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的水平
张又普
我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自小没接触过任何高官。1973年我去延安旅游一个星期，其间无意中见到了若干位1940年代时非常有名的劳动模范，有的还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但在1970年代时，他们都是普通农民，看不出任何特殊性。
随着我的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接触了一些中层干部及其子女。出国之后又有机会接触了更高级别的干部及其子女，其中干部级别最高者是国务院的一位副部长，子女级别最高者则是前面介绍过的王同学，是一个可以随意出入最高领导人家中的人。仔细回忆、比较这些人，我感到中共党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共党内人才济济，相互之间激烈竞争乃是常态，能够脱颖而出、攀上高位的人，全都是精英人士，情商极高，绝非等闲之辈。那些资历老却没有能力的人，哪怕是经过长征，照样永远在底层徘徊。与我接触过的这些老干部及其子女们打交道，总是让人感到他们非常温暖、和蔼可亲，难怪许多人很自然地就愿意听他们的指挥，当他们的下属。
我在《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到，美、日官员常常嘲笑中、苏官员愚昧无知，不懂法律，这是真事。不过大家都有外交礼貌，正式场合和当面交往时，绝没有任何失礼的言行。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发表钓鱼岛讲话后不久，日本坊间就传言说，日本外交部官员有人发出了这种嘲笑，为此曾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那几位日本外交部的官员是在下班以后去一家小酒馆喝酒聊天，被一位狗仔队秘密跟踪偷听，第二天发表在一份八卦小报上，我们大家才看到。当然，那份八卦小报因此而销量暴增。
对于美日官员的这种嘲笑，我是不赞同的。就个人智慧而言，中苏官员绝不在美日官员之下，就政治技巧而言，双方大同小异，彼此相当。差异在于社会的言论自由上，美日官员有机会听取全社会各方人士的正反面意见，使用了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因而犯错误的概率值较小，而中苏官员往往只能听到少数人的赞美之词，很难听到批评的声音，因而犯错误的概率值较大。当中苏官员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智慧去和成千上万人的智慧较量时，双方智力上的差距就很明显了。
还有一条，美、日、中、苏对于“正确”一词的定义不同。美、日官员做事，强调的是争取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从属于经济利益的；而中、苏官员却往往着重于政治利益，忽视经济利益，话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追求面子。因此双方在谈判时往往能各有所得，各自“正确”，实现双赢。例如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日本追求国家经济利益，争取到了豁免战争赔款，等于从中国手里赚取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大胜而归。而中国则得到了日本的外交承认，提高了国际地位，获取了很大的政治利益，也是大胜而归。事后，美、日官员都对中国放弃国家经济利益的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但中国人却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正确，因为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美、日官员嘲笑中、苏官员，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苏的政治文化。其实从个人素质上来说，所有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是很聪明的。
(张又普初稿于2014年7月26日)
资料链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