公安分局每周有人带着水果看探望我，对此我是感激的，我还有一口气好透。但是，我一生无罪无錯，却被公安机关剝夺23年人身自由，是事实，过去，无法无天，我无可奈何，现在，习近平提岀依法治国，就得依法查处。
九
我的右派是中共杭州市教育局党委錯划的，我的劳教是杭州市教育局錯送的，我的这两个錯案是杭州市教育局制造的。肃反诬我是三青团员，给我逮捕关押审査一年，而后又引发右派、劳教，我是不是三青团员这个问题，是我整个錯案的起因。恢复工作后，我立即要求学校澄清我的三青团问题，学校委派王爱伦、张广飞外调，回来作岀‘相信本人交代，不予认定’ 的结论，报请杭州市教育局批复，杭州市教育局至今未予批复，即以玩忽职守、不作为圧制我的正当申诉，以致我的肃反是否錯捕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杭州师范大学信访部门两年前就将我的‘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案上报审批，杭州市教育局不但沒在信访条例规定的时限内、甚至到现在也未予批复，即以玩忽职守、不作为圧制我的正当申诉。我的两个錯案是杭州市教育局制造的，杭州市教育局两次以玩忽职守、不作为圧制我的正当申诉，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据此，我曾向法院状告杭州市教育局，法院不予受理。最近，中央公布自2015年5月1日 起全国法院立案开放，我要再次状告杭州市教育局压制我的正当申诉。
十
省信访局汪芬处长得知我的冤情后，提岀：1. 既然学校確认‘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可先作结论；2. 三个錯案併于一身，实属少见，以个案处理为好，不宜混同右派处理；3. 书面结论和善后处理分两步走，不同歩进行。这一意见我赞同。汪芬处长协调查处期间，我停止一切公开维权活动，四个月后，汪芬处长告知：1. 中央沒有政策，协调告吹；2. 翻不掉，只得认命；3. 你思想不通，可来我处聊。我对汪芬处长是感激的，但我不认命。我老方一贴，坚持抗爭。市里省里解决不了，我去北京找中央解决；党和政府不予解决，我向人民群众倾诉，爭取理解、支持，并倒逼党和政府依法正確查处冤假錯案。
我坚持维权60年，无甚成效，高龄87，老了，心也冷了，但还沒有冷到心死的地步。恰巧碰上习近平的依法治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习近平反贪打虎那么风驰电掣，他的依法治国肯定也是励精图治的。最近，中央公布2015年5月1日开始全国法院立案开放，这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我决定坚持狀告杭州市教育局压制我的正当申诉，如若法院再不予受理，我要向上级法院投诉。我深知，我的个人努力是微不足道、极其有限的，但愿全民奋起，万众一心，創建民主法治新中国，保护人民不再受冤假錯案之苦，造福后代。这样，人民幸甚！祖国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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