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派”对民族问题充满认知误区，答朱有道先生
茨仁卓嘎
民运在声援图伯特和维吾尔人的斗争事业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国内愤青的指责，1989年后，外逃民运响应尊者号召，在欧美各国开展“藏中对话”三十余年，对海外华人华侨正确认识西藏历史和藏人的人权，宗教自由，环境等问题发挥了一定的正面作用，这一点不能否认。事实上，中共惧怕藏中对话，1990年代起就透过各种场合干扰破坏并用一切手段搜集有关藏中对话的情报(中共统战部和安全部早有一册内部资料叫《“民运”分子与藏独分子谈“西藏问题”文集》)。
后来，他们出动五毛特务如徐明旭发文干扰视听，以小争议干扰严肃的问题讨论，北春杂志当年发过徐明旭的文章，徐明旭虽然假批判中共，但他早年一篇文章为中共宣传“中共在西藏实施免费医疗”，多年后被我用翔实的中共西藏单位内部历史文件(出自西藏官方宣传部门)狠狠打脸。我希望“民运”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不应该重走为徐明旭站台的老路。
“三区革命”意义不容否定
对于三区革命，我身为藏人了解不多，但很明显朱有道歪曲为“屠汉”暴动是不对的。满清时期，新疆穆斯林有“白山派”和“黑山派”。其中白山派满清时期开始就起义不断，证明民族问题不是源于1949年后，是世纪难题。
揭批中共也要揭批国民党，在后者方面，多数中国人缺乏正确历史认知，是清算的时候了。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难道不是国民党军阀？他们三个人对新疆各民族犯下的罪恶不多吗？
再教育营的产生，就是上世纪国民党盛世才集团滥捕滥杀新疆各民族精英，后来中共实施一系列迫害的历史翻版。
在新疆本地，中共官方历史改写团队早就做好了篡改历史的工作，早有改写历史的内部指令了。以至于任何书籍，只要谈“三区革命”，得不到出版的可能性是极高的。与之类似，中共在西藏最怕的就是西藏文革史，多年来回避和改写，是多么类似啊。
东突厥斯坦两个共和国发表的文献中，早有保护普通汉族人的条款，而中共挑拨民族矛盾，改写为维吾尔人搞“杀汉灭回”!
事实是，马步芳(又称马仲英)赴疆屠杀本土居民，马步芳不仅是屠杀果洛藏人的刽子手，也是屠杀新疆各民族群众的刽子手。
马步芳的伊斯兰信仰，是极端的哲合忍耶派别，是少数派却要以自己的宗教主张取代其他伊斯兰派系。所以，马步芳才会狠杀安多藏人和果洛藏人，对同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下毒手。马步芳作为历史罪人是不能翻案的，然而，中共某高层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渗透，几年前不仅勾连中亚东干人回西安敲城门，更在极力统战马步芳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后代。加上前几年北京大学叫兽马戎为马步芳洗白，洗白成捍卫统一的功臣。难道不值得民运警惕和关注吗？如是说来，境内藏人已经进入捍卫民族独特文化的第三次反伊斯兰极端主义战争了(第一次是历史上帮助维吾尔人的龟兹国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国的伊斯兰化，第二次是上个世纪的反抗马步芳战争)。
国民党军阀所做的恶事，还有摧毁维吾尔和卓贵族的墓园，只因为他们是满清时期的起义者!中共曾为争取民心，一度在1950年代修补的。我当然不是赞扬中共总体民族政策，我只是说民国派不能因为反共就洗白自己的错误，把三区革命和七五事件污蔑为暴动。
还有，五十余个民族和汉族的文化习俗相同，你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
仅华南地区分布的苗，瑶，侗族等等，就和东南亚同源。你应该了解一下“泛泰民族”的概念，关于他们的悲惨命运，我已经在光传媒发文介绍过“苗族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也大量背井离乡去东南亚，澳洲和美国定居，这一点不证明中共民族政策失败了吗？苗族目前受到的苦难比藏人还低呢！如果说民运应该捍卫良知与正义，不仅仅要联合藏人和维吾尔人，还要关怀美国等国的Hmong People(苗族的英文)，帮助他们在美国，澳洲等国家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族群的历史积怨化解做出贡献。中国人如果能反思到这一步，将会得到文明社会的高度称赞。当然，苗族群众信仰基督教的居多，支持民主的基督徒民运可以帮扶海外苗民的基督徒。
在南蒙古和关东地区，还生活着北亚系西伯利亚民族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他们是俄蒙之间的跨境民族，在俄罗斯和蒙古国也有他们同胞，只不过称呼方法不一样。他们的习俗和汉族相同了？
民运要有“支持民主”的道义制高点，就应该彻底否定国共双方历史上给少数民族留下的创伤。不要在乎愤青的谩骂和有的民国派的舆论干扰，转型正义要持续不断地推动下去。至于如何做，我已经在历史文章里写了，阎锡山对摄政王达扎的电报：“凡在反共剿匪之列，皆应引为同志”。不要内讧，要摸着良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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