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请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国输美商品开征劳工特别税的建议

慈圣

特朗普行政当局曾经希望通过提高与中国贸易关税的方式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缩减直至消除贸易逆差，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复苏，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但自美中贸易战以来，直至现今拜登行政当局，成效不彰，甚至毫无改善：美国仍然大量依赖中国制造，甚至因为中国输美货品供应链受阻、供不应求而推高美国通胀。

货币是经济运行的血脉，而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结算仍以美元为主，要在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共的极权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枯竭其经济运行的血脉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方面想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共，另一方面又允许、纵容其以不正当的手段在全球贸易中获取竞争优势无异于右脸打左脸。中美之间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无疑为中共政权的存续及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对外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果美国想在美中竞争中胜出，断其经济运行的血脉、对外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的本钱（即巨大的中美贸易顺差，美元结余）是至关重要的。

当初，美国及其盟友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然不是看不见，而是当时的选择性失明）：在中国，工人没有自己的独立工会，有的只是听命于政府的官方的工会组织，工人不能凭借自己的独立工会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谈判，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即对自身的劳动力没有定价的权利，而政府及官方工会反而偏袒资方、维护资方的利益，使中国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奴工。再加上近年至今的新疆强迫劳动的问题，使中国制造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获取了不正当的竞争能力。试问在这样不对等、美国也不可能与之对等的前提下，美国工人如何与中国工人竞争，美国商品如何与中国制造竞争？

以此事实为依据，建议美国拜登行政当局应该在继续维持甚至提高贸易关税的前提下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劳工特别税。

对中国输美货品开征劳工特别税，无疑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工人没有代表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独立工会，没有办法平等地与资方谈判，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劳动力定价，从而中国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力成本不能反映合理的劳动力价格，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力。

针对加征关税或开征劳工特别税可能推高通胀的担忧忽视了这样一个逻辑事实：在中国输美货品制造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建议开征的劳工特别税的总和低于同类货品在美制造成本的前提下，确实加征的关税和开征的劳工特别税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但一旦突破这个阙值，即中国输美货品制造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建议开征的劳工特别税的总和等于或高于同类货品在美制造成本的前提下，美国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加征关税或开征劳工特别税短期或许有所震荡，但从长远来看，将实现美中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即逆差归零。当然，这一过程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取决于拜登行政当局的判断，在他们认同这一逻辑并将之付诸实施的前提下。这一过程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通胀的攀升，但同时也是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扩大美国工人就业、美国工人劳动力获得重新定价的良药。但如果继续不做任何改变，任由中美贸易顺差依旧甚至扩大，中共当局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美元）为其经济运行、对外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提供动力。

拜登行政当局如果认可这一逻辑事实，并有意将之实施，可以明确地将其作为施政目标，这样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行政当局向美国企业和商家发出明确的信息，明确自己的施政目标，即使事实上中国输美货品制造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建议开征的劳工特别税的总和未突破同类货品在美制造成本这个阙值，由于美国企业和商家有了明确的预期，关乎美国国内经济的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扩大美国工人就业的目标就已经实现了，从而也就解决了关乎美中外交的贸易逆差（使之归零）、美国不断向中共政权输血的这个经济、政治问题。

如果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那么就不可能将其视为可靠的贸易伙伴（两者是不相容的），将其作为供应链就是不明智的，不管是否涉及战略物资。更何况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的贸易逆差，而这个贸易逆差正是中共政权全球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的资金来源！通过提高关税或开征劳工特别税一方面既能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制造业、扩大美国工人就业），又能切断中共政权对外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的资金来源、使中共的经济运行失去作为硬通货的美元的支撑，同时还可以促进输美产品供应链的多样化——作为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或开征劳工特别税的另一结果，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将向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转移，与可信赖的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可以确保美国拥有可信赖的供应链。

总之，提高关税或开征劳工特别税既可以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又可以遏制中共政权的对外扩张（包括但不局限于“一带一路”），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必须得到解决。

慈圣        2021.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