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民主
——兼议埃及突尼斯也门民主潮流
木木（北京）

    突尼斯，也门，埃及近来的民主改革浪潮，把20世纪初叶和中叶民族独立的主潮，改写成为今天的民族民主主潮。是世人关注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迹象。突尼斯的改革是否最后成功，埃及的专制政府是不是由民主派和穆斯林兄弟会掌控，固然重要，却并不是唯一的企盼；这个主潮的奔涌潮向，无疑是超着世界民主格局的发展和发挥。这是不是世界第四次民主化过程，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回顾历史，被世人称之为周恩来主义的所谓亚非拉民族独立潮流，在过去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不可遏制。周恩来，尼赫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来给了当时的世界以一个稳定世界均势的和平主义答案。但是，这个现状，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的黑暗和残暴，逐渐发生负面的影响。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关系之互动，成为考量民主大潮来临以前，类似南非和印度、先期把民族民主和独立一位以处的范例。曼德拉和甘地之价值论齐备于欧美价值论，民族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兼容性，表征无遗。这是所谓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国家转型的首选。

    在此首选之后，次类选择，包含了中国极权主义政体和亚非拉（某些国家）专制政体的选择。这些选择，造就了所谓联合国于五、六、七十年代，以亚非拉国家为其主导的周恩来外交模式。我们记得，当周访问亚非欧（阿尔巴尼亚）之十四国的时候（1963年——1964年），埃及，突尼斯之类的专制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外交内政之极权主义政体之间，产生了一种似乎非常正面，沆瀣一气，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毛式世界格局，第三世界格局。当时的纳塞尔和布尔吉巴（前突尼斯总统）总统乃及其他非洲元首如本贝拉，恩克鲁马等，似乎找到了他们可以维持独立而持续专制的国际支持。苏联和中国拉拢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手法，更是世人耳熟能详的事实。

    这个独立运动，尚包括中国支持的柬埔寨，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极权、专制国家。支持他们的原因，除去上述民族独立因素，更出现毛支持波霸的屠杀政治——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试验，消灭市场，毁灭文化，军事独裁，烂杀无辜；使得民族独立运动彻底堕落成为民族杀戮运动——这个运动和中国的文革遥相呼应，把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独立思想界构成为民族大屠杀。这是民族独立运动特殊野蛮的所在。这个野蛮和殖民统治之间的正负因素，可以立见优劣，分出高下。虽然，我们并非是说，殖民主义欧美的历史和价值，在其对内民主，对外殖民的价值分裂中，有什么正确性和积极性可言，只是这样的极权主义和那样的殖民主义之间，在人权考量上，立见天壤，判别有致。

    这个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民族专制和民族极权的分野，造就了人们所谓外交是内政延续的实例。所谓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需求，在欧洲另外的独立国家和东欧国家，也呈现了极其负面的，实际上是苏联殖民地的格局。东欧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匈牙利起义和布拉格运动形成的独立格局，正好映射了他们的民主诉求，而和亚非一些专制独立运动迥异。于是，在此结合点暴露以后，演变到八十年代末叶的苏东波解体，使得最早呈现的波罗的海小国独立苏联的运动，一次性到位于民主转型。这个转型，在德国统一和南斯拉夫乃至苏联的解体中，亦产生了民主因素强于独立诉求的21世纪特征。这个特征，为后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转型，造就了典范。

    按照这个逻辑，美欧如何对待今天埃及之类的原专制独立国家，向民主政体转型，成为挑战欧美政治外交的新元素。这个新元素是，面对二战以来既成之国际约规和地缘格局，如何估计民主造就的新范式和新外交内政格局，是考验西方政治的关键。如果美国人还是像对待当年匈牙利起义一样，认为匈牙利人正好是破坏有限主权论和地缘政治保守格局的冒犯者，那么，他们就只能支持突尼斯民主而不会支持埃及民主——就像他们可以支持前菲律宾，海地和乌克兰颜色更变，而对于中国，则选择不选择主义和朦胧主义——其间的关键之处是，他们并不定位于中国国家的性质和政体；并不认定其（负面）人权和政体之间产生的必然关系——而将政权和人权分开处理。这是阿伦特一类哲学家一直以来指责西方政府和人权团体理论的要害——这些人权危害者并不是要摒弃人权话语，可以言顾左右；问题是，他们的国体和政体并无人权可以保护的基本机制。所以，回到民主课题，国家，独立，专制，极权，都是以国家主权的面貌出现且以此遮盖一切。你认定这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性，那么，你有什么理论来论证这样的主权和人权，和无人权之间的属性呢？

    故此，埃及民主潮流，给美国人和欧洲人一个超越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类国家主义者的价值评估。这样的价值评估是，如果美国单独的国家利益危害了民主；抑或民主的埃及，也门甚至以后的沙特阿拉伯等不民主国家，在民族民主和民族独立双向选择上，抵触了美欧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就像中国民主化以后，对于美国丧失中国廉价市场和廉价资源之堪疑——他们是不是会选择20世纪，让度利益，允诺（印度中国）独立于之，而诉求其民主化，利益化，且再组合利益与权利的世界分配格局呢？这是考验21世纪普世价值运作的要害和本质。

    如果中国，非洲，拉美整个民族民主化，其要求的资源，北京，里约和开罗，是不是要完全享有纽约和洛衫机人获享的住房，汽车和能源呢？那时，这个民族独立和民族民主之间的外交格局，乃及生态，能源格局，又当如何处理呢？吕贝松等环保和能源人士担忧的课题，就会和民主转型等问题，一起涌现。那时的美欧战略规划和民主价值之间的均衡，又当如何摆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