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特习会”追击采访——抗争者杨大鹏

北春记者 张致君

从陕西家庭教会到华盛顿街头，杨大鹏跨过太平洋，又乘飞机横穿美国。他原以为自己终于走出了警察、审讯和监控。习近平访美的几天里，那些始终对准抗议者的镜头，却再次唤醒了他的恐惧。两周后，南加州女子张婉莹因涉嫌受中国政府官员指示，在美国监视台湾高级官员的家人而被FBI逮捕。“跨国镇压”这个原本遥远的词，突然离他很近。

杨大鹏决定去华盛顿以前，挣扎了很久。

他怕被抓。

荒诞的是，他已经逃离了中国，却要在美国为一次反对中国领导人的抗议，担心自己会被送回中国。

习近平即将访问华盛顿，他打算从加州搭乘飞机前往美国东海岸参加抗议。他听到有关ICE在机场执法的消息，担心自己在出行途中遭遇身份核查。临行前，他反复确认随身证件，处理移民报备事宜。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跨州旅行。真正让他睡不好的，是脑子里不断出现的一个画面：移民执法人员把他拦下来，他被关进去。然后，不知道经过什么程序，某一天重新出现在中国。

“我最怕的，就是把我遣返回去。”他说。

杨大鹏1982年出生在陕西永寿县。曾因为信仰在中国遭到警察的审讯、殴打，关押，获释时被要求承诺不再参加家庭教会、不再提供聚会场地，也不再向亲友传教。中国政府近年来持续加强对未经官方认可宗教活动的管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26年度报告称，中国当局继续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及“宗教中国化”政策控制宗教活动，并持续针对地下教会和未经登记的新教群体采取拘留、监控等措施。

杨大鹏后来逃到了美国。

中国的那段生活，在他的讲述里只有几句话，真正没有结束的，是恐惧。

出发去华盛顿以前，他想到最多的是海。

他说，当年逃亡途中经过危险海域时，害怕来自眼前。

黑夜。海浪。船。每一样东西都有形状。

这一次不同。

飞机从美国西海岸飞往东部。机舱狭窄，窗外是云层和看不清的地面。旅程被压缩到几个小时，他心里的焦虑却没有因为距离缩短而减轻。他最担心的不是航班晚点，而是登机、转机或落地之后，自己会不会遭遇移民执法。

“精神上的恐惧。”他说。他甚至把这次旅行和当年逃亡时的经历放在一起比较。

杨大鹏是基督徒。犹豫最厉害的时候，他反复想到《以赛亚书》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后来，他还是去了机场，登上飞往华盛顿的航班。他说，既然已经来了美国，如果因为恐惧，连习近平到访时都不敢站出来，那么自己当初逃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过去，他并不喜欢谈政治。“作为基督徒，我本来不愿意参与太多政治。”这句话，他说过很多次。

改变来自一个非常朴素的经验。当一个人在家里祷告也需要考虑警察会不会进来，“政治”就已经进入他的生活。他说自己后来越来越相信一句话：“如果基督徒永远不参与政治，政治最后会拿走他们作为基督徒的权利。”

他去的不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院子，而是美国首都的街头。可他需要先说服自己：表达反对意见，不应该是一件需要壮胆的事。

9月22日，杨大鹏抵达华盛顿。

飞机落地以后，他几乎没有休息，很快前往中方人员活动的酒店附近。

这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如此靠近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所形成的政治现场。

酒店门口停着车辆，警方维持秩序，抗议者举着牌子。

有人支持习近平，也有人反对习近平。

中国国旗和抗议标语出现在同一片街道。

人群互相拍照，手机几乎一直举着。

杨大鹏记得，一批中方人员到达时，其中一名男子朝抗议者竖起中指。

一个来自中国的抗议者，冒着自己想象中被遣返的风险，飞到华盛顿表达政治诉求；他回忆，迎面而来的回应之一，却是一个中指。动作只有几秒，他却记了下来。

那一刻的对立不止发生在标语上。欢迎与反对的人群面对面站着，摄影设备朝向彼此。杨大鹏后来反复提起的，不是双方谁的声量更大，而是自己作为抗议者，是否仍能在不受恐吓的情况下表达反对。

当天，他们又赶往习近平预计抵达的机场，警方随后封路，他们没有抵达原先计划的位置。

晚上，抗议继续。

杨大鹏说，也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他越来越注意人群中的一些镜头。

“为什么一直拍我们的脸？”

他记得几个人。鸭舌帽，墨镜，口罩，手里拿着雨伞。其中一些人的衣服上，似乎还装着小型摄像设备。

杨大鹏怀疑这些人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

他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拍人？拍脸，拍车辆，拍谁和谁站在一起。

一些镜头并没有长期对着讲话者或者横幅，而是在抗议者身上移动。

“为什么要一直拍我们的脸？”他说。

荒诞之处正在这里：他来到美国，是因为希望自己的言论不再需要躲藏；可在美国的街头，光是被镜头对准，就足以让他想起中国的审讯室。

公开示威原本就意味着公开曝光，记者会拍，游客会拍，另一边的示威者会拍。

TikTok、YouTube、X上的直播也几乎从不停止。

对于杨大鹏，这些镜头却会触发另一套记忆。

他曾经经历过审讯，警察问过他参加聚会的人是谁，还有谁信教，还有谁参加，还有谁“漏网”。所以他看待一部手机的方式，与一个普通游客并不一样。

照片最后会到哪里？对方会不会查出名字？会不会找到社交账号？能不能顺着一个人的姓名，找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家人？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恐惧恰恰从没有答案的地方长出来。

几天的抗议里，杨大鹏不断与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迎面相遇。双方立场鲜明，举起的旗帜和标语彼此对立。

对立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在美国街头，欢迎习近平与抗议习近平的人都有公开表达的权利。真正令现场紧张的，是政治表达与针对个人的骚扰之间那条不断被试探的界线。

杨大鹏真正无法适应的，不是对方举起哪面旗，而是有人将政治对立变成对抗议者个人的羞辱与威吓。

辱骂。竖中指。近距离拍摄。针对家人的威胁。

他说，有人甚至朝抗议者喊，要共产党回中国“把你们家的祖坟都挖了”。

当示威者从争论习近平的政策，转向追问对方是谁、来自哪里、家人在何处，街头对抗便不再只是观点碰撞。对于经历过宗教审讯的杨大鹏，这种转向尤为敏感：他记得在中国，警察也曾首先追问“还有谁参加”。

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句粗暴的话，而是其中不合常理的逻辑：争论发生在美国首都，对方却把惩罚对象指向了中国的祖坟。人可以出国，威胁似乎还要追着族谱走。

杨大鹏所面对的冲突，并非简单的两个阵营互喊口号。当一方表达支持，另一方提出批评，双方本可以在警察划定的区域内各自示威；但只要有人靠近镜头拍摄个体面孔，或者把威胁延伸到家人，现场对抗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当话题突然从街头延伸到中国境内的家人，一条看不见的线便被跨过去了。

一个人站在华盛顿。他的父母仍在陕西。他的亲人还住在原来的县城。

他的电话号码、微信、过去的地址，很多时候也没有从中国消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知道你是谁”本身就构成压力。

美国执法机构给其中一种跨越国境的恐吓与压制行为取了名字：“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杨大鹏来到美国以后，才逐渐熟悉这个词。

FBI目前对跨国镇压的定义很直接：外国政府跨越国境，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流亡者和异议人士实施恐吓、压制、骚扰或伤害。FBI同时指出，目标包括永久居民、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美国出生者，以及这些人的亲属和朋友。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类活动侵犯个人权利，也构成对美国主权的挑战。在FBI有关中国的公开资料里，跨境镇压已经成为单独列出的反情报问题。FBI称，中国政府曾针对居住在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人士、台湾及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其他批评中共的人。

官方文件把这种行为归入“跨国镇压”。四个字工整、准确，几乎像一个行政分类。但落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恐惧并不按国境线归档。

真正落在人身上，却只是一些极细小的动作。

有人拍下你。有人记住你的车牌。有人搜索你的地址。有人知道你家里还有谁。

然后，你开始自己约束自己。

不再参加下一次抗议。不敢露脸。不愿接受采访。把社交账号锁起来。和国内家人通电话时避开政治。

跨境镇压最有效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有人真正把一个人拖进汽车。

恐惧会替它完成剩下的工作。

然后，张婉莹被捕了。

杨大鹏从华盛顿回来后不到两周，一起发生在南加州的案件，让这种恐惧突然有了具体的人名。

张婉莹。Heather Zhang。

34岁，居住在加州尔湾。

2026年10月4日，她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班前往中国时，被FBI逮捕。

第二天，美国司法部公布刑事指控。

联邦检方称，张婉莹涉嫌在未向美国司法部长依法申报的情况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并按照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在美国监视一名台湾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人。

司法部后来确认，案件涉及台湾高级官员亲属，FBI相关信息进一步报道，被监视者为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儿子赖廷与。

张婉莹目前受到的是刑事指控。联邦刑事诉状披露的细节已经足够具体。检方称，2025年6月，张婉莹从南加州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府官员会面。司法部指控，她在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回到美国以后，对目标家庭台湾总统赖清德家属实施监视。两个月后，她开始行动。2025年8月29日，张婉莹与另一人从橙县John Wayne机场飞往拉斯维加斯。9月1日，两人再次乘飞机前往目标所在州。登机时，她被指向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发送自己的登机牌照片，并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准备登机。抵达以后，两人租车。然后开到目标住所。

司法部称，张婉莹在那里实施监视。她随后给中国政府联系人发送信息，大意是自己已经看到了目标——“年轻男性，是年轻的那个”。当对方要求语音通话时，她回复：“我正在录像。”

美国政府指控她还向中方发送了照片、视频以及车辆车牌信息。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不熟悉”该案情况，并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以攻击抹黑中国。

一边是美国司法部的刑事指控。另一边是中国政府的否认与反驳。

案件最终如何认定，将由美国法院决定。但对于杨大鹏这样的中国政治抗议者而言，真正刺眼的甚至不是“间谍”这个词。是那些行动本身。一辆租来的车。一部手机。一个住宅地址。几张照片。一串车牌号码。

还有一句：“我正在录像。”

这起案件让杨大鹏在华盛顿反复问的问题突然有了重量。

“为什么一直拍我们的脸？”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盛顿街头拍摄杨大鹏的人，与张婉莹或者中国政府存在联系。然而张婉莹案至少证明，外国政府涉嫌通过身处美国的人执行秘密监视任务，并不只存在于流亡者的想象。

美国联邦执法机关正在把这样的行为当作现实的国家安全和跨境镇压问题处理。司法部在张婉莹案公告里，FBI反情报部门官员直接把该案描述为针对美国境内“跨国镇压”的执法行动之一。

对于很多普通人，一部手机仍然只是一部手机。对于经历过政治审讯的人，它有时像一个入口。

镜头后面是谁？信息去了哪里？最终会落到谁手里？

杨大鹏没有答案。

可是现在，美国司法部的案卷告诉公众：

至少在某些案件里，答案真的在太平洋另一端。

自由社会里的一种悖论，这是杨大鹏在华盛顿最强烈的感受。

同一条街上，两种经验同时存在。

一边是美国警察。他们维持秩序。

反对习近平的人可以继续高喊。支持习近平的人同样可以举旗。国家领导人的车队经过，一旁仍有人公开喊出反对他的口号。

杨大鹏在机场和抗议现场最担心的，是美国执法人员会不会因为他的移民身份拦下他。

结果没有发生。

他说，这趟旅行让自己“更相信美国的法律”。

从他的角度看，这甚至构成了一种非常朴素的政治教育：警察出现在现场，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马上要失去自由。

这种认识，对一个在中国因家庭教会聚会而遭到拘押的人来说，需要重新学习。

可街道另一边，也存在另一种美国。

有人不断拍摄。有人辱骂。有人把争论延伸到国内家人。

联邦调查机构则在处理一起又一起外国政府涉嫌在美国境内实施监视、骚扰或秘密行动的案件。

这是整场抗议最难解释的并置：美国警察负责保护人们表达相反意见的权利；曾经因为表达或信仰遭到中国警察追问的人，却在这里担心有陌生人记下他的面孔。自由确实存在。

荒诞感并不来自美国没有自由，而来自自由已经摆在眼前，一个人仍需要与过去的恐惧反复谈判。

对于现场一些亲北京人士，杨大鹏最强烈的感受并非意见不合，而是对方的举动让他想起了中国的政治恐吓。

矛盾的是，支持中国领导人的人，同样可以借助美国的言论自由欢迎他；反对者也可以当面表达不满。两种立场都受保护。令人不安的是有人一面享用自由表达的空间，一面又以辱骂、拍摄或牵连家人的方式，试图让另一种声音退场。

他并不否认他们表达支持中国政府的权利。让他愤怒的是另一件事。

“你当然可以喜欢共产党，可以支持习近平。”他说。“可为什么要追着我们拍？为什么要威胁我们的家人？”

在美国，自由表达保护不同政治立场。

一个人可以高喊“习近平下台”。另一个人也可以举中国国旗欢迎习近平。

真正的问题开始于表达之外。当一个人秘密接受外国政府指令。当监视活动涉及住所、车辆、亲属。当骚扰和威胁试图让另一个人闭嘴。

那已经超出普通政治争论的范围。

这也是张婉莹案里，美国司法机关试图划出的边界。

这些年，美国境内涉及中国政府的跨境镇压案件不断进入法院和FBI公开文件。

它们所呈现的手段不尽相同。寻找目标，跟踪，拍摄，获取地址，记录车牌，联系亲属，通过中间人施加压力。在某些案件里，也包括试图强迫目标回中国。FBI提醒居住在美国的人，如果因政治、宗教、民族身份或对外国政府的批评而受到来自外国政府或其代理人的威胁、骚扰和恐吓，可以向FBI举报。

可是对于杨大鹏，制度层面的定义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很个人的问题。

一个中国人究竟如何做才能真正走出中国政治带来的恐惧？

陕西到美国。

跨越太平洋。

从加州飞往华盛顿。

数小时的航程，横跨美国东西两岸。

一张机票，就能把他从加州送到华盛顿；另一张机票，也足以让他想象自己被送往最害怕的地方。距离在航班时刻表上只剩几个小时，在记忆里却远远没有结束。

可如果有人把镜头举起来的时候，他仍然会下意识想到国内家人，那么“离开”就没有地图上那么简单。

有些国境线可以把警察挡在外面，记忆没有国境线。

家人也会成为另一条线。

几天抗议下来，杨大鹏逐渐意识到一个矛盾。

他害怕被拍。偏偏他跨越整个美国，正是为了让反对的声音被听见、让抗议者被看见。

可他来到华盛顿，本身就是为了被看见。

如果完全隐藏自己的脸，又如何公开表达？于是后来，他没有再刻意回避所有镜头。他说自己曾经在中国害怕警察知道他参加家庭教会。到了美国以后，又曾经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参加反对习近平的活动。

如果永远这样活下去，逃离本身就失去了一部分意义。

“我们抗议的人敢露脸。”他说。这句话里有愤怒，也有一点给自己壮胆的意味。因为勇敢很少意味着没有恐惧。很多时候，只是恐惧仍在，一个人还是站在那里。

华盛顿的几天结束了。

习近平离开，代表团离开，警戒线撤掉，横幅卷起来，人群散开。

抗议结束，杨大鹏再次前往机场，搭上返回加州的航班。这一次，飞机沿着相反的方向横穿美国。

出发的时候，他一直在想：美国警察会不会抓我？

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来到美国以后，仍然因为害怕被中国政府注意、害怕家人受到牵连，而不敢使用这里拥有的表达自由，那自己究竟逃出来了多少？原来有些东西，真的能够越过太平洋。指令可以。信息可以。监视也可以。

杨大鹏至今还会想起2022年的那个星期日。

21个人在家里聚会。门突然打开。警察进来。后来在审讯室里，有人问他：还有谁？还有谁参加？还有谁没有被找到？

四年以后，他站在华盛顿。人群里仍然有人拍照。有人观察。有人想知道抗议者是谁。

只是这一次，地方换了。法律也换了。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种区别。

在陕西的时候，他需要向警察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聚会。在华盛顿，没有美国警察要求他保证以后不再抗议习近平。没有人让他签字，没有人要求他闭嘴。所以，当镜头再次朝向他的时候，他仍然会害怕，他也没有再走开。车队经过，人群喊着口号，镜头一部接一部举起来。杨大鹏站在原地，让他们拍，然后继续喊。对一个曾经因为一场家庭礼拜而被带走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乘飞机横跨美国前往华盛顿后，真正想证明的一件事：这或许是他经历中最讽刺的一点：

在中国，他被要求承诺不再参加家庭聚会；到了美国，他却必须反复提醒自己，公开抗议不需要向任何人作出保证。

逃亡的终点，不该只是终于没有人抓他。

还应该包括有一天，即使有人正在看，他仍然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