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轉型成功過 臺灣該再耐心助攻?
秦晋
中國民主轉型的客觀條件早已成熟,而且曾經轉型成功,那是一百一十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國經歷了多次復辟,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張勳復辟。而之後的兩次專制復辟是決定性的,第一次是「北伐戰爭」,蔣介石在蘇聯的支持下擊潰了北洋政府,實現了由新生的不健全的民主向威權專制的復辟;第二次是國共內戰,中共在蘇聯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雙重支持下戰勝了蔣介石,實現了由威權專制進一步向極權專制的復辟。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是明火執仗將武器彈藥給了中共,美國則是在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調停的名義下逼迫蔣介石在1946年6月6日下達停戰令,而蔣介石則表現出了宋襄之仁,鑄成大錯。以後美國又是對中華民國實行武器禁運,變相幫助中共席捲全部中國大陸。
中國再次民主轉型的契機是從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政治失策讓鄧小平鹹魚翻身,鄧小平意外地從華國鋒手中奪得中共最高權力。根據趙紫陽幕僚陳一咨(已故)先生的《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一書披露,一大批因文革中受毛澤東獨裁迫害的官員曾經考慮徹底改革甚至拋棄這個制度,但他們很快改變了這個想法,官復原職後重新享受權力帶來的巨大益處,食髓知味的中共高官們從根本上改變放棄了這個改制想法。但是隨之而來的為拯救中國瀕臨於經濟崩潰,而於1979年起開始改革開放,卻也開創了鄧、胡、趙三駕馬車新時期,這個時候中共內部的確出現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一大批銳意改革的人物。這個時期長達十年,曇花一現地呈現了中國民主轉型的客觀條件和契機,一直到1989年的最高點戛然而止。自此以後,中共體制內改革力量被逐出政治舞臺,中國內部的政治轉型契機不復存在,所有可以形成中國民主轉型的政治機會都有待國際間縱橫捭闔,折衝樽俎。
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橫梗在中國民主化道路上所有的困境只有一個,就是中共政治集團。它形成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局面,能夠戰勝消滅這個集團的力量在中國境內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形成。中共經過了1989年的政治危機和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絕不再留下任何餘地讓中共以外的力量形成,中共極其敏銳地將所有政治隱患都消滅在襁褓之中。消減中共對民主進程阻力的唯一方式是讓它壽終正寢。中共專制雖是夕陽政治,但還是僵而不死,中共猖獗,禍害中國民眾,威脅民主臺灣,而中共最大的助力一直是美國,是美國的民主黨行政當局。本來我一直認為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錯誤和失誤,現在我不這麽看了。美國民主黨壓根就是有意為之。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說,道出了杜魯門行政當局有意對北京和莫斯科的軟弱,甚至是投降主義策略,因此堅決否定麥克阿瑟提出讓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六十萬軍隊參戰的要求,並不惜把麥克阿瑟撤職。最近大陸炒作的電影《長津湖》戰役,以顛倒史實的筆法收拾中國民心,為武力犯臺軍事冒險進行戰爭動員,臺灣對此應保持警鐘長鳴。而當時艱難是麥克阿瑟率領的美軍戴上杜魯門民主黨行政當局的腳鐐與共軍作戰。麥克阿瑟是希望一舉鏟平金家王朝,甚至擊潰毛澤東的共軍,然而杜魯門卻是一心維護金家王朝和中共新政權。七十多年過去,中國內部不存在與中共抗衡的政治力量,在國際上也不存在掃除中共的政治力量。臺灣中華民國雖然是中共的政治敵手,兩蔣以後的臺灣就無意與中共為敵,只是被動地應對中共的各種攻勢。最應該遏制中共的是美國,但是美國也無意以中共為敵,與臺灣中華民國相類似,被動地被中共視為的敵人。而且中共反過頭來臥薪嘗膽地、韜光養晦地擇時對美國取而代之。
中國民主轉型可以預測場景和路徑將是黑天鵝(black swan)和灰犀牛(Gray Rhino)的出現,形成中國未來的政治變化將是突如其來暴風驟雨般。以習近平的蠻橫愚魯將他接手前的一副相對好牌打成今天遭受全世界唾棄的爛局,對於中共來說,的確是未來路上險象環生,習的任何一個錯失和一步踩空,都可帶來整個政權的瞬間崩潰,如同大壩決堤,澤國一片,令中國進入混亂失序的後共時期。在動蕩的後共時代,大中華地區建立一個統一的、原有不同民族原封不動不脫離的、憲政民主的國家,這個機會將非常渺茫。這將是中共退出歷史舞臺以後長期受大一統思想熏陶的中國人所面臨的艱難而殘酷的現實。中共曾經獲得了為中國和中國人民選擇最佳途徑的黃金機會,但是,沒有一任中共領導人有對國家和民族擔負責任的睿智。中國人應做最好的期盼,但同時要做好最壞的準備。臺灣也應耐心等待這個時期的到來,應該說時間上不會長久。
中國即使是閉關鎖國,其惡化的經濟也不容易不可能觸發新的社會動蕩。以中國的毛澤東時期和北韓為例,民眾被牢牢的思想禁錮,經濟惡化不構成對政權的衝擊,而且中國已經開始為其的閉關鎖國開始了預先準備。天雷勾動地火,可以引發中國經濟和內部情勢的蓄勢和突變,尤其是政治不穩定甚至崩潰,才可以觸發中國大變。這個可能天雷是川普施政的四年時間,中國政情密切觀察者和從事了三四十年中國民主運動者在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之前,曾經有過一個很樂觀的期待,就是中國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美國歷屆行政當局對中共一直存有一個嚴重的誤讀,而中共抓住了這個機會獲得了經濟長足的發展,有效地穩定並且強化了中共政治局勢。而川普時期很大程度上扭轉了長期美國對中國的接觸綏靖政策,中國經濟下滑,危及中共政權。但是中共做出了極大的自我犧牲,有效地改變了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現在中共已經暫時轉危為安,沒有迫在眉睫的政權危機。
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秦晉致開幕詞,曾建元致歡迎詞。左起:徐文立、達瓦才仁、錢達、黃昆輝、曾建元、秦晉。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向2010年「中國民主化展望與探索」國際會議贈送花籃致賀。
臺灣正確應對方式
臺灣應該更有勇氣和自信在國際上昂首挺胸展示自身的形象和地位,與對岸大陸政權理直氣壯地在政治層面分庭抗禮,與相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理念國家交往,建立密切聯系,甚至突破外交承認瓶頸,看清並且勇敢放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牆頭草小國,而把在那些地方的支出轉過來用於對中國境內外中共反對力量的實質性支持,一改類似於發生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時,臺灣缺席的政治錯誤,就是對中國民主化最有效的促進。
中國出現民主轉型時刻對臺灣來說有二選一的挑戰,就是臺灣如何應對對岸巨大變化給臺灣送來的政治機會,是進而主導中原的政治演進,還是退而徹底劃清界限建立自己的國度。這就看臺灣政治領導人的胸襟和卓遠見識,以及島內全體民眾形成的共識。是要做大國傲視世界領導世界,還是效仿歐洲的中立小國安於守成,與世無爭。
2008年11月臺灣民主基金會的會談。執行長林文程博士(中)、前中央社社長、前公視總經理胡元輝教授(右)
與秦晉(左)。 2008年11月
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右二)與秦晉(左二),以及到訪的臺灣民運人士會談。
臺灣只須守住自己的腳下,堅守兩岸政治對等。不怯戰,不搦戰,不主動提出與對岸政治談判,不拒絕對岸要求的政治談判。兩岸統合的最高標準就是兩岸政體同為民主政治體制,政治領導人的產生必須通過全民選舉。其他相應標準就是兩岸都必須擁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接受英國、美國等對中共虛幻認知犯下嚴重戰略錯誤的經驗和教訓,這兩國領袖的錯誤直接禍害的是香港民眾和中國大陸民眾,而對於英國和美國而言,禍害的後果波及程度還遠遠不夠,所以,英美兩國對於他們在國際格局中犯下如此大錯,基本沒有認識和檢討。對於對岸的任何承諾的應對都必須嚴守一條:聽其言,更觀其行。看得更遠一些,兩岸政治統合的政治準備只能在後共時代,在此之前,基本條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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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 月,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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