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作為民主活動政治家的陳子明

——追思陳子明

胡平

陳子明（1952年1月8日－2014年10月21日）逝世6周年。/ 圖片RFA

10月21日，是陳子明（1952年1月8日－2014年10月21日）逝世6周年。重發舊文，以示懷念。——胡平

還記得28年前，我赴美留學前夕，子明單獨為我餞行。席間暢談，我們都對中國的民主前景相當樂觀。子明說：現在看來，我們的理想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就可以實現，也許不需要很多年。

可是，28年過去了，今天的中國，民主甚至比當年還更遙遠。子明壯誌未酬身先去，給我們留下無盡哀思，無限遺憾。

當年八九學生丶如今獨立作家楊光，為悼念陳子明先生撰寫了一副挽聯，其中兩句是：「民運無公不成史，國家有難倍思君。」

北京三百人出席陳子明追悼會警方如臨大敵。/ RFA圖片

這副挽聯的前一句肯定了陳子明在當代中國民運史上的重要地位。子明的一生，就是當代中國民運史的縮影。是故，「民運無公不成史」。後一句「國家有難倍思君」，則表達了我們深切的遺憾。盡管子明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但是，子明的去世還是給中國的民主事業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尤其是在未來中國發生重大危機或重大事變的歷史時刻。我們不缺少英勇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我們很缺少象陳子明這樣成熟的民主活動政治家。

在我們這一代民運人士中，子明是屈指可數的具有政治家特質的人物之一。按照馬克斯•韋伯，政治家要有三種特質：判斷力丶熱情與責任感。子明三者兼具。

先說熱情。韋伯所說的熱情，是指對事業的獻身。子明的熱情持久不熄，他矢誌不渝的一生就是證明。至於普通意義上的熱情，那我們就應該說，子明的熱情有些與眾不同，子明的熱情不洋溢不外露，唯有當眾人都冷的時候妳才最能感到他的熱度，而當眾人都熱的時候他卻總能保持一份冷靜。不是子明冷時熱，熱時冷，而是他的熱情非常恒定，恒定的熱情才是最高的熱情。

再說政治判斷力。何謂政治判斷力？用以賽亞•伯林的話，政治判斷力就是「對社會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就是「一種知道什麽『行』丶什麽『不行』的感覺」。

對此，子明很早就有清醒的認識。還在民主墻時期，子明就提出：「要反對政治浪漫主義和政治理智主義，堅持政治現實主義。」按照子明的解釋，「政治浪漫主義是只管自己主觀上想要得到什麽，而不管客觀條件允許不允許。政治理智主義，完全是冷冰冰地看待政治形勢，不把自己當成其中的一個力量，只考慮體制的必然性，不考慮人的能動性。前一種心態會導致盲目樂觀，後一種心態會導致盲目悲觀。」子明所謂的政治現實主義，「就是說，目標要適中，目標不是要很高，要看到民主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會有高潮和低潮的時候，需要一波一波地推進，需要有積累。」

政治判斷力是個中性的概念。一個高尚的政治家可能有很糟糕的判斷力，一個邪惡的政治家卻可能在判斷力上很高明。更重要的是，所謂知道什麽「行」丶什麽「不行」，那也要看妳想要什麽丶想幹什麽，那也要看妳有多少資源丶有多少路徑。

一黨專政下的中國，共產黨壟斷權力，也壟斷資源，因而似乎也就壟斷了做好事的機會。四人幫垮臺後的中國，改革大潮興起，但大多數有政治抱負的人依然選擇了體制內路線，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走體制內路線才可能成功；而一旦他們決定了選擇體制，他們也就不得不接受體制的選擇。對他們來說，所謂什麽「行」丶什麽「不行」，就是共產黨會不會采納，共產黨準不準。

子明不這麽想。子明追求自由民主，因此他選擇獨立，選擇體制外。這是在沒有路的地方開辟出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不行」變成「行」。當然，在那時，走獨立路丶走體制外路線者也不乏其人，而子明的非凡之處在於他做得相當成功。從辦民刊，到競選，到辦經濟實體，到建立民間智庫。子明的成功不但在中國罕見其匹，就是在國際共產陣營中也是出類拔萃。

在眾人都以為「不行」的地方，妳能看到「行」，而且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果然「行」。這是何等高明的政治判斷力。一方面，它比走體制內路線者更高明；另一方面，它比走獨立路丶走體制外路線但未獲成功者也更高明。誠然，不少走獨立路丶走體制外路線者，面對當局的高壓，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可歌可泣。只是，「不成功則成仁」，「成功」比「成仁」畢竟略勝一籌。再說，子明也具有同樣的勇氣，六四後被捕入獄就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裏，我或許有必要再談一談，一般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民主活動政治家的區別。因為有很多人似乎不明白這二者的區別。他們往往把一個優秀的持不同政見者，徑直地等同於一個民主活動政治家。波蘭團結工會顧問米奇尼克說得好：持不同政見者的特點是他的簡單性和純潔性。做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意味著始終堅持一種道義的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動搖。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總需要妥協，需要把握形勢，拿捏分寸。在韋伯那裏，判斷力就是分寸感；沒有分寸感是政治家的大忌。對於政治家而言，正如米奇尼克所說，「要取勝這一點變得非常重要」。子明做到了這一點，所以我說他不只是優秀的持不同政見者，而且還是優秀的民主活動政治家。

八九前，子明對中國民主前景的樂觀並不是盲目的。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民主轉型的勢頭很強勁，雖然比不上波蘭，但比其他大部分共產國家都好得多。不幸的是，六四屠殺導致了中國的全面倒退。覆巢之下無完卵。子明以及他的團隊也全軍覆沒。

關於子明在八九民運中的所作所為，有必要多說幾句。不少朋友認為，在八九民運中，陳子明是中間角色，是當局與學生之間的調停人。不對。陳子明怎麽算中間角色呢？在當時的北京，有幾個人能比陳子明丶王軍濤更民間丶更體制外丶更民運？事實上，鄭也夫之所以向統戰部長閆明復大力舉薦陳子明等人，就是考慮到當時的學生，既不信任政府官員，也不信任自由派知識分子，那麽，子明他們作為民運「三朝元老」（四五運動，民主墻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的身份，應該比其他人更可能得到學生的認同與信任。

再有，陳子明丶王軍濤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也並不是所謂「勸架」的角色或調停人的角色。因為當時的情況，絕不是簡單的政府與學生的二元對立。在當時，政府內部已經發生了自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分化。圍繞著如何對待天安門學生運動，以趙紫陽丶閆明復等人為代表的改革派或曰溫和派與以鄧小平丶李鵬等為首的保守派或曰強硬派尖銳對立。陳子明們深知，在當時，單憑學生和民眾的力量尚不足以對抗黨國體制，因此必須和黨內改革派聯手，否則讓黨內強硬派得勢，就很難避免被鎮壓的結局；另一方面，黨內改革派也只有贏得學生的信任與必要的配合，才能避免被黨內強硬派清洗，才能鞏固和強化自己的地位，從而起到保護學生和鞏固運動成果的作用。

換言之，當時的情況，是黨內改革派丶黨內強硬派與學運（或民運）的三方互動，而絕不是政府與學生的二元對立。陳子明他們當時的種種努力，乃是為了促成學生與黨內改革派的合作。因此，說陳子明等人當年扮演的角色是中間角色，是斡旋，是調停。都是不準確的；至於說直到今天，還有人說他們是充當共產黨的說客，是來破壞民運丶瓦解民運的，甚而大有特務之嫌，那就更是黑白顛倒丶荒謬絕倫了。

不幸的是，在當時，學生運動被激進思潮占了上風，沒有及時地和黨內改革派合作，子明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結果是，黨內改革派全數出局，強硬派出動坦克車血腥清場，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被殘酷鎮壓下去。

馬克斯•韋伯指出，在政治家必備的三項品質－－判斷力丶熱情和責任感－－中，責任感一項最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強調自己的良好意願而不顧自己主張與作為的客觀效果。他必須考慮自身行動在現實世界中的意義，必須願意為其行動的後果承擔所有的責任。這就叫責任倫理，與之相對的是意圖倫理（或曰信念倫理）。意圖倫理強調當事人的主觀意圖或信念，不考慮丶不重視其言行的客觀後果。

可惜，很多人至今仍然不明白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的區分。他們往往更重視意圖倫理，而忽視責任倫理。在八九民運中，學生中的激進派由於其反對立場鮮明，所以每每受到稱贊；溫和派或曰穩健派則由於主張妥協，常常被視為幫政府說話，立場可疑。盡管後來的事變已經證明，溫和派的主張對運動有利，激進派的主張對運動不利，那些人還是很少批評激進派，也拒不承認溫和派的正確，甚至在溫和派的代表人物如陳子明等遭受到當局的嚴厲迫害，仍然有人堅持懷疑他們的立場和動機。中國的反對運動要有長進，首先就必須克服這種幼稚病－－從正確評價陳子明做起。

其實，在六四之後，很多學生領袖都有過反思。江棋生在回顧八九民運時講到：有兩件事是他原來沒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沒有想到中共強硬派竟然那麽野蠻兇殘，動用幾十萬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的平民。第二件事，就是對趙紫陽丶閆明復等黨內改革派嚴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沒有及時地和黨內改革派溝通與合作。柴玲也為當時學生與民眾未能與黨內改革派形成一個比較強大的團結一致的聯盟而深感遺憾，「因為歷史證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軍作戰地推動中國的民主憲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吾爾開希強調，我們必須反思的是，八九民運在當時究竟有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他指出，八九民運不是泄憤運動，不是自殺式的壯舉，而是一場政治反對運動，我們不是為了殉道，而是為了爭取成功，而八九民運中出現過不止一次機會，如果和黨內改革派合作，可以達到一個真正的如我們所願的丶除了殉道意義之外的政治成功。

六四後，子明被捕入獄。在法庭上，在監獄中，子明充分展現了他的英勇與從容。順便一提，就連子明在監獄中的表現也不是沒受到過誤解和非議。子明在獄中居然寫過一份入黨申請書！這怎麽能不讓人懷疑？海外民運的英雄丶兩次入獄的楊巍說得好。楊巍說：「我基本上沒看過子明的文章，可是一看這不同凡響的申請書就一下子被征服了。在大牢裏聲稱要學習方誌敏和張誌新，這意味著怎樣的一種傲骨，又是怎樣的一種幽默。服了！」

胡平與友人在機場迎接到美國治病的陳子明。/ RFA圖片

懷念與追思陳子明。/ 圖片Canyu.org

子明出獄後，由於受到嚴密監控，難以發揮他組織家丶活動家的長才，便轉而潛心著述。於是人們發現，原來子明還是了不起的學者和思想家。不過我更看重的還是作為民主活動政治家的陳子明。我一直認為，當中國再次發生重大事變之際，子明以他的久經考驗的勇氣和信念，以他的豐富的經驗丶學識與閱歷，還有他的廣闊的社會關系，當然，更重要的是他的卓越的政治判斷力和責任感，他能起到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是極少有人能夠替代的。他的離去實在是我們無可彌補的損失。但願我這篇文章，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作為民主活動政治家的陳子明，再從陳子明身上對民主運動的政治有更多的了解。

RFA首發於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