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朱虞夫谈茉莉花革命：中共司法滥用和文字狱迫害民主人士北京之春驻多伦多记者站刘畅

台湾时间2024年10月23日，中国民主运动元老、中国民主党组党成员朱虞夫先生，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温大同采访，讲述自己如何在2011年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因为一首小诗遭到中共监控、抓捕、关押折磨和滥用司法被强行定罪的受迫害全过程。

主持人：我今天想跟朱虞夫先生谈的是您参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情况。我们知道，茉莉花革命是发生在2010年年末到2011年年初，在北非突尼斯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导致当时的政权倒台，这个事件也导致了北非和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通过民众的示威活动使得多个政府倒台，这个事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活动被认为与推特或一些手机媒体应用对年轻人产生的影响有关，因此相当受到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有人发起了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根据我们现在的记忆或从资料中整理所看到的情况是，2011年2月在网络上有一些匿名人士发起了号召，计划在2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或约定以后每个星期天下午2点在中国一些城市进行集会。当时他们指定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具体地点来部署。然而，在活动发生前一天就有很多人被限制自由，而在2月20号当天，北京记者所报道的情况或照片显示，基本上只有记者和公安人员在那里，实际上民众参加的非常少。

我们也知道朱先生您在2011年的3月5号因公开支持这个运动，并发布了一首诗《是时候了》而再次被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年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外界所观察到的情况有一些扑朔迷离之处。我首先想请教朱先生，对中国茉莉花革命这个事件，您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个匿名的发起者至今仍很神秘，对吧？您认为他们是海外人士，还是中国内部的人士？对此您怎么看？或者说您当时的感受如何？

朱虞夫：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原本与茉莉花革命没有任何关系。当时的茉莉花革命是一次群众自发的、民意推动的行动，因为大家已经对这个政权感到极度厌恶，对现实也希望有所改变，向往一种新的生活。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这种意愿更为强烈。

当时他们抓了我，目的在于杀鸡儆猴。当时也有一个偶然的情况，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这个年轻人在这方面比较活跃。对于共产党来说，自从突尼斯事件发生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中共朝不保夕，惶恐不安到了极点，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千方百计地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这些维稳任务就落到了警察、公安身上，自从2011年元旦以后，所有的警察都不放假，24小时轮班，已经是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当时的公安部面临这种危机，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因为人毕竟是需要休息的。当时在我被送到桐庐区关押的路上，开车的警察一路上打瞌睡。

在2011年的2月25日，胡锦涛有一个指示，要求公安系统不按规矩出牌，即怀疑某个人有问题，可能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就提前抓人，先控制起来。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对于特殊人物，要用特殊手段来对付。“特殊手段”也就是可以逾越法律的限制，也不用依据事实。所以我第三次被抓，从判决书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出他们在罗织成罪，因为我只写了一首诗《是时候了》。我太太对此印象很深，我只是在一张废纸上用了15分钟写成，就随手发给朋友了，根本也没有严格地推敲，而且这首诗的内容并不是过激的，也没有直接针对共产党，只提到“到广场上选择中国的未来”。结果就被中共解读成了颠覆政权，这是他们做贼心虚的解读，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千方百计的想要抓人。所以当时警察就是每天都不断问我，怎么想，怎么看，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那些问题。

我当时就用了网络上对茉莉花革命的描述回答，我说这个人可能是四十来岁，可能是从事IT方面的一个知识分子，就这样讲。我随便一讲，没想到把自己陷入了那个泥潭中。我不应该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然而，当他们把我重重地围在家里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我发短信，称自己现在广场上，询问要不要把口袋里的标语拿出来，就这么两句话。当时我的手机在全面的监控之下，滴水不漏。我立刻回了那个人，说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他周围全是便衣。从我的经验判断，广场上有示威人群，也有中共的警察、便衣，都在抢着立功，一旦发现苗头，他们就可以抢到头功。我不清楚他的标语内容，但他显然已经被盯上了，旁边确实有便衣，当时在广场上便衣的数量，即使一对一地盯人，他们的人数也绰绰有余。

这位仁兄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但我跟他这个儿子没什么交集，也没什么来往。他离开广场后，直接来到了我家，可以说他是引狼入室，把祸水引到我这里。到我家楼下时，跟他来的便衣和蹲守监视我的便衣一起出现，经过他们的判断，就确认是我了。他们疑神疑鬼的，反正逮住一个就算数。就这样，我被卷了进去。我不怪谁，对我来说，这是主的一种安排，为了拯救我吧。我觉得这像是在炼丹炉里，我炼一次不够，还得炼第二次。他们感觉火候还不够，又需要再炼我第三次。所以我是无怨无悔，去了就是去了。而且我觉得每次要抓我都是一种荣耀，我认为这是主让我完成的使命，希望我这样做。

谈到茉莉花革命，我相信，共产党它们自己也相信，共产党现在正处于火山顶上，随时可能爆发。因为这个的政权本性如此、来历如此、一贯做法如此。胡耀邦曾经讲过，如果群众知道了共产党的历史，早就推翻他们了。现在之所以没人起来，是因为现在“陈胜”、“吴广”、“李自成”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赤手空拳的人不可能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从我的性格来说，我不愿意把善良的老百姓驱赶到刀枪之前，这是共产党曾经惯用的手段。在所谓的“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曾将地主富农的家属送上前线，作为肉盾来抵挡国民党的武器，让国军不忍心开枪，而共产党自己躲在后面开火，这就是井冈山下来的土匪流氓的手段。

但我总是感觉并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转折点快要到了。社会的各阶层、最希望变革的、最有动力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很好的一种燃烧剂，引起燎原之火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次的股市救市行动，大量地印钞然后再向股市输血，其实是他们的垂死挣扎，让中国人看到一种虚幻的好处，暂时稳定局势。他们现在已经不止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用烟雾弹，但烟雾很快就会散去，他们后面还能有什么花招呢？

主持人： 2010年底北非爆发茉莉花革命，2011年初中国政府的警察已经在戒备，开始监控所有可能去的人士，那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我看到一个记载，说杭州的民主人士毛庆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浙江的民运人士被公安看得很紧，无法参加茉莉花集会。据他了解，当天在杭州的集会地点确实有人去，但只能匆匆走过，不能停留。在2月20号，也就是网络上流传的第一次集会之前，您已经被监控了吗？

朱虞夫：就是因为共产党的过度戒备，他们是惊慌失措的。所以呢，大家有一点“老鼠玩猫”的感觉，让他们疲于奔命，故意制造假象，好像“草船借箭”一样，把稻草人放出去，引诱他们用上一切力量冲上来去扑灭，就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所以他们把我抓起来，是变被动为主动，也就是不要什么脸面啊、法治啊、法律啊，他们都不讲了，就是用流氓手段，用他们能用的所有手段来对付。

主持人：朱先生我们看到媒体，美联社报道，2月19号晚上，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岭说江天勇被公安拉上车以后就下落不明了。被逮捕的有唐吉田、滕彪、冉云飞、李天天、刘国会、丁矛、朱虞夫；贵州的廖双元、黄燕明、卢永祥、肖勇、张建平、石玉林、余万宝、李宇等维权人士，都是在2月19号被捕。还有何德普和他的太太、王学勘都被禁止外出。当时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称，到19号为止，被带走的维权人士已经有上百人。朱先生，我请教一下，你是在3月5号的时候写了那一首诗，对吗？

朱虞夫：不是3月5号，我记得大概是2月20号左右写的。抓我是在3月5号，他们罗列了各种罪状，能够搜罗的都拿出来了，包括这首诗。我自己都没想到这首诗，因为当时只是一对一地发给了一些朋友，后来他们统计了一下，是发了50个人了。他们说只要发50次，就是“入罪”了，这纯粹是罗织成罪。有的人我发过去，对方看都没看，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50个。

主持人：这首诗叫《是时候了》，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歌曲是大家的，喉是自己的，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朱虞夫：这里有几层意思。一个是广场是大家的，去广场不算犯罪吧？到了广场，心里有火，想解压，唱歌可以吧？哪怕到那里去唱《亲爱的毛主席》也可以唱，我没要求你唱什么。这也就是说不要跟他们对抗，也是跟他们玩。我的诗只是抒发感情，没有进行号召说“你们一定要去”或者“现在不去以后没机会了”。我也是看到了19号大家去了，看到他们如临大敌的样子，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写了这首小诗。何必呢？何苦要如此强烈的反应？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内心恐惧，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是捉襟见肘的情况。我就觉得好玩，想跟他们玩玩，这算是违反哪一条法律呢？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被逮捕之后，您的审判是在2012年的2月10号，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这个罪名还挺重的，和您第一次因为组党而被判的罪名是一样的。根据您的了解，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相关案件中，您是不是背负最重的罪名了？好像其他人没有受到这么重的刑罚。

朱虞夫：是的，确实是这样。一个原因是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非常长的时间。他们有一种非常邪恶的想法，其实判了刑以后，到监狱里去的日子反而比在看守所要好过得多。在监狱里至少有一张床，而在看守所里是没有床的，只有一块木板，里面人挤人，特别不讲人权，根本不把人当人看，没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比如说在看守所里，你根本晒不到太阳，看不到一片树叶；在夏天，一个微弱的电风扇根本无法消除暑气。这种环境真是生不如死，惨不忍睹。我在回忆录中准备详细描绘那段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

朱虞夫：是的，杭州市国保支队的蒋晓敏这个恶警就明确表示，要让我们在里面吃足苦头。过去吃的苦头还不够，还要继续折磨。除此之外，关于判刑的问题，我在被宣判后对审判长俞振说：“把你的名字写在这样的判决书上，你不觉得不光彩吗？”他只是干巴巴地笑了笑，说：“嘿嘿，你太抬举我了。”他仿佛在说自己就是一条狗，不值得被当人看。

他还说，重判是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他个人无法承担全部责任。但显然，这也是他的投名状，干最脏的活就可以向上爬。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爬上去。为了在共产体制内晋升，这些人选择做最肮脏的活，因为这种脏活如果你不做，总会有其他人做，所以他们做这种活还觉得很荣耀，觉得这是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可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这种污点会伴随他们一生。

我们第一次被抓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还曾向江泽民提出要释放我，认为不该抓我。当时，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刊登了对安南的报道，标题是安南讲的“政治权利和生存权同样重要”。江泽民当时公开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我虽然是国家主席，但司法是独立的，我不能干预司法独立。”他实际上把这个担子丢给了那些审判官们。他们现在可能不明白，将来中国社会实现民主的时候，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他们的名字都写在这些判决书上。

很多人为了眼前的利益做这种脏活，我认为真的不值得，因为共产党离崩溃已经不远了。即便他们当下侥幸享受了好处，但他们的儿孙将来会为这些污点抬不起头——当年自己的父辈、祖辈居然干过这样的脏活，名字都赫然写在判决书上。这样的判决书是要留在历史上的，将来是要送到人权博物馆去的。

朱虞夫：这也是一种可能，就像我判刑一样的。第二次我判刑了，根据惯例，第一次哪里坐牢的，第二次要你回到哪里去，回到你第一次坐牢的地方去，去面对着那些警察的报复。因为他们没把这个犯人改造好，上面怪罪下来，他们是有责任的。第二次重新犯罪了，之前的狱警就要被追究责任。所以我第二次判刑以后，要送我到第一次服刑的浙江省第六监狱（“省六监”）。第六监狱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接收我，因为他们领教过我这个人，死都不怕。当时我在省六监，他们给我取的绰号就是“朱大胆”，老犯人都知道。甚至有一次我的家属来，他们要开一个“帮教会”的时候，管改造的那个姓杨的警察对我家人说，“他在里面号称‘朱大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最后就把我弄到浙江省第二监狱去。省第二监狱也不要，特别是他们这个医生科长到省六监去了解了。哎呀，这么一个不要命的人，坐牢也不怕的，把坐牢作为一种使命来干的，这种他们没碰到过，他们也没面子。他们希望每一个劳改犯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目、唯唯诺诺的，甚至于那些落马入狱的大官，那些什么以前的中央候补委员，宁波市委书记，在他们面前都矮一截的。从没见我这样的，用他们话说是“拐里拐脑的”，他们不敢在我面前讲重的话，不敢对我在人格上面有半分过不去的，因为我一听我就当场发作的，他又不敢打，骂又骂不过我。

主持人：您这个情节，让我想到有一位胡先生拍的《寻找林昭的灵魂》，让我想到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那个反应，这么坚定的人到最后，那些管理她的人都完全没辙，甚至要听她的，她的人格尊严就是体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在狱中的浩然正气吧。

朱虞夫：是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我第一次坐牢是滚钉板。滚钉板是说杨乃武、小白菜告御状前，要从钉板上滚过去。我是明确已经不怕吃苦，不怕死了，跟你拼了，这条路我选定了，非走不可了。这个时候就算是警察也要掂量掂量，继续迫害我值不值得。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请教朱先生，您出狱的时候已经65岁了，这可以说是您最后一次出狱吗？现在您也70刚出头。中共到今天的脆弱，他的没自信，尽管他有这么多的武器，可是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胆怯，对不对？所以您写的这一首诗是时候了，或者是茉莉花革命，随时可能会在中国爆发，虽然这次当然不一定叫做茉莉花革命，您怎么看？他在茉莉花革命之后判您的刑，竟然是跟您组党一样，都是七年。

我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啊，地方的这个国保大队到监狱里来看。我在里面坐牢，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物品被他们寄存在监狱一样，他们非常不放心，经常要来验收一下，检查一下这个寄存的物品情况怎么样了。他们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老警察，在我第三次出来的时候，他是陪着我一起出去旅游的，因为这一年呢，他要退休了，顺便利用这个机会轻松一下去玩玩。那么当年呢，他到监狱里看我还是第一次进来，把我叫过去以后，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冒出来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说你搞民主，你搞什么民主啊，要是民主来了，当时他说的杭州话的意思是，“我们远远的跑在你前面啊”。要知道他是国保大队的一员，他是一个公务员，他是这个政权的基础，他居然会讲出这种话。所以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你不要看他养了多少警察，你也不要看他们多少凶神恶煞，都是在演戏，都是在装，都是无数优秀的演员。终有那么一天，这个墙要倒的话，我朱虞夫只要远远地看一看就够了。

主持人：所以我们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这个发生，以及它的过程，还有这个处理的方式，就这个运动，虽然它看起来是没有成功的，可是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晴雨表，看出中共政权他们心里面的脆弱，以及他们的慌张，甚至他们的神经质，所以他们才会这么疯狂地去打击像朱先生这么一个和平的，这么有理想的，提倡大家要大和解的、要讲真话的人。他们是对你这么样的畏惧，可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地打击你。七年当然是一个很重的，但他们也没办法，说不过去啊，如果要再做什么，他们也真的是没办法交代的。

朱虞夫：甚至现在他们还是有大量的耳目，我在洛杉矶、在这个民运圈里面，也是大量的存在（共产党的耳目），非常多。昨天我参加自由雕塑公园自由钟的落成典礼上，他们聘我做他们的顾问，活动前开车来把我接到现场，我也就去了。前一天，杭州的警察局还打电话告诫我不让我参加第二天的活动。我起初不知道是什么活动，我以为是到联合国门口去，我以为是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门口去。我和杭州警察说，因为我不在杭州。所以说难听一点，我去哪里你都管不着。杭州市的网信办得知我在接受采访，就去通知他们的国保大队，他们现在也确实拿我没办法。我问他们，“你关了我16年是多大的仇恨啊？我现在骂你几句那算什么？”

朱虞夫：对啊，我们是平等相待。“你这样对待我，我就不可以这样的对待你吗？我骂你几句你不痛不痒的，你就受不了了啊？你如果是我，被关了16年，你会作何感想？” 我明确告诉他们，有机会讲话我就要讲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也不会再和他们多啰嗦，点到为止。所以我参加什么活动，也不会拍照片向他们汇报，因为我又不是唐元隽。

在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就叫我在家里拍个照片发给他们，还要发定位给他们。我说这不可能啊，这是人家家庭，有隐私权的。我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在那里，让我出卖人家？我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情。我说，“你们警察平时作威作福作惯了，你不知道文明社会的文明的做法了。我现在告诉你，我在日本半年，我没看到一个警察。我跑到这里跑来跑去，哪像中国遍地都是警察、遍地鹰权、到处都在罚款，西方民主国家没有这个事情的。”我好不容易才在川普大厦对面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很谦和的样子，我拍了照片发给杭州的警察。我说人家的警察就是这样的，本来川普门口也不会有警察，因为有人朝他开枪了，才变成这个样子。

至于枪，我家里就有枪。如果你们哪个警察或者哪一个你们收买的人，赶跨进我这个院子，我说被打死都白死。那天我还将枪拍给他看。他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在美国持枪是合法的。所以我说，这里的警察不敢像你们这样翘尾巴，以为自己了不起，因为老百姓有枪，你就得按法律来办。你们现在是违反的事情做惯了，是无所谓了。我说如果这个社会以后步入民主，要参加学习班去重新学习的是他们那些警察。

朱虞夫：他说每个人都有枪那不是乱套了吗？他根本就不懂。我说这是众生的“平等器”，你想要自己的命，要想要命来换的，你要想想值不值。这里不是中国社会，不像中国人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压力、有着满腔的戾气，都要开着汽车到街上无差别的去撞人，去报复这个社会。

我说这里养老是兜底的，看病是兜底的，教育不是经济增长点。我说哪像你们共产党那么龌龊啊，说什么“独生子女好，政府来养老”，最后你看看，一路的说谎话，一路的骗人。共产党现在还不思悔改，现在还在一个劲的往死亡的路上赶，共产政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