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新冠肺炎疫情与SARS疫情的比较/朱振和

最早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省顺德市出现第一个SARS病例。此后SARS疫情在广东省逐渐扩散。2002年12月底，关于这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中共当局在国内封杀关于疫情的讨论。后来SARS疫情在广东省进一步扩散，并传染进入香港、北京等地。可是中共当局仍然继续隐瞒SARS疫情的真相。在2003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地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张文康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发现张文康的说辞与实情相差太远，于4月4日向媒体披露了301医院收治非典病人的数字及死亡人数，光是这家医院的疫情数字就大大超过了张文康所说的数字，说明张文康在撒谎、故意隐瞒疫情。国外媒体报道了蒋彦永披露的实情以后，中共当局不得不宣布免去张文康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公开SARS疫情。此后中共当局公布的SARS疫情统计数字基本上属实。5月中旬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SARS病毒的活力减弱，SARS疫情逐渐消失，到2003年9月2 日SARS疫情完全消灭。总的疫情统计数字如下：全球确诊病例8473，死亡人数813；中国大陆确诊病例5327，死亡人数329；其中北京市确诊病例2434，死亡人数147；此外，香港确诊病例1755，死亡人数299。

武汉肺炎最早出现于2019年12月8日（有可能更早）。12月31日起网上流传一份武汉卫生机构“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文件，这时当局才出面证实在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在12月份，有八位医务人员在网上谈论他们所在的医院收治武汉肺炎病人的实情。武汉市公安局于2020年1月1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布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这八人“转发不实信息”，“扰乱社会秩序”，藉此警告市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八人“被训诫”，被迫认罪。此后武汉当局一直否认武汉肺炎会人传人。武汉市卫健委在直至1月中旬的通报中都声称武汉肺炎没有新增病例，多次强调“未发现医务人员被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现象”。

1月18日，钟南山院士率领“国家高级别专家组”调研武汉疫情，并于当日返回北京；1月20日钟南山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人传人”。这时武汉当局不得不改变口风，但仍然借世界卫生组织（WHO）之口声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会“有限度人传人”，尚未证据能够“持续人传人”；声称整个疫情“可防可控”。直至1月20日，武汉当局公开的表态是：武汉肺炎疫情微不足道，“可防可控”，人们可以放心地举办集体活动，迎接和欢度春节。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有四万多家庭参加、各户贡献一万多道菜的“万家宴”。1月20日，武汉市自当日起向全市派送20万张“惠民优惠券”，让市民免费在大年初一至十五畅游黄鹤楼等30个武汉景点。

此后风云突变，1月20日至23日，武汉当局公布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骤然大幅度增加，并宣布从1月23日10：00起武汉“封城”，令全球瞠目。在网络和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论调：因为习近平首次对新冠肺炎表态，“要求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管控工作”，事态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如此为习近平评功摆好明显地留下了一个破绽：当初隐瞒疫情，指责披露真情的八人“造谣”，是谁的主意？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独裁政权政治体制下，只有习近平一人能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武汉市市长周先胜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在直播中周先胜说，武汉肺炎是传染病，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发布传染病的信息，必须经中央授权以后才能披露。1月28日，习近平会见WHO总干事谭塞德，习近平说，他一直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网上的信息得知，新冠肺炎的疫情早就上报中央了，中央知道武汉有很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也知道有医务人员被感染了，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在1月份中央有人提出要公布疫情、采取防控措施，被习近平阻止了，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当初隐瞒新冠肺炎疫情的首要责任人就是习近平。

在1与20日以后为什么习近平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向呢？因为1月18日钟南山率领的“高级别专家组”调研了武汉的疫情，专家们调研后当日返回北京，告诉习近平武汉的疫情非常严重，武汉有许多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警告习近平武汉必须立即“封城”，否则的话让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人跑到全国各地去，就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使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扩散开来。听了专家们的警告，习近平不得不匆忙地作出武汉“封城”的决定。可惜1月23日10：00开始“封城”的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了，在23日10：00之前已经有500万人从武汉出去了。

假设这500万人中只有万分之一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那就是500人（这个数是我随意假设的，实际数字肯定比这高得多），就是说在全国各地散布着500个移动的新冠病毒传播源；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500人隐藏在500万人中，人们不知道在500万人中谁是新冠病毒携带者，于是新冠肺炎就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迅速地蔓延开来。而且武汉“封城”的决定是匆匆忙忙草率作出的，没有人认真地规划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作为；或者鲁莽行事，采取错误的措施。这些情况加快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客观事实是：1月23日以后全国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发展，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到2020年9月11日为止，全国（中共当局把台湾、香港、澳门的疫情统计数字包括在全国的统计数字中；而在上面列出的中国大陆SARS疫情统计数字，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累计确诊病例90623，累计病死人数4740；其中湖北省的累计确诊病例68139，累计病死人数4512；其中武汉市的累计确诊病例50340，累计病死人数3869；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例的有15个省、自治区和上海、北京、重庆三个直辖市以及香港、台湾（把台湾的疫情统计数字放在全国疫情统计数字中，是中共当局的政治操作，我在此只是引用统计数字，并无政治意义）。海外疫情：累计确诊病例2824万多，累计病死人数90多万；其中美国的累计确诊病例658万多，累计病死人数将近20万；印度的累计确诊病例456万多，累计病死人数7.5万多；巴西的累计确诊病例423万多，累计病死人数12.9万多；俄罗斯的累计确诊病例104万多，累计病死人数1.82万多；累计确诊病例为10 – 70万的国家有：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南非、西班牙、阿根廷、智利、伊朗、法国、英国、孟加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土耳其、意大利、伊拉克、德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乌克兰、以色列、加拿大、玻利维亚、卡塔尔、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多米尼加、埃及（按照累计确诊病例数递降的次序排列）；累计确诊病例为5 – 10万的国家有：巴拿马、罗马尼亚、科威特、比利时、阿曼、瑞典、荷兰、危地马拉、摩洛哥、阿联酋、日本、白俄罗斯、波兰、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葡萄牙、巴林、委内瑞拉、新加坡、尼日利亚、哥斯达黎加、尼泊尔（按照累计确诊病例数递降的次序排列）；累计确诊病例为1 – 5万的国家和地区有：阿尔及利亚、瑞士、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加纳、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阿富汗、阿塞拜疆、肯尼亚、捷克、塞尔维亚、奥地利、爱尔兰、巴勒斯坦、萨尔瓦多、澳大利亚、巴拉圭、波黑、黎巴嫩、韩国、利比亚、喀麦隆、丹麦、科特迪瓦、保加利亚、马达加斯加、北马其顿、塞内加尔、苏丹、赞比亚、克罗地亚、希腊、挪威、阿尔巴尼亚、刚果（金）、匈牙利（按照累计确诊病例数递降的次序排列）；疫情波及全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了SARS疫情以后，中国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信息系统”，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负责运行。如果这套系统正常运行，完全可以及时地发现、上报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把疫情控制住。但是这套系统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就完全失灵了。武汉市医院的医生（如李文亮医生等人）在2019年12月已经发现了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医院也及时上报了。在2019年12月底之前，中国多家权威医学机构已经检测出“类SARS”高传染性冠状病毒，并上报了。中国卫健委竟在2020年1月3日发文（三号文），要求各地销毁样本，不得对外透露消息。武汉市公安局于2020年1月1日通过公众号“平安武汉”通报，“散布武汉肺炎谣言八人被依法处理”，指李文亮等八人“转发不实信息”、“造谣”。八人“被训诫”，被迫认罪。中共当局就是这样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下，故意隐瞒疫情，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而失控，最终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中共当局在同一条河沟里同一个地方再次翻船，这既说明了必须坚决推翻中共极权独裁的政治体制，也说明了习近平比上一届中共领导更愚蠢，更顽固不化、不可救药。

第三个不同点是：2003年4月4日蒋彦永爆料揭露真情以后，中共当局宣布罢免张文康和孟学农，虽然人们都知道这两个人是替罪羊，没有胡锦涛的许可，张文康绝不可能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说谎；但这也表示中共当局被迫承认隐瞒疫情是错误的，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姿态。而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从来没有认过错，就连“训诫”李文亮等八人这样引起公愤的事，中共当局都始终不认错。于是中共当局就坚持错误继续向前走，继续严密管控媒体舆论，继续封杀言论自由，继续隐瞒真实的疫情。这个不同点往往被忽视了，这个不同点其实很重要，它对疫情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在“高级别专家组”向习近平发出警告，建议武汉“封城”以后，习近平本应该下令从1月20日开始“封城”。可是在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通报中，宣布新冠肺炎是“可防可控”的，直到1月16日新冠肺炎都“没有新增的病例”，只有41个确诊病例；1月18日只增加了4例。如果宣布武汉从1月20日开始“封城”，等于公开承认武汉市卫健委以前的通报是错误的。所以必须在宣布“封城”之前来一个“缓冲”，于是在1月20日至22日，武汉当局公布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骤然大幅度增加，到“封城”时湖北省的确诊病例上升到444例。这样习近平就可以自圆其说了，1月20日之前，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的确很少，以后三天感染的病例突然增加，所以要“封城”（确诊病例444例，这个数字也是假的，其实当时武汉市已经有成千上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习近平的这套鬼把戏只能骗三岁小孩。武汉“封城”的决定本来就为时已晚，因为习近平坚持不认错，玩弄疫情的数字游戏，企图自圆其说，使得“封城”的时间又延误了三天，这三天正是“春运”的高峰时期，大概有一、二百万人在这三天中从武汉出去了。习近平害人不浅！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宣布武汉“封城”的时候，武汉市的疫情已经完全失控了。“失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武汉市有成千上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涌向武汉市的各家医院。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医务人员严重不足，防护和治疗的医务物质也严重缺乏，医院根本无力收治这么多病人，只得让许多患了新冠肺炎的病人回家去。由于中共当局隐瞒实情，当时的武汉人民对新冠病毒一无所知，一点概念也没有，病人回家去就是听天由命，让病情自然发展，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让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回家去，就是放任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地传播蔓延。被医院收治的病人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由于医务物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的缺乏，很多医务人员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时武汉市的医疗系统根本没有能力应对、防控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只能听天由命任其蔓延扩散，这种情况就是“失控”。一种传染病在某地由于传播速度太快，患病的人数太多，以至于光依靠当地的医务力量已经无法防控传染病的传播及救治所有患者，只能听任传染病扩散蔓延，这就是“失控”。

中共当局不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失控的情况，中共的媒体从来不报道疫情失控的真实情况。我们只能从陈秋实、方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突破了封锁的少量报道中，以及个别敢言的武汉人的叙述中，知悉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的一些真实情况及一些悲惨的故事。我不在这里复述这些悲惨的故事，只指出中共当局自己承认的一个事实。中共当局承认，在2020年1月份湖北省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被缩小）感染了新冠肺炎，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武汉市的医务人员。武汉中心医院有300多名员工感染了新冠肺炎，有李文亮等四位医生死于新冠肺炎。光是这几个数字就足以说明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正因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失控了，中共当局拖延到1月23日才匆匆忙忙宣布“封城”。在此前已经有500万武汉人跑到全国各地去了，这500万人中隐藏着成千上万携带新冠病毒而自己并不知情的人，他们把新冠病毒扩散传播到全国各地。接着有成千上万携带新冠病毒而自己并不知情的中国人（包括武汉人）跑到世界各地，他们把新冠病毒扩散传播到世界各地，导致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祸根就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在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初隐瞒疫情，向武汉人民发布错误的信息，导致武汉肺炎疫情失控，而且在此后习近平和中共当局继续隐瞒疫情向全世界发布虚假的信息。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当局和习近平。

第六个不同点是：2003年4月10日以后中共当局公布的SARS疫情的统计数字基本上属实；而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始终在撒谎。在宣布武汉“封城”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我们从公民记者的少量报道中得知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失控的大致情况。可是中共官方报道，武汉市的累计确诊病例只有几百至几千例，累计病死人数只有几十至几百人，这些被大大地缩小了的数字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后来武汉市的累计病死的人数稳定在2500多人，再后来中共当局把这个数字调高了50%，成为3800多人。实际数字是多少呢？2020年4月份，有记者公布了一张照片，一大群人在武汉市一家殡仪馆门前排着长队等候领取骨灰盒。报道说，每天只能发放500个骨灰盒共需十多天才能发放完。由此可见，仅武汉市一家殡仪馆发放的骨灰盒的数目就远远超过了中共官方公布的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有外国学者利用各种理论模型对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测算，得到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及累计病死人数，是中共当局公布的数字的十几倍至几十倍。理论测算的数据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真实的数据来看待。只要中共继续执政，习近平继续“定于一尊”、“亲自指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统计数字就只能是个“谜”。

中共当局公布的除湖北省以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统计数字也是虚假的。在网上披露过某省各地医院上报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字一览表，表上的数字与中共当局公布数字之间有几倍至几十倍的差异。中共当局公布的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字完全是根据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这些虚假的统计数字欺骗了全世界人民，误导了全世界人民，这是造成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大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新冠肺炎在全世界大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在2019年11，12月至2020年1月份向中国人民及武汉人民隐瞒新冠肺炎的疫情，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爆发，疫情完全失控，完全不知情的武汉人在不知不觉中将新冠病毒扩散传播到全中国，进一步扩散传播到全世界，造成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

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众所周知，习近平号称Chairman of everything（我把它翻译为“包揽一切主席”），包揽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十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自称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一直在“亲自部署，亲自指挥”，那么这个“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当然应该是习近平。但是实际上习近平却不当组长，让李克强来当组长。为什么呢？原因大概有如下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如果习近平当了组长，他就必须立即到武汉“抗疫”的第一线去视察，习近平害怕被新冠病毒感染，不敢在这个时候到武汉去。就任命李克强当组长，让李克强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到武汉去视察。习近平本人则推迟到3月份才去视察，而且在视察前及视察期间作了严密的部署，保证总书记的绝对安全。习近平实际上也没有到抗疫的第一线去视察；只是布置了一个火神山医院的场景，习近平到场作秀而已。第二个原因是，习近平不知道怎么应对新冠肺炎的疫情，心中完全无数，他只会高喊假大空的政治口号，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只得把组长的职位推给李克强，自己躲在幕后垂帘听政。

这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组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宣部长黄坤明、外交部长王毅、公安部长赵克志、主管统战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蔡奇、国务院秘书长肖捷，组员中没有一个传染病学专家、医务专家。可见这个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不是防治新冠肺炎，而是维稳、维持中共统治的稳定、加强对媒体、网络的管控、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有很多人因为说了真话而被“训诫”、被拘留、被捕入狱。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三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在报道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消息以后，均“被失踪”了。武汉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写了《方方日记》，此书讲了一些负面的实情，此书在国内不能出版，计划到国外出版，方方因此而遭到“文革”式的围攻，骂她是“汉奸”。

习近平在此期间又做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吹自擂、自我表彰，暴露了他想当世界领袖的狼子野心。原本是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隐瞒新冠肺炎的疫情、谎报疫情导致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习近平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习近平却反而根据中共谎报的疫情而自我吹嘘，声称中国“抗疫”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全世界的“抗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要全世界向中国学习。中共还编撰了《大国战“疫”》一书，鼓吹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战疫”的伟大胜利。声称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一己之力，硬生生地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还打算把此书翻译成外文，在外国出版。由于有很多人反对，因此在外国出版此书的计划胎死腹中。2020年3月7日，习近平新委任的武汉市市委书记王忠林竟在电视讲话中要求深入开展所谓的“感恩教育”，要求广大市民“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习近平实在是太愚蠢、太无耻了。

最可恨又最可笑的是习近平的“甩锅”表演。武汉市市长周先胜2020年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在直播中周先胜说，武汉肺炎是传染病，地方政府不能擅自发布传染病的信息，必须经中央授权以后才能披露。指明了隐瞒疫情是党中央决定的。2月15日《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全文，习近平声称在1月7日就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这就把“锅”甩了出去，习近平声称自己在1月7日就提了要求，以后发生的事情责任在于地方政府。但是习近平在1月7日究竟提了什么要求呢？习近平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根据种种事实可以推断，习近平提出的要求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习近平的“甩锅”表演实在是太拙劣、太无耻了。

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习近平还在国际上挑起了“甩锅”表演。先由钟南山放风说：“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于中国”。然后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多次声称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军人参加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时带到武汉来的。在当事人以事实驳斥了这种无端的指责以后，赵立坚仍不改口。而且还有其他的“战狼”式的外交人员散布更多的“阴谋论”，根据美国个别人的言论，说去年美国流感流行的时候，有些流感患者实际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其实只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谎言。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下，中共“战狼式”外交人员的“甩锅”表演，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本质，习近平是人民公敌，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恶魔。

中共在2020年1月23日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事态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向，令人大吃一惊。如果“封城”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携带新冠病毒的武汉人跑出去，那么这已经为时太晚了，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从武汉出去了。当时宣布切断武汉市的对外交通，同时还宣布武汉市内的公共交通也全部停运，并对各小区实行严苛的封闭式管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传播。但是这样做也导致了社会活动、经济、生产、贸易、交通、市场全面瘫痪，使居民的生活遇到严重的困难，其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接着全国很多大中城市相继采取了各种类似的“封城”措施，到2020年2月10日，全国大多数大中城市实施了“封城”。所谓“封城”，就是实施粗暴、严苛的小区封闭式管理，对每个居民实施准战时管制，严禁出入。采取这种措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是把所有可能携带新冠病毒的人，首先不是当作人来对待，而是当作可能携带病毒的“危险分子”来对待，进行严防死守，“严防”就是严加防范，“死守”就是死死地看守住，不让自由行动。这样做当然就严重地侵犯了人权，违法防疫、游街示众、殴打居民、捆绑折磨、非法拘禁、开枪恐吓等现象层出不穷。我们只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粗暴、严苛的措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武汉市宣布“封城”时，市内的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当时有些人是必须上班的，尤其是医生和医务工作者，当然必须到医院去工作。可是市内公共交通停运了，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小部分医务人员在上下班时由拥有私家车的志愿者开车接送；大部分医务人员就只得自己想办法了，如果住家离医院比较远，上下班就锝花很多时间。当时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繁忙，还要为上下班的事情操心，这当然对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有负面的影响。我居住在德国柏林，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高峰时期，柏林和德国各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也照常运行，但规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如：把司机的驾驶室与乘客的乘坐区隔离开来，乘客乘坐公共汽车时必须戴口罩。现在德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由此可见，只要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完全不必停运市内公共交通。

武汉市宣布，武汉市的综合医院就只收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原来的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是中国高发的慢性病）患者就被医院拒之门外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之际，医院这样做乃是被逼无奈之举。这些患者原本可以转到专科医院或者外省的医院去就诊，但是所有的交通都被切断了，他们被困在家中，无医无药，听任病情逐渐恶化，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导致死亡。即便是新冠肺炎的患者及疑似患者，当时由于疫情完全失控，医院里挤满了病人及疑似患者，有不少患者还进不了医院。他们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有不少本不该死的患者也病死了。2020年2月，武汉市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染病未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2020年2月间，在武汉市建立了十几所方舱医院。方舱医院起源于战争期间，由于有大量的伤员需要救治，就建立了这种所谓的“方舱医院”，在一个很大的场地上，排列成百上千张病床，把大量伤员安置在这些病床上，便于救治这些伤员。这样的“方舱医院”适合于救治伤员，完全不适于传染病患者，把上千张病床密集地排列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隔离设置，病床上的传染病患者肯定会发生频繁的交叉感染，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共当局建立“方舱医院”的目的是把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者关在里面，不让他们出去活动，防止他们在社交场合把新冠病毒传给别人。建立方舱医院，把许多人关在里面，防止这些人把新冠病毒传给他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方舱医院里的患者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受到了伤害，这样做对于治疗新冠肺炎也有害无益。最不幸的是那些原来并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疑似患者，被关进方舱医院以后，与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很快就被感染了，成了真的新冠肺炎患者。究竟有多少疑似患者如此被害了？根本无法统计了，方舱医院，害人匪浅！

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严苛、粗暴、野蛮的防控措施，能够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蔓延，但是这些措施也严重地侵犯了人权，使许多人受到伤害，还破坏了人民的生活、交往、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说是弊大于利。中共当局隐瞒了实情，还恬不知耻地自夸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模式取得了战“疫”的伟大胜利，要全世界感谢中国，要全世界学习中国模式。事实胜于雄辩。我目前居住在德国，德国采取的是理性、人道的防控措施，已经比较好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事实证明了严苛、野蛮、粗暴的中国防疫模式应该彻底抛弃。

新冠肺炎疫情则发生了全球大流行，疫情波及了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不包括中国）累计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800万，全球累计病死人数高达90多万。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高达650多万，累计病死人数高达将近20万；其次是印度和巴西；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最多（即感染率最高）的国家是卡达尔，感染率高达4%以上；其次是巴林和巴拿马；美国的感染率约为1.99%；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无人感染新冠病毒，那都是人口非常少的岛国，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遍及世界各地。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一般都在万分之五以上。这一组数据说明了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的疫情有多么严重。按照中共当局公布的数据来推算，中国的感染率只有万分之0.64。在世界上，除了被中共的宣传彻底洗脑的人以外，无人相信这个数据，世界人民认为中共当局一直在撒谎。

由于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隐瞒疫情、谎报疫情，导致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全世界经济衰退、萧条，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这一点，认识到中共和习近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掀起了向中共追责和索赔的浪潮。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和中共当局顽固地坚持错误，一方面大演“甩锅”拙技，一是把隐瞒新冠肺炎疫情的责任甩给地方政府；二是谎称新冠病毒源自美国。另一方面花费巨额资金搞大外宣，根据中共自己编造出来的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数据，大肆吹嘘中国的制度优越性，声称取得了大国战“疫”的伟大胜利，全世界应该向中国学习，应该感谢中国。在此举一个例子，我在网上看到一张新闻图片，图片显示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街头树立的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习近平的巨幅画像，旁边是塞尔维亚文的一句话及其中文翻译：“感谢你习大哥”。

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再一次吹嘘中国战“疫”的伟大胜利，并提出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以前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一次暴露了习近平企图把中共的极权专制制度推向全世界，由习近平当世界领袖的狼子野心。习近平与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对全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全人类的公敌。中共与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之间的对抗（其核心是中美对抗）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是自由民主制度与极权专制制度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

可以说，中共造成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促使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他们拉开了自由民主阵营与中共极权专制阵营之间全面抗争的序幕。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1）2020年6月4日，美、德、英、日等多国议员代表宣布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以共同协调应对来自中共的巨大挑战，旨在通过集体战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2）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呼吁世界各国与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

在这一场抗争中，中共有什么表现呢？可以说是“四面挑衅，八方树敌”。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中印边境冲突，印度禁止了中国几百个App；中共当局制定并执行《港版国安法》，大肆拘捕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在中国占领的南沙群岛的七个岛礁大规模地填海造岛，在人造岛上建军事基地，部署导弹和战机，设立三沙市（即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之总称）行政机构；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及远洋地区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包括以台湾为假想敌的登陆演习），向南海海域试射导弹；中共战机频繁地越过中间线、逼近台湾空域，中共军方的鹰派人士频繁地发出“武统”的叫嚣；捷克议长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出威胁，要捷克为此“付出代价”；为了与美国对抗，拉拢俄罗斯，与伊朗签订合作协议；在国内加强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控制、迫害和打压；如此等等。

目前自由民主阵营与中共极权专制阵营的抗争只是拉开了序幕，自由民主阵营尚未组成一支反中共的声势浩大的队伍，还缺少一个统帅，还不能对中共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按理说，美国总统应该担任反中共极权专制阵营大联盟的统帅，但是川普总统没有这个抱负，也没有这个能力。有些人把推翻中共政权、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和川普的身上，期盼川普及美国政府能对中共实施“刀刀毙命”的制裁，把中共政权摧垮，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川普执政的基本信条是“美国优先”，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川普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美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目前川普还要考虑是否有助于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统。至于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川普大概不怎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川普的言行、他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的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对此我们表示赞赏；有的可能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对此我们持淡定的态度。今年11月美国大选，如果川普能够连任总统，以后他甩掉了“想要连任总统”的“包袱”，川普有可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制裁措施。

推翻中共政权、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完成。我以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是这样的：中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然后迅速地导致中共政权垮台。中国必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由中国国内的情况决定的。美国如果能对中共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那当然会加速中共政权的垮台；即便美国不对中共采取制裁措施，中国也必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目前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危机，只是危机还不是那么严重，中共政权暂时还能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经济危机严重化和中共政权垮台已经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