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综述

会务组供稿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来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于4月30日在费城成功地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

    研讨会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召集。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原天津经贸委主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炜，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辉，和独立学者顾建中先生做了主题演讲。陈奎德、苏晓康，王军涛、孟玄、魏必州、何频，龚小夏、梁禾、程映红、陈破空等出席了会议并对主讲人作出了评论。《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先生主持了会议，李进进会长致辞。 他指出，胡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两任中共总书记，而出席当天会议的则多是中共的叛逆者。这些叛逆者在辛亥百年之时纪念胡赵这两位前中共总书记，不在于讨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得失，而是为了唤醒良知。他说，胡赵是有良知的共产党人，胡耀邦敢于解决中共夺取政权后头30年间作出了“冤假错案”，赵紫阳在1989年勇于用辞职来反对军事戒严和反对军队对学生开枪，良知莫大于焉。历史残酷在于，这两位有良知的共产党领袖被中共这个绞肉机给绞碎了。中国今天所缺乏的就是良知:商人们制造和出售毒奶粉，官员们掩盖毒奶粉并抓捕毒奶粉受害者的抗议者, 国家的媒体则垄断新闻，愚弄百姓，缺德缺良知者莫过去此。李进进说，与会者都是自1978年胡赵推动改革以来仍保有良知的知识精英，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良心的聚会。

    整个研讨会分为四个主题展开发言和讨论。

    吴国光教授就“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他认为：胡赵的悲剧显示了中国自上而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当今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不在于共产党上层出现新的改革派领袖，而在于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巨大负面效果。他联系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认为变革的可能路径分为三个阶段：民变持续增加；民变促成官变；在民主规则下形成新的治理模式。民变，指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会出现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这就促成了官变，这时就有人“跳船”了；而原有精英“跳船”对于形成新的治理能力是很有意义的。吴教授认为，说共产党垮了台中国就会大乱，那是耸人听闻。历史证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向心力极大，怎么变动都不会垮的。而事实是，时机一到，体制内的很多精英先会“脚踏两只船”，然后会反戈一击，层层掀翻他们顽固的上司取而代之，迅速上位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不会乱、不会垮的道理。他说：“政治不讨厌野心家，政治欢迎向老百姓靠拢的野心家”。

    这节的主持人是陈奎德教授，他与评论员张炜、苏晓康、孟玄及与会学者对此主题进行了精彩的评议发言。

    第二个主题发言者是1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辜建中先生。他的题目是：“胡耀邦，泯灭在党性机器中的个性”。他认为，胡耀邦是共产党这个专制政党里的一个异数，他一生两次开创了中共党内良好的政治环境：一是在他当团中央第一把手的时候，团中央内倡导民主、平等，充满朝气；二是他当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开创了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他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心，结果被党内“老人帮”暗算，他鲜明的个性，最终被共产党这架政治绞肉机绞杀。

    著名政论家陈破空主持了这节的演讲。胡平、梁禾、龚小夏以及与会代表王军涛等人对此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评论发言。梁禾博士曾担任过胡耀邦的意大利文翻译，她讲述了胡耀邦众多感人的事迹，她说：“胡耀邦有三真：怀真心、讲真话、干真事，他的悲剧诠释了专制制度的残酷。”

    第三个主题发言的是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辉。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前景—胡赵悲剧的启示”。他首先谈到以哥大黎安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自六四以来的22年间，就中共何时垮台不断地进行“算命”，结果是一错再错，中共政权至今没有垮。但中共内部的残酷争斗自毛泽东死后一直没有停止。毛在的时候，是“七、八年来一次”，毛后则几乎是“五年一次”。

    洪教授对一种“主张共产党内公开出现两派，并展开竞争上位掌权”的主张，从人性、人道、人本以及善待政敌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以这种类似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那样代表着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竞争执政的观点，对现任的中共九位政治局常委，进行了量化分析。最后，他在演讲中画龙点睛道：“中国古代的皇帝是无法有天；毛泽东是无法无天，但内心有鬼，因为毛生性多疑，心中充满恐惧感，醉心靠搞政治运动来消灭党内的政敌；而毛之后的统治者，则是有法无天，因为大多是无神论和假神论者，并出现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制衡。”

    第三节的主持人是哥大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评论员是吴国光、程映红、何频和魏碧洲，他们与会议代表一起对此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魏碧洲认为，这种两派竞争上位执政的主张是给共产党会诊，是让这个专制的党活得更长一些。

    第四节主讲人是英国剑桥大学张炜教授。 当年著名的《河殇》主笔苏晓康先生主持了这节的演讲和讨论。张炜是1977年入读北大经济系，读书期间担任过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毕业后去了天津任天津开发区主任后官至天津经贸委主任。张炜曾经和李克强一样是中共第五代的接班人。1989年当军队用武力镇压的北京的学生运动后，张炜愤然辞职。这是中共高官里的异数。1992年他设法来到美国，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硕士，后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去英国剑桥大学教书。

    张炜演讲题目是：“改革红利的终结和中国经济的前景”。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上的成果，成了中共唯一的执政合法化的理由，可是，这里面又潜在着一个这样的危险：一旦经济上出现麻烦，出现问题，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变数。

    张炜说，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但这决不是共产党的伟大，他认为经济改革成功有四个原因：一是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的红利，当时，胡赵顺应了民意，短短的6年中，农业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古今罕见；二是改革开放赶上了世界第三次浪潮，全球化接纳了中国，红利几乎是捡来的；三是允许并承认私有经济，结果带来了活力；四是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

    张炜认为，中国在获得经济改革红利的同时，还存在着对许多“黑利”的猎取，诸如：预支下一代的钱；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竭泽而渔的生产手段，以及道德败坏、贪污腐化带来的“好处”。

    最后，张炜指出：现在，共产党光靠“红利”和“黑利”显然是不行了，这就是说，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其结果必定会给政局带来众多变数。

    此次研讨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费城东方明珠大酒楼董事长费汉良先生慷慨提供赞助。原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发来贺电，中国社科院原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提供书面论文参加研讨会。《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名誉会长陈一咨在病中仍关心研讨会的召开，他来电话说：“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里程碑式的人物，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改革成果。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我们纪念他们，也是纪念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贡献、为争取自由民主作出牺牲的所有仁人志士。”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整日不离轮椅的92岁的司马璐先生，因为医生不让他离开老人院，他便电话参加会议，他说：“在延安抗大的时候，胡耀邦是政治部主任，我是图书馆部主任，我与他相识相熟，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同时，我对赵紫阳的思想和理念也是非常认同的。胡、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自陈独秀之后最有希望的两个人，可惜共产党把他们搞掉了。他们俩人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