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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為何「暗黑」民國史?從「花園口決堤事件」談起
 
 
李明
 
 
前大陸異議作家余杰今年7月26日在「風傳媒」上發表了《淹死3名日軍,卻要89萬平民陪葬!揭蔣介石抗日黑歷史:花園口決堤事件》一文,其文早在5月就發表在網路,標題文字微有出入,其實是同一文。如此看來余杰和「大是文化」等傳播者費盡了心力。回顧總統大選前選情升溫的2019年8月,在余杰的《顛倒的民國》新書分享會上,時任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與之對談,一唱一和。那么現在這《揭蔣介石抗日黑歷史:花園口決堤事件》一文,是史學文章嗎?或者是有歷史考證嗎?都不是。這是一篇政治性的歷史評論文,看似評論歷史,實依據政治目的之需求「裁剪歷史」作錯誤判斷。下面以「余文」來代稱此文,提出四個方面的問題來闡明「花園口決堤事件」,且一步步分析余文。
 
壹、首先蔣介石在抗戰之初為什么要決黃河之堤呢?
 
余文僅言蔣介石的目的是以水代兵阻擋日軍,沒有交待背景和來龍去脈。余文稱「國民黨政權」,這是中共建政后的稱法,余杰是中共教育體系教育出的碩士,余文的稱法反映出余杰的知識背景。但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政府,沒有他者,當時中共也承認的,所以依史實不可以稱「國民黨政權」,這是常識。當時中國是落后的農業國,日本是世界一強的工業國,因此中日的軍事實力差距懸殊,日軍有「三月亡華」說,其依據是排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的純粹軍事力戰爭的沙盤推演,駐華德國顧問也做過類似評估結論與日軍相近。也就是說中日之戰,中國只有最大化發揮地利與人和因素才能不敗。「花園口決堤」就是最大化發揮地利的戰略作為。軍事家蔣百里战前早早就判斷出中國要在三陽(洛陽、襄陽、衡陽)以西來抵禦和決戰。中國的備戰和後來抗戰的形勢就是這樣的。沿海和華北等平原必定要沦陷,因為完全适用于日軍机械化作战,相比之下缺乏重武器等的國軍無力抗衡日軍。這是「花園口決堤」的背景。
 
另一背景是決黃河之堤以水代兵的戰略圖謀,中日双方都有,只不過看誰下手得及時。
 
德國軍事顧問法肯豪森戰前在《關於中國抗日戰備之兩份建議書》中就建議蔣介石:「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氾濫,增厚其防禦力。」這種想法在國軍將領中也比較常見。戰時台兒莊大捷後,陳果夫建議蔣介石「大汛時,恐敵以決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縣死守,則隨時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敵……敵人殘酷不仁,似宜預防其出此也。」這是擔心日軍使用決堤黃河的手段來對付中國軍隊,從而提出了這樣防患未然的“反制預案”。日軍有無決堤黃河以水代兵的意圖呢?當時日軍第1軍參謀長的橋本群在中方花園口決堤後悔稱:「第2軍要渡河進攻山東,是大事業;如果黃河水漲,華北五省則以天然大障礙隔絕。但謀略須呈報中央。這是櫻井最得意的地方,不料敵方先下手。」也就是說日軍有此決堤黃河水攻國軍的意圖 。大陸的渠長根教授在《功罪千秋:花園口事件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寫到花園口事件亦有防止日軍破壞黃河大堤水攻的先發制人的一面。書中寫道「花園口決堤」後八年,日軍多次決黃河之堤水攻國軍,如1939年9月日軍被湯恩伯、龐丙勳等國軍反擊後乾脆挖長決堤口保護佔領區,再如1944年8月16日大陸交通線戰役時,日軍在西華和商水兩個縣掘開新黃河大堤,大水狂泄迫使中國守軍防線大亂後退。
 
決黃河之堤作戰爭攻防,是中日雙方都有的戰略意圖和都有的戰爭行為。所以說「花園口決堤」是中國政府的先發制人,而且是中國軍政精英有集體的專業共識,最終由蔣介石拍板,使得中方制造地利的最大化抵禦軍事實力上優勢明顯的日軍,沒有讓日軍占得水攻的先機。
 
但是「花園口決堤」的后果是給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災難。中共借此無限渲染「國民黨政權」的暴行,臺獨也借此不斷為抹黑國史和「去蔣化」添「柴」加「薪」,中共和臺獨共同打擊的是中華民國的歷史正當性,這是「紅」與「綠」難得的共同點。余杰從小到大在大陸深受此教育「熏陶」,加上來臺灣投綠求利,難怪余文寫道:「花園口決堤事件」表明「中國本國統治者比異族侵略者對本國平民更加殘暴,真個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貳、花園口決堤造成軍事戰略上的什么后果呢?
 
余杰概括稱:「以水代兵阻擋日軍,蔣介石的天真想像」。是這樣嗎?余文所舉不值一駁。當時的中國軍政精英及德國軍事顧問的專業共識及實踐,恐怕不是加入「去蔣化」的外籍兵——余杰說大話抹黑得了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國史權威、民國時中共地下黨員的劉敬坤在鳳凰衛視的專訪裡得出結論是「若無花園口決堤中國將亡國」。這位反民國的中共學者得出此結論完全是出於良知和專業學識。這樣結論與中國抗戰的軍事家及戰前德國顧問的結論大同小異。為什么這樣講呢?第一,如果無「花園口決堤」日軍會沿平原從平漢線南下,趁国军部署不及,提前三個月開始武漢戰役,機械化日軍有地利,如此國軍從徐州、松滬新敗里將會無時間恢復䄜充和重新部署,交通樞紐的武漢必會早三個月淪陷,如此國軍會大受損失嚴重影響以后抗戰的持續。第二,當時中國的工業、軍事、教育和文化中心以及各種戰略物資大舉西遷至西南,其中大部分因運輸不及仍滯留於武漢,武漢如果早三個月就淪陷,中國將失去支撐持續抗戰的工業和戰略物資等等。第三,如果無「花園口決堤」,日軍會沿隴海線西進全力攻取西安北斷西北的石油等戰略物資的供應,向南可以攻入四川,這樣就會與沿長江西進的日軍合擊四川。如此中國抗戰能持續嗎?所以綜合而言,連中共方的學術權威劉敬坤也得出結論「若無花園口決堤中國將亡國」。臺灣綠營和余杰等為了「去蔣化」炒作「花園口決堤」,實不如中共黨員的劉敬坤誠實。
 
那么花園口決堤對于抗戰有什么重大影響呢?
 
第一,黃河決堤將日軍阻擋于黃泛區以東,日軍被迫放棄原來利用機械化裝備沿平漢線南攻和沿隴海線西進的計畫,轉而重新戰略部署沿江淮水路西進。武漢會戰後,抗戰的主戰場變成了以長沙為中心,日軍主力陷於江湖沼澤,而北方日軍則陷於山地作戰,完全不適合機械化軍隊和發揮重武器的優勢,這是中日軍事實力懸殊而抗戰卻得以相持相續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日軍戰術較勝出,但是在戰爭整體戰略上卻輸給中國,失去地利是主要原因。
 
第二,花園口決堤推遲了日軍進行武漢戰役三個月,使國軍有了寶貴的備戰時間。日本對於武漢會戰傾舉國之力,連日本本土僅留的一個近衛師團也待命隨時準備增援武漢。這場規模最大的會戰持續四個半月,中國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標:1、使日軍原來南北向的圍殲國軍的作戰線,轉為東西向,解除了國軍主力於抗戰初期即被圍殲於沿海及平原地區的危機。2、爭取到時間,將東南沿海的戰略物質、軍工廠、學校等,遷移到大後方,實現了中國的軍事、工業、教育和文化中心的成功西遷,保住了以后抗戰相持的能力。3、國軍損失不嚴重,日軍卻遭受開戰以來的最大損失最后得一空城。戰局演變成日本最怕的長期消耗戰。
 
第三,黃泛區阻斷了日軍原來的沿隴海線西進的戰略目標,日軍陷于山地和黃河構成的不利地勢,因而不能夠威脅西安,徹底解除從北面進攻四川的危機,保障了西北的戰略交通。
 
第四、日軍北方西進無望,這樣被迫把進攻抗戰基地四川的路線壓在長江一線,這使其陷于江湖沼澤不能發揮軍事優勢,不得不形成抗戰的相持局面。
 
第五、黃泛區保護了黃泛區以西的廣大地區,日軍對國軍防區(如鄭州等地)只能運動戰侵擾一下然后不得不敗退,直到其傾舉國之力最后發動「迴光返照」的「壹號作戰」,才部分占領一時。
 
第六、黃泛區把侵華日軍分隔成華北和華中兩部分,這兩大部分日軍因黃泛區的阻隔在戰爭里難以一體配合,消弱了日軍的整體戰爭能力。
 
余杰稱:「中國民眾淹死89萬人,換來日軍淹死3人,這是一筆划算的買賣嗎?」「以水代兵阻擋日軍,蔣介石的天真想像」。但是綜上所述,「以水代兵」的大戰略是中國軍政精英的專業共識,蔣介石作最終決策,戰略效果巨大且影響戰爭全局。這怎么可能是「天真想像」呢?余杰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抹黑國史成性,全無專業常識,口吐狂言,居然來民國臺灣傲慢傳播無知和詆毀,這全拜綠營「去蔣化」之賜。
 
參、花園口決堤和黃泛區造成多少人死亡呢?
 
余文之首有「編按」稱1938年花園口決堤造成「89萬人死於滔滔洪水」,然后余文竟然說「如果南京大屠殺造成數萬中國平民死亡(並非中方宣稱的30萬之多),那麼花園口決堤造成的平民死亡數字是南京大屠殺的數十倍」,然後借機否定中華民國政府及領導人蔣介石,其中不擇手段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翻案,借以加大詆毀效果。
 
那麼花園口決堤究竟死了多少人呢?當時不是黃河的汛期,開始黃水流量較少,當時左派記者曹聚仁「水淹腳背」,且在所有日軍及國軍在該區域的行軍照片來看,水深也差不多在膝蓋以下,所以當時淹死人必不多,怎麼可能死89萬人呢?死89萬人的數字究竟指什麼呢?韓啟桐、南鐘萬於1948年出版印行的《黃泛區的損害與善後救濟》明確寫道:從花園口決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間黃泛共有89萬人死亡。另有一種說法認為89萬人指九年黃泛區的水災、蝗災及饑荒和戰亂等造成的人口死亡總數。夸大說花園口決堤淹死89萬人的說詞是中共詆毀中華民國的說法,現在綠營引中共說法入臺詆毀中華民國國史和「國民黨政權」,在臺傳播積非成是,余杰受過中共統治和教育,當然比綠營更要熟悉此說法,因而余文有此謬論。從1938年花園口決堤到1947年堵口的總死亡人數是89萬,其中必含日軍其后多次決堤黃河淹死的人數,這才是全貌。硬說1938年花園口決堤淹死89萬人,是源自中共詆毀中華民國的說法,這種說法現在居然在中華民國臺灣傳播,可笑可悲。但是綠營卻樂此不疲。
 
肆、花園口決堤的歷史罪責歸誰呢?
 
焦土抵抗外侮,使自家百姓遭殃的事例,中外都有,但是罪責都歸侵略者,而非實施焦土的本國政府。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入侵荷蘭時,荷蘭曾以決堤阻擋法軍,其國人也患于水災。1812年冬季拿破倫一世侵俄,俄國堅壁清野阻止法軍前進,最后將莫斯科城付之一炬,百姓遭殃。但是荷蘭和俄國的歷史評價都認定罪責在侵略者,認同本國政府守土有功。但是反中華民國的中共和臺獨及「游魂」余杰等都反其道而行,雖然他們目的完全不同,但是有共同的反中華民國的立場,才會顛倒歷史評價,不擇手段混淆是非黑白。
 
余文最后總結說:「正因為國民黨政權對災區民眾殘酷無情,使得災區民眾寧願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也不願再被蔣政權統治。日軍進入這些地區,受到很多民眾歡迎,簡直如同『王師北定中原日』般榮耀」。不知這結語的歷史依據何在呢?其實沒有任何依據,這是余杰為了丑化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惜美化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說詞。這與「中共國」拍攝的電影《一九四二》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為了丑化中華民國政府不惜無中生有美化日本侵略者。電影《一九四二》有打擊大陸「民國熱」的嫌疑,因為這部電影美化日軍卻反常未受官方審查干涉,且在中共國獲獎最高最多,史上極少有他者可及,如在官方最高的「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第2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第3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等獲獎,更奇怪的是還在臺灣的「第50屆金馬獎」上獲獎而中共無異議與之一致推崇,這是難得的中共與臺灣電影界產生一次兩岸共識。其中「深意」令人玩味。但是大陸史家忍不住出來批駁,如谌旭彬《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腾迅历史第95期,2012-12-07),黄道炫等著《温故豫灾1942》(凤凰周刊2012年第36期,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們都直言這部電影對于國府的丑化毫無史實依據,沒有日軍救濟中國災民的歷史記錄。總之,近年至今「游魂」余杰和臺灣綠營及中共都借評說「花園口決堤事件」傳播相似的謬論,應該有更多人站出來「戳破伪历史」,追問其目的何在?!
 
結語、余杰及余文的背景和目的
 
大陸海內外的公知和民運多數出身于1989年的「八九民運」和1979年的「民主墻運動」。這兩次運動的主流都是以改良主義始終的,最后全部失敗而且難傳難續的,但是這造成了大陸海內外的上層的公知和民運多數是改良派的,如陳子明、劉曉波、王丹等 。21世紀「大陸民國潮」興起,大陸進步青年風向演進了,民國派話語和颜色革命話語一體蔓延。這使改良派感到在路線上和地位上受到威脅。另一方面,中共也極力打擊「大陸民國潮」,在各種話語場上放大丑化中華民國國史和攻擊孫文、蔣介石等領導人的聲音,如電影、書籍、網路媒體等領域。所以對付「大陸民國潮」,改良派與中共在立場和利益上存在相反相成的無形默契 。了解了這個大背景,就不難理解大陸海內外的部分的公知和民運人士攻擊中華民國國史的作為,其实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沛公」是「大陸民國潮」,這是他們打擊的真實目的。余杰的寫作就是一例,其不僅迎合臺灣綠營,還有其作為劉曉波派的習慣性驅動。余杰的作品如《暗黑的民國史》、《顛倒的民國》、《1927:民國之死》等等,外行人讀了還以為余杰有過一點史學素養。再如余杰的《蔣介石其實超崇拜希特勒!兩人當年「珍貴友誼」往來書信內容曝光》,希特勒為報日本一戰之仇而助中國軍事,這使得蔣介石與希特勒有外交上的書信來往,文卻把這段史實誇大為「崇拜」云云,余杰可能選擇性忘記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思想界有過「民主還是獨裁」的爭論,執政的國民黨對此明言中國要實行三民主義,要走向民主憲政建國。1934年11月27日蔣介石答覆外國記者提問時明確表示: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蘇俄等國的國情不同,所以沒有實行獨裁的必要。面對日本即將侵華,當時的中國還是制定《五五憲草》且決定在1937年召開國民大會開啟民主化,因日本侵華而中斷,戰后面對蘇俄全力支持中共叛亂,于國危之機制憲行憲,后這部憲法在臺灣延續和增修至今。可見余杰不僅缺乏史學素養,而且沒有擺脫中共國教育出的文人常有的意識形態化思維,良知上出了問題,知識上就會錯亂。
 
2018年,余杰入籍美國后在Facebook發文聲稱自己的兩個人生目標是「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和自由民主價值」和「解構中國」;余杰還發表《凍獨是死路,獨立是活路》,比臺灣一般綠營人士還要徹底的堅決的主張臺獨。可以說余杰到了美國不僅是「游魂」而且是人間「奇葩」,令人嘆為觀止。
 
臺灣綠營思想多數源自西方左派,且早期有不少人是「赤左」的思想出身,後來轉入「本土化運動」,故而對於台共分子抱有同情和敬意。他們不僅刻意遮蓋「白色恐怖」的緣起和目標主要有反共保臺等,還抹黑中華民國,開展「去蔣化」,甚至于全面為共諜平反。耐人尋味的是:高調反共的王丹、余杰等對此反而保持低調,依然與綠營保持火熱關系。如此看來,余杰等不僅有良知上的問題,還有機會主義的小聰明。

李明
民國10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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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明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8月6日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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