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4兄妹到底为何自杀？

杨支柱

    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兄妹在家农药中毒身亡，其母三年前被人拐走了，其父张方启在外打工联系不上。官方第一时间报道说，他们是自杀。

    最初我对自杀说是相当怀疑的。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就知道，小孩子冤屈感和报复心往往很强，但也很健忘，许多报复他人的想法因为淡忘或注意力被转移而未实施，自杀的想法极其罕见，更不要说4个一起自杀了。4个人一起自杀，老大还留遗书，遗书的字体还像练过书法似的，贵州连最穷的孩子都上书法培训班啊？依我看，误食或被人下毒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如果是自杀，那么自杀前一定发生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事，而这个事情是孩子们无法承受的。

    央视被迫承认自己伪造遗书打印件拍摄后仍不承认自己伪造遗书本身，说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没拍原件。保护未成年人隐私能作为伪造证据的理由？如果不是伪造的，是原意照抄下来的，那么这能保护隐私吗？原来隐私不在内容而在笔迹啊？莫非这孩子像盖茨、巴菲特一样富有怕人模仿了他的笔迹去签单？即使真这么富有，全世界都知道他死了后模仿笔迹还能签单吗？再说他已经死了，未成年鬼也受未成年人法保护？

    后又有财新网进一步爆料，4个孩子死亡前一个半小时，乡镇政法委书记带着十几个人去过他们家，翻箱倒柜半个小时才把四个孩子全找到，有两个孩子脸上红肿。（《毕节儿童自杀当晚曾被家访》，2015年6月13日）财新网报道说政法委书记分管教育，绘声绘色地编了个党国基层官员的爱民故事来解释这个悲剧，企图用“事实”为基层官员鸣不平。这个“事实”之所以要打引号，因为它完全来自三个去“家访”的领导单方面的说法，孩子们是永远也无法表示反对了，其他参加“家访”的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说出相反真相的可能性也极小。唯一的希望是存在真遗书并且没有被毁掉。尽管不排除有政法委书记兼管教育的可能，但是需要兼管教育的乡镇政法委书记去劝孩子上学吗？这应该是班主任、校长的事情吧？而且劝学何须十多人？何须从后门进入？孩子们为什么见了他们很恐惧，要躲起来？为什么自杀前一个多小时的“家访”这么重要的事实最初被刻意隐瞒？为什么要动用央视公布伪造的遗嘱？联想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落后地区“地皮财政”不行了，“肚皮财政”取而代之，绑架勒索“社会抚养费”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我高度怀疑这些人根本就是去勒索“社会抚养费”的。如涉基本国策，那就更不会给你真相了。

    许多人说，养不起生那么多干什么？言下之意这些孩子当初在娘肚子里就该被堕胎。然而如果不是计划生育对收养的限制，这些孩子跟徐纯合的孩子一样，很容易找到人收养。有多少人在福利院排队等着收养机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从人贩子那里买孩子养？但是在计生中国，送养之前必须缴纳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不可能交得起的巨额“社会抚养费”、落户，很可能还得做绝育手术，才能给办理收养登记。正是计划生育让无力抚养孩子的人没法把孩子送养，让热切盼望养孩子的人无法把孩子收养。

    许多人批评户籍隔离。户籍隔离当然是既不人道也不经济的，但这个个案还真不是户籍隔离的问题。母亲失踪，一个父亲怎么可能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既打工又照顾4个孩子？只能是父亲留在家里而不是一起去北上广，或者政府给些救济，或者将孩子送两三个给别人养。如果没有很好的儿童福利，也没有继承一大笔遗产，普通单亲家庭（其母失踪）养4个孩子在任何时候都是极端困难的。就个案而言，真正的灾难来自“社会抚养费”和计划生育对送养、收养的限制。由于计生国策，不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是无法将孩子送人的，“超生”的、特别是没户口的孩子也是得不到政府救济的。

    许多人批评政府对于穷苦孩子救济不力。但是在中国，要求政府救济多子女家庭太奢侈了，政府不来勒索“社会抚养费”就该烧高香了。当地政府事发当时就通过媒体宣称“三个超生的小孩的社会抚养费共9900元已于几个月前交纳”，乃是做贼心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明摆着是编造谎言。“社会抚养费”是根据孩次递增的。第二个9900元都可能下不来，第三个绝对不止此数，遑论第四个，更遑论第二、三、四个的总金额。当地政府那么迫不及待地撒这个谎，极大地增加了4个孩子是被“社会抚养费”死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