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国是会议将汲取美国建国的教训，聚焦未来中国的建国议题
北京之春驻多伦多记者站 刘畅
2024年10月8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北京之春记者采访，说明了第二届国是会议的安排，并阐述了国是会议的深层次意义。
王军涛：2024年9月30号，中国大陆时间10月1号，我们举行了第二次国是会议的开幕式。按照去年的计划，我们的国是会议曾经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在去年的11月11号，那时候正好是世界亚太峰会召开之前。我们宣布要进行国是会议，然后在今年，我们又开了第一次的国是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建国纲领的问题。
这两次国是会议之后，大家反响比较大，都希望国是会议能够继续举办下去。国是会议和我们以往的其他民运会议不一样，在于我们主要讨论后共产党时期中国的各方面制度建设。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他的政策导致前30年中共的发展在某些人眼里相对满意，尤其是那些从中获利的官员、学者和企业界精英。但是，大家也认为共产党之后的问题还比较遥远。不过，以我自己接触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人反对将来中国应该是个民主和宪政的国家。
但是，他们提出了是否应当先发展经济、产生中产阶层，或者等待国际环境更好、人民素质更高的时候，再推行民主。此外，多数人认为应该通过共产党领导的过程，由开明的领导人来做这些事。然而，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这些期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刚刚发育的中产阶层在疫情期间几乎退回到贫困阶层。因此，大家逐渐意识到共产党垮台可能是迫在眉睫的事，只有共产党垮台、习近平下台之后，中国才会有一个好的开端。因此，后共产党时期的中国制度建设成为我们国是会议的首要讨论议题。
国是会议的第一个考虑是，共产党垮台后中国的制度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应当有人来考虑，并且中国民主运动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第二个方面，世界上至今已有几百个政治转型案例，其中很多国家经历了五六次转型，但最终多数都失败了。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的也就十几个到二十几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转型并非一旦发生就能自动成功，失败远远多于成功，主要原因是转型前对制度建设思考不成熟，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没有应对转型危机的预案。
国是会议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过渡期内完成新旧制度的转换。从第二届国是会议开始，我们要进入经济方面的专题讨论，但专题讨论并不是几个专家坐在一起就能对中国的诸多问题得出结论。因此，我们希望从第二届国是会议开始，每个专题领域中，先召开该领域的启动式，然后面向全球征文。在征文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这是目前决策学中的一种方法。具体操作是，将专家的文章收集后匿名寄给相同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评议，之后再修改自己的文章。通过几轮往返，到今年年底，我们预计召开两天到三天的会议，邀请成熟的专家和意见领袖，最终撰写关于中国民主、经济制度建设的白皮书，以及转型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政策预案白皮书。
这是我们的打算，所以从这次会议开始，我们的会议方式做了一些变动。其实，自从国是会议提上议程后，我们深感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结束暴政的任务非常艰巨。尤其是对我个人而言，已经有48年了，接近半个世纪，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为这个事业努力，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但当我们真正开始思考国是会议的时候，才发现，建立一个中国可能比推翻共产暴政更难。推翻暴政，基本上是一个靠勇气和信念，然后把多数人动员起来的问题。一旦多数人行动起来之后，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在世界各国的转型实战中已经看到过了。但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没有一两代人的时间是不行的，就是精心准备之后也不行。
尤其是像现在被认为最成功的美国。熟悉美国宪政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在打独立战争之前，真的没有人仔细考虑他们国家建设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他们战争打完后，才发现独立只是其中一个任务，还有一个建国的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最终，美国到现在为止，依然在艰难地完成这一过程。
美国本该有个国是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到现在都还没解决。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党派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几乎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像美国这样，在经历了这么多选举之后，仍然围绕选举问题有这么多争论。连穆斯林和罗马选教皇都没有这么多争论。这就说明，美国后来在国家建设上确实遇到了很多没有预见到的问题。
我们今天谈到美国宪政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实际上都不是在制宪时就确定的。比如两党制，当时华盛顿之所以没有竞选第三届总统，很大原因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独立战争中鲜血凝成的友谊没法让亚当斯（当时的副总统），还有汉密尔顿（他的财长），与杰弗逊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最终，美国的两党制是在杰弗逊、汉密尔顿、亚当斯等人之间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
美国的第一个党是联邦党，由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领导。实际上，两党制是在几次总统选举之后才算稳定下来的。而美国的联邦制问题更是复杂。大州小州的矛盾，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通过一场号称19世纪最残酷的战争之一，才初步解决。美国南北战争损失惨重，1/10的成年男性或死或伤，这才把联邦和州权之间的关系初步理顺。
联邦制可不是通过制宪解决的，而是通过南北战争解决的。到今天，美国的州权和联邦权力还在争论。每年都有很多宪法案件，最高法院都要裁决，很多州对联邦权力不服，联邦也对州的主张不满。这就说明，美国到现在都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的言论自由案，是后来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解决的。包括持枪权等这些公民权利，也是在宪法修正案中得到解决的。美国的民权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比如BLM运动时，还提出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并没有在美国享有像其他自由民主社会中应有的平等权利。
这些情况说明，“建国”即使对美国这样一个被视为民主灯塔的国家来说，仍然充满争议。他们在建国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所以今天仍然有很多争论不休的话题。
相对来说，今天实际运行较好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德国。这是因为他们战败之后，有了一个虽然时间很短，但经过仔细讨论的国家建设过程。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效的国家制度。特别是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但天皇不干政。像英国经过几百年摸索出来的君主立宪制度，日本一下子就能到位。
所以，我觉得召开一个国是会议非常重要。只不过，现在的民运，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中国政治大势所趋、共产党的捣乱，以及西方世界的一些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赚黑心钱等原因，已经非常边缘化。无论从智力、财力各方面来说，完成国是会议这样的任务都非常艰巨。
所以我们期待，当前希望共产党垮台的人能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好这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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