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里写道“一个人要转头多少次，还假装视而不见；一个人要长几双耳朵，才能听见民众哭泣；还要牺牲多少生命，他才知道太多人已死去？”。
诗人这些话，也是对于长年奔波在维权道路上的多次惨遭所在地政府堵截甚至暴力绑架的一对老人夫妻来说是发自内心的哀号！
维权起因是杜黔佼本应在1996年享受退休待遇的，可由于1985年，原杜黔佼所在的杭州幸福丝织厂，因杜黔佼其兄杜明性受家父杜光珉是国民党将领的影响，高考取得高分，可大学以其兄档案一栏里有“不宜录取”为由而落榜。无奈之下去了西部青海煤矿谋生。不幸的是就在煤矿工作中，其兄不料突发“心脏肌梗死”，进医院进行抢救。路途遥远，接到电报，杜黔佼第一时间向厂部请假一个半月去照顾其兄，厂部同意了……可过了一个半月还不见其兄有好转，眼看兄的病情加重，就要求厂部再给予续假几天，可厂部不同意。兄妹俩感情一直都很好，文革时期因成分不好，兄妹几个被欺辱时都是相依为命，相互扶持的，怎么能因不能续假而放弃照顾兄呢！于是再三请求续假无果的情况下杜黔佼继续照顾其兄……
因此新任厂长以整顿劳动纪律为名（实质是拿杜黔佼开刀树个人权威）宣布杜黔佼“无故旷工”从厂里除了名……从此这样一位在文革期间就因为是国民党将领的后代受了不少苦（杜黔佼的亲妹子被逼疯……）的杜黔佼走上了漫漫维权之路……
期间省市领导、统战部曾多次批示过问，希望相关部门予以解决，可基层某些官员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和利益，就是相互推诿扯皮至今不予解决……
基层某些官员不仅相互推诿扯皮不予解决，一直以来，基层官员对抗战将领陳仪、杜光珉将军的后代——
陈兆容、杜黔佼夫妇维权更是进行了阻止和打压，多次用暴力阻止这对夫妻赴北京、浙江信访局上访。最近国务院办公室在2022年5月28日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国家信访局三令五申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群众正常上访，不允许打击报复上访群众，对于拦、卡、堵截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就在国家信访局明令发布后没几天，2022年6月20日杜黔佼老人，打算去浙江省信访局上访。上午10:30左右在环城西路和省府路路口被数个陌生的彪形大汉拦截，杜黔佼老人进行了痛斥……其户口辖区紫阳街道张建文书记、潘杰军副书记从旁边小车上下来，指挥七八个彪形大汉对杜黔佼老人强行拖拽，最后将杜黔佼抬上（形同绑架）张建文安排的面包车里，车子最后停在街道办事处的门口。张建文、潘杰军两人对一个77岁的古稀老人使用如此暴力，堪比唐山火锅店的黑社会打人事件。杜黔佼老人身体多处被拉伤、扭伤，浑身疼痛；身穿的裙子也有破损……。
作为抗战将领的后代杜黔佼老人遭受如此屈辱令人发指！
到了2022年6月22日14时左右杜黔佼老人在武林巷、环城西路交叉口，再次准备到浙江省信访局上访时，被紫阳街道党委书记张建文派来的像黑社会似的彪形大汉再一次想强行阻止其前往浙江省信访局上访并蛮横地拖拽杜黔佼老人，双方争执中，正好被路上的执勤警察发现，警察向杜黔佼老人问明情况后（杜黔佼老人拿出了最近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的谈话文本让执勤警察看了）在特勤警察的护送下才得以进入省信访接待的大门。
………
如今这对抗战将领的后代，这对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有生之年能结束这漫长的痛苦上访之路吗？！
顺祝，朱立伦主席工作顺利！
陈兆容、杜黔佼老人的亲朋好友敬上
2022年7月2日
（附件）
国军将领后代的艰难维权之路/吕耿松：
杭州市上城区白马庙巷11号502室简陋的房子里，住着一对苦命鸳鸯，他们就是原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国军上将陈仪的侄子陈兆容和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昆明站司令、国军少将杜光珉的女儿杜黔佼。
陈仪原是北洋政府孙传芳手下的浙军第一师师长，北伐战争期间率部起义，使国军顺利进入浙江、江苏、上海，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后被国民政府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1945年10月25日在台湾公会堂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书，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霸占，使台湾重新回到中国版图。1948年大陆形势突变，蒋介石为了巩固浙江老家，调陈仪为浙江省主席。北平和平解决后不久，陈仪派人到上海策反汤恩伯，结果汤恩伯将此事告诉了蒋介石。1950年6月18日，陈仪在台湾被蒋介石枪决。陈仪虽长期为国民党效力，但对共产党也算是个有功之人。
陈仪的弟弟陈朴，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期间随兄在福建省银行工作，陈仪到台湾后也转到台湾，后又随迁杭州，任省农业银行稽核。1944年，陈兆容出生于福建龙岩。
杜光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曾任辎重兵军官学校少将研究员，抗战期间任滇缅公路昆明站司令，负责盟军援华物资的陆上运输，并据要塞，保证从缅甸至昆明运输线路的畅通与安全，为盟军的援华物资顺利运往大后方做出了重大贡献。滇缅公路于1938年开始修建，于1939年完成，从云南昆明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是抗战期间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在世界，没有哪条公路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它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然而，这条中华民族生命线的捍卫者杜光珉少将，却在1952年因不堪忍受中共一个县级法院院长的凌辱而自杀。
杜光珉少将被浙江省东阳县法院院长王宁坤迫害致死后，留下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妻子及二子四女（其中一个是遗腹女）。杜黔佼是杜将军的第五个孩子，父亲死时才6岁。长大后，她和同样是父亲被迫害致死的陈仪将军的侄子陈兆容结婚。父亲的死使他们这对苦命鸳鸯的家庭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歧视和内控，升学、就业和婚姻都受到牵连。哥哥考大学“不宜录取”，流落到青海牧区。另一个哥哥在东阳老家，四间房屋被“平调”（一平二调），拆掉造水库，一家人只好住凉亭，结果嫂嫂坐月子时被风吹雨打生病死亡。杜黔佼爱好体育，考取了划船队，但被拒之门外。1967年至1970年杜黔佼在石桥公社打铁关小学教书，叫她下乡她没有去，结果被赶出了学校，1971年进杭州幸福丝织厂做工。从未见过父亲的妺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的迫害，被逼致疯。文革开始时，杜黔佼妺妺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别人都加入了“红小兵”，但她却因未见过面的父亲是“反革命高级军官”而被排挤在外。不仅如此，她还必须每天在上课前向毛泽东像“低头认罪”10分钟。
未成年的她不知道父亲是好人还是坏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她不断地问母亲：爸爸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坏人？母亲无言以答，只好暗自流眼泪。读初中时，她家换了一个地方住，以免别人知道她家的“反革命”历史。但是，她们住的地方是工人宿舍，很快就有人知道了她家的背景。工人阶级住的地方住进了反革命家属，那还了得？于是大家都到她家去造反，不准她们住。她们只好又换了地方，但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这对刚刚读初中的妺妺伤害特别大，她经常一个人跑到附近的玉皇山上，面对青山和苍天大喊：“爸爸，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不该生下我，让我在这里饱受欺凌！”回到家后，她又指责母亲：“你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反革命？！”并对母亲又打又骂。就这样，杜黔佼的妺妺得了精神分裂症。杜母叫杜黔佼的姐姐陪妺妺到精神病医院去看病，但身为“革命群众”的姐姐和姐夫不敢去医院，他们拿来一张《人民日报》给妺妺看，因为上面有篇文章说治疗精神病的唯一良方是毛泽东思想。从此，20刚出头的杜黔佼就挑起了照顾母亲和妺妺的重担。
1985年底，远在青海的哥哥心脏病发作，杜黔佼向厂里请假一个半月去青海照顾哥哥。一个半月后，哥哥的病仍未好转，需继续照顾，杜黔佼先后通过信函、家属向车间、厂劳资科、厂长、杭州丝绸局提出续假或留职停薪，但没有得到同意，厂里把她当作旷工予以除名。杜黔佼回到杭州后，已经没有了工作，她欲哭无泪，也无处可诉冤。1982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第十九条规定：“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经过一定会议讨论，征求工会意见，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慎重决定”。
杭州幸福丝织厂对杜黔佼的除名显然是违法的。按照第十八条的规定，除名的两个前提条件是“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和“经批评教育无效”。杜黔佼是请了假的，而且理由十分正当；厂方并没有对杜黔佼进行过“批评教育”，因为杜远在青海。按第十九条规定，厂方对职工进行处分时，“必须弄清事实，取得证据”和“允许受处分者本人进行申辩”，但厂方根本没有杜黔佼“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的事实和证据，也没有允许她申辩并让她签字。所以，幸福丝织厂对杜黔佼除名的处分从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
被幸福丝织厂“除名”后，杜黔佼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历程：1987年至1988年，她在杭州美术学院做钟点工；1989年，她到迪升保服装公司当临时工；1990年至1992年，她到三友寝装有限公司当了两年合同工；1993年，她到康桥服装厂上班，但不久康桥服装厂倒闭；1994年，她去太平洋旅游公司当临时工；1995年，她去杭州市航模摩托车培训中心当临时工；1996年，她去豪迈利针织有限公司做临时工；1997年至1998年，她在浙江中远实业公司杭州摩托车培训中心做临时工。从上述经历看，十一年间，杜黔佼只在三友寝装有限公司当了两年合同工，其余都是临时工或钟点工。在中国，“临时工”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身份和等级的概念。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企业单位中，存在着五个等级：书记及厂长（经理）、干部（一般行政干部、车间主任、技术员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临时工地位最低，不但工资拿得最少，而且重活、脏活都由临时工做。后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工单位一般都和劳动者签合同，但临时工的地位仍没有改变，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杜黔佼虽然工作了十一年，但只有两年工龄。
杜黔佼出生于1946年，1996年她已经到了退体年龄，但她发现她干了三十年却没工龄，无法退休。于是杜黔佼和丈夫便为她工龄的事走上了上访维权之路。1998年12月6日，武湘云、周桂英等26位幸福丝织厂工友联名证明杜黔佼当年请假去青海照顾哥哥的情况，并指出“她要求续假或停薪留职是在情理之中，如当时领导能照顾她的实际困难，给予准假或停薪留职就不会‘旷工’被除名，对杜黔佼同志的除名处理是不合适的”。1999年10月10日，原杭州幸福丝织检整车间负责考勤的统计员兼劳动工资员的陈贤喜证明当时对杜黔佼除名的决定是他执笔的，当时这样做是出于恢复厂长责任制的需要。陈贤喜证明：“除名前，没有人找她谈话，也未发给警告书”，“关于对杜黔佼除名处理决定中的‘虽经领导帮助教育，但均无效’等文字，实为当时形势下除名和发文格式的需要，实际未对杜黔佼进行当面或信函的帮助教育”。
杜黔佼夫妇将这些经过千辛万苦得来的证据递送到杭州市信访局。2000年10月，杭州市信访局将杜黔佼的情况作为《重要信访摘报》送到了杭州市委副书记于辉达案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父杜光珉原系国民党少将，1949年3月组织一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及其部属在广西柳州武装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作出了贡献”。于辉达于10月19日作了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批示：“请劳动局斯舜同志酌处”。官僚体制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极大的浪费。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讲过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官僚主义的特点就是走过场”。于辉达这个官僚主义式的批示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因为斯舜同志也请更多的同志“酌处”。“酌处”了十年，杜黔佼原来的厂长芦秀萍看不下去了，于2010年9月1日出示了一个《关于撤销杜黔佼同志除名处理的意见》，证明杜黔佼确实是冤枉的。她写道：“按1986年当时的情况，厂部对在杜黔佼同志除名处理过于草率，直接导致杜黔佼同志现在老无可依的困境。恳请有关部门能够撤销对杜黔佼同志的除名处理，还其工龄，使其能够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杜黔佼把芦厂长的写的意见作为上访材料交了上去，并到北京上访。杜黔佼是原国军少将的女儿、上将的侄媳妇，是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到北京上访，杭州当局的颜面丢尽，于是材料又送到杭州市委副书记那里。
2011年3月4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向市委副书记叶明请示：“杜黔佼系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子女，属统战成员。按照统战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基本要求，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眷属，要予适当照顾。为此，我部建议有关部门能酌情考虑，妥善处理”。3月7日，叶明批示：“同意，请市委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解决，不能再拖了，否则无以告慰革命先烈和共和国有功之臣！”尽管叶明这句话是针对“革命先烈和共和国有功之臣”说的（对一般平民百姓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觉悟），但作为市委副书记，他总算说了句人话。由于市委副书记说要“抓紧研究解决”，杭州有关部门这次办事的效率就很高了。
2013年8月6日
转载自《民主中国》网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