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双一流大学与新四大发明/老王工作台

另一则是关于新四大发明的。某部发言人今天在海外自媒体官方实名认证推特上，以英文写道：Shared bicycles, high-speed rail, mobile payment, & e-commerce are China's "four great new inventions."（共享单车、高铁、移动支付和电子商务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该推文并以幻灯片加以说明 ------

不要自吹或者自评，看看世界公认公信的第三方排名。2018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清华第45名，2019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清华第50名，2020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清华第23名，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清华第16名。在世界四个主要大学排行榜上，清华均进入前50名，且有上升趋势，就此而言，我们说清华是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名副其实吧？而以清华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说它是世界一流大学，也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对吧？

话虽如此，老王作为清华人，还不得不说，清华的这个世界一流与其他的世界一流还是有差距的。不用跟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样历史悠久的私立大学校比，也不要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样显赫的公立大学比，就是跟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这样的新秀相比，清华也难说有优势。

成立才55年（刚好是清华历史的一半）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就有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排名跟清华不相上下。清华在49年之后的70年里，有过一件世界公认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发现或者发明吗？有培养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吗？当然，作为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在这70年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点不容抹煞。顺带，清华还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包括国家领导人，也是清华的骄傲。但大师在哪里？“钱学森之问”恐怕还是今天的痛点吧？

如果往深的讨论，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个伪命题。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也不认同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载体的大学在中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必须占领的思想阵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大学在办学目标、培养人的标准、对老师的思想要求、研究方法和学术宗奉等方面，跟西方都没有多少可比性，中国的大学对标西方的大学其实存在制式冲突。就好比，中餐的红烧肉难以对标西餐的牛排一样。又，为什么没有说要创建世界一流的法院呢？因为体制不同嘛。

记得有领导曾对清华培养学生的宗旨有过精炼的总结，就四个字：听话，出活。很难想象其他世界一流的大学，会把“听话”作为第一要务，就如同很难想象清华不把“听话”（听党的话）放在第一位是一样的，因为这涉及到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

如果说还有可以对标的，最多就是科学技术领域与西方大学比比论文数量、引用率、影响因子等等。但这只是大学的一部分，属于器物，而非大学的全部，更不是大学精神。

以前有人讲中国这新四大发明时，老王都一笑置之。如今代表国家的发言人，用英文向全世界宣告了，老王又觉得笑不出来。

老王不怀疑前面的数据，更不否认“新四大”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变化。但如果说，他们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老王还是脸上有点发热的。

先说共享单车。首先提出"共享单车"概念的是20世纪60年代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发起的运动被称为“白色单车计划”。第一次大规模的共享单车计划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哥本哈根。2014年初老王在伦敦的街头溜达，就发现有无人管理的供人租用的自行车。

中国的共享单车，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确实有几大改进，一是无桩，二是随处停放，三是扫码支付启用，四是图利海量的押金；就是让自行车出租更便捷、更安全、更智能、更有效益（当然也更多的损坏）。但它是自行车出租业务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后说高铁。根据全球铁路组织（UIC）的说法，第一条高速列车是1964年的日本新干线。之前，欧洲曾有过重大的速度纪录——法国的一列火车在1955年达到331公里/小时。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至天津开通了中国的首条高铁，时速350公里/小时。至今，中国高铁里程最多，也有很多的自有知识产权，但核心技术多来自日本和德国，将高铁说成是中国的发明，显然不符合事实。

再说移动支付。1997年芬兰电信启用了通过拨打一个付费电话号码来操作点唱机和饮料自动售货机的服务，是最早的移动设备付款。最早商业化的移动支付是伊隆.马斯克于1998年推出的Paypal。而业界认为，真正的移动支付技术始于2014年Apple Pay的亮相。今天支付宝和微信在商业上是极其成功的没错，但移动支付在西方社会不那么发达，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因为公众对安全性有更多的顾虑。就像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如火如荼，但美加等国就非常谨慎，有些地方甚至立法禁止政府对公众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这是一个关乎私权空间和隐私安全的法律问题。

“中国街头菜贩比美国硅谷精英更潮”属于典型的夜郎自大，既不了解街头菜贩，也不了解硅谷精英。首先，中国有城管，街头没有菜贩；其次，硅谷精英更了解移动支付的逻辑和利弊而有自己的选择（就不说硅谷了，老王的一个朋友，国内知名银行的资深高管、信息系统和信用卡的专家，他就坚持不用移动支付，微信支付宝一个都没有，他是“潮”还是OUT呢？）。

最后说电子商务。1979年英国人麦克·奥德里奇（Michael Aldrich）利用一种被称为Videotex的技术，将普通电视机连接到了当地零售商的电脑，发明了网上购物。1995年亚马逊和eBay推出他们的网站，电子商务开始流行。淘宝是2003年上线的，现在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巨头，但似乎马云并没有说过，他是电子商务的发明者。今天全球电商的一哥是亚马逊（市值一万五千亿美元，差不多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两倍），购物体验也比淘宝要好。最基本一条，亚马逊退货非常方便，不需要客户付一分钱。淘宝的退货至今还需要客户倒贴运费或保险费。

简单回顾一下，很容易发现，所谓“新四大发明”没有一项是中国的发明。何为发明？从0到1是发明，从1到n是改善和改进。中国确实是在这四个领域做的很大，也有很多改进，但他们的原始创意、基本原理和底层技术都不是中国的。做大了不等于就成了发明者，否则，中国的房地产规模全球最大、银行规模也是全球第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房地产和银行是中国发明的呢？

因此，当我们宣称“新四大发明”时，恰恰说明我们在发明上的业绩乏善可陈。最大的“发明”恐怕是把“新四大”当作了自己的发明，并由国家的发言人向海外高调发布。

而一个国家是不是富有创造力，跟它的大学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领域，都是鼓励创意、创新和创业的，也容忍异见并允许自由思想的。更形而上一点，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共同构成创新的动力和氛围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只鼓励师生在科学技术上创新，却不允许思想的市场的存在，甚至连老师讲课都有被举报被处分的风险，它的科学技术创新也是走不远的，最多就是培养一批工程师，但难以培养出大师占领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德先生不在，赛先生难以独行。这大概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大做强“新四大”，却在芯片等领域被人卡脖子的原因。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专家评出来的，而是思想市场和法律环境选择出来的。什么时候，中国不需要组织专家评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一流大学也不把“听话”作为培养人的第一标准时，中国就不需要拿“新四大”来装点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