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特习会”追击访谈———抗争者三赎教徒曾龄

北京之春记者站 张致君

我第一次看见曾龄，是在美国之音的一段视频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她。2026年9月，习近平访问美国。华盛顿街头挤满人群，警察、媒体、抗议者、欢迎习近平的人彼此交错。扩音器里的声音一阵盖过一阵，口号从街道另一端传来，又被风吹散。

美国之音的镜头在人群里找到一个年轻女人。

她叫曾龄。

她站在那里接受采访，开始的时候还能平静地说话。说到后来，她突然哭了。

眼泪掉下来以后，她没有转过脸，也没有离开镜头。

她擦了一下，继续说。

我后来反复看过那段画面。

真正让我停下来的，就是她的眼泪。

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孩，已经站在美国首都，身后是白宫，身边是可以公开喊出政治口号的人群。可当她谈起中国，谈起自己的信仰，谈起为什么来到这里时，过去仍然一下子追了上来。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哭。

这几滴眼泪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

于是，我找到她。后来我们谈了很久。

谈她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原本想走的人生，谈父亲投资失败，谈第一次信访，谈那个捡到她手机的女人，谈她怎样接触“三赎”，怎样受洗，也谈2026年1月18日上午，湖南永州那扇突然被敲响的门。

采访越往后，我越觉得，美国之音镜头里的那场哭泣其实很晚才发生。

真正的故事，早在八个月前已经开始。

那时候没有白宫，没有记者，没有摄像机。

只有湖南永州的一间普通住宅，八九个人，一本《圣经》，还有门外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2026年1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湖南永州。

曾龄记得，那天屋里只有八九个人。他们在一间普通住宅里读《圣经》、分享各自的生活，祷告。这是中国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一种基督徒聚会形式——家庭教会。

敲门声响起时，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已经到了门外。

曾龄告诉记者门外的人自称来“做人口普查”。门刚打开，三男一女四名警察进入屋内，自称来自永州市冷水滩区梧桐派出所，并称接到举报，怀疑这里正在举行“非法集会”。随后，参加聚会的人被要求蹲下、双手抱头，手机被收走，最终全部被戴上手铐带往派出所。

她一直无法理解一件事：

如果中国宪法写着“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几个成年人关起门来读一本《圣经》，为什么会成为警察需要处理的事情？

这个问题后来成为她离开中国之后，仍然不断追问的问题。

曾龄接触的信仰，被称为“三赎”。在中国官方的宗教治理体系中，“三赎”长期被纳入所谓“邪教”治理范畴。这两个字落到一个普通信徒身上，重量远远超过字面本身。

“邪教”意味着，她所参加的宗教活动从一开始就很难获得官方认可。

她相信什么，和谁一起祷告，读什么宗教书籍，谁带领聚会，都进入警方的视野。

对于曾龄来说，这些制度性的词汇当时还很遥远。她甚至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宗教被警察带走。她只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需要抓住一点东西。

曾龄原本的人生和政治几乎没有关系。

她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曾经计划进入演艺行业。2025年初大学毕业后，她从北京回到永州。一次在商场吃火锅时，她把刚买不久的手机遗落在店里。一个陌生女人捡到了手机，并把它还给了她。

女人叫吕国平。后来，两人成为朋友。也是在之后的交往中，曾龄第一次知道吕国平是一名基督徒。

改变曾龄生活轨迹的是一场家庭危机。父亲将约400万元投入一家公司的多个项目。从2022年开始，公司停止分红；到2025年，其父亲被警方带到经侦部门后，才得知相关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曾龄称，家中大量资金因此无法追回。此后，她与父亲以及其他投资者曾到当地政府部门抗议、信访。

她说，他们拉过“还我血汗钱”的横幅，也去过市委信访办、金融办。在她的记忆里，普通人面对行政系统时最强烈的感觉不是愤怒，而是无力。在一次信访过程中，公安人员到场并带走了部分人员。

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她原本规划好的人生被迫中断。

也是在这个阶段，吕国平开始和她谈信仰。

宗教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并不始于宏大的神学问题。它开始于失业、疾病、家庭破裂、债务，或者某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控制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曾龄说，吕国平邀请她参加家庭聚会。

最开始，她只是坐在旁边。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她听；别人祷告，她跟着安静下来。后来，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加聚会。

她说，那段时间，她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2025年12月7日，她在吕国平家中接受了洗礼。

她后来这样描述那个时刻：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

一个多月后，警察来了。

曾龄说，被带到派出所后，她被单独讯问。

她记得警察反复询问几个问题：聚会是谁组织的？多久举行一次？有哪些人参加？

《圣经》和宗教书籍从哪里来？

以及“有没有境外宗教势力支持？”

“境外势力”这个词在审讯中反复出现。

她告诉警察，他们只是一起分享见证和祷告，没有任何人资助他们，家中的《圣经》也不是境外来的。

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警察打她的头、扯她的头发、踢她腹部，并使用橡胶警棍击打她。警方要求她在一份笔录上签字。她称笔录中的部分回答并不是她原本所说的话，但面对“如果不配合，就不只是拘留五天”的警告，她最终签了字。

为什么一个家庭里的基督教聚会，会让执法人员如此关心它与“境外”是否存在联系？

中国《宪法》第36条一方面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同一条又规定，国家保护的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并特别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问题于是落在两个词上：什么叫“正常”？谁来定义“正常”？

在一个司法不能对执政党形成独立制衡、宗教管理又高度行政化的政治体系中，“正常”并不由信徒自己理解，也不由抽象的宪法权利决定。

最终的解释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于是，中国式宗教自由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结构：

你可以信。

但是国家决定你在哪里信、以什么组织形式信、谁可以讲道、谁可以成为宗教教职人员、宗教信息可以在哪里传播，以及宗教组织能够与谁发生联系。

这与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不得干预个人信仰”，存在根本区别。

它更接近于：国家允许一种经过管理的信仰存在。

2025年至2026年，中国家庭教会所面对的环境正在继续收紧。

2026年1月，人权观察报道，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多名成员再次遭到警方带走或传唤；其中包括教会负责人李英强等人。这已经是这间著名家庭教会多年来持续遭受压力的一部分。到6月，国际特赦组织再次记录秋雨圣约教会人员遭拘留事件，并认为过去一年中国当局通过监控、突袭以及运用反“邪教”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条款，对独立宗教活动加强控制。

就在曾龄的家乡湖南，2026年7月，岳阳多个家庭教会又遭遇集中行动。据宗教自由组织ChinaAid的报道，多名基督徒被带走，其中六名教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仍被拘押。

而在更受关注的锡安教会案件中，路透社2026年7月报道，牧师金明日获释并抵达美国，但仍有教会成员被关押。金明日此前因涉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而被拘押；锡安教会在实体场所遭关闭后，曾大量依靠网络和小型聚会维持宗教生活。

2025年9月，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则进一步把这种管理延伸到数字空间。按照官方文本，宗教教职人员网上讲经讲道、开展宗教教育，只能通过取得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自建平台进行；规范还明确限制通过直播、短视频、在线会议、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传教或组织宗教仪式，并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已经不仅仅是在管理宗教场所。它开始进入手机、微信群、Zoom会议和朋友圈。

国家控制宗教的边界，从教堂的大门，一直延伸到一个人的屏幕。

理解今天中国的宗教政策，必须回到共产党自身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宗教中立的政党。

它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之上。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宗教并非一种国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的私人选择，而被理解为特定社会结构产生的意识形态现象。

1949年以后，这种意识形态很快变成制度。

新政权将宗教与“封建主义”“迷信”以及“外国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联系起来；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宗教组织与海外机构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国家建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并逐渐形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官方宗教组织体系。基督教领域的“三自爱国运动”尤其具有代表性——自治、自养、自传，其政治含义之一，就是切断中国教会与外国宗教组织之间可能形成的组织性依附。

这奠定了此后七十多年中国宗教治理最重要的逻辑：

共产党没有要求宗教立即消失，但宗教必须成为可以被国家识别、登记、组织和管理的宗教。

不接受这一套体系的信徒，就逐渐形成了后来所谓的“家庭教会”。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有限管理走向极端。

1966年至1976年间，公开宗教活动基本被全面禁止，寺庙、教堂、清真寺遭到关闭、占用或破坏，大量宗教人士受到迫害，信徒只能秘密维持信仰。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活动重新获得有限空间，但国家从未真正放弃对宗教组织的制度控制。

宗教社会学者杨凤岗把中共统治下的宗教政策概括为几个阶段：从1949年至1957年的吸纳与控制，到之后的压制，再到文革时期试图消灭宗教，最后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有限容忍与不断加强监管”。

因此，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政策并非凭空出现。

它更像是旧制度逻辑在新的政治条件下重新强化。

为什么一个无神论政党会如此在意八九个人一起祷告？

仅仅用“共产党不喜欢宗教”解释，并不充分。

真正关键的或许是另一个词：组织。

任何稳定的宗教共同体，都具有几种威权政治天然敏感的属性。

它拥有自己的价值来源。它拥有固定成员。它可以定期聚集。它存在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人际信任。它还可能拥有自己的领袖、资金来源、传播网络以及跨地区甚至跨国联系。

对民主制度而言，这些通常属于公民社会。

但对于一个强调组织垄断的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它们同时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未经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能力。

牛津大学出版社有关中国宗教监管的研究指出，1949年以来的宗教管理制度，一个持续的重要目标就是维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导地位；当宗教组织被认为会挑战这种主导地位时，监管往往随之加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教会尤其敏感。

官方教会可以登记。宗教人员可以备案。场所可以审批。财务可以监管。

但一个客厅里的八个人呢？

他们没有政府任命的负责人，没有固定登记场所，甚至可能没有组织名单。

从信徒的角度看，这只是八个人祷告。

从一个高度依赖组织控制的国家机器看来，它却意味着：

八个人在没有党的领导、没有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自发建立了一套稳定的信任关系。

问题从这里开始变得政治化。

曾龄回忆警察讯问时，最让她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境外势力”。

谁给你们《圣经》？有没有国外的人资助？有没有境外宗教组织联系你们？

这种语言不是基层警察偶然发明出来的。

它存在于中国宗教治理的制度深处。

从1950年代驱逐外国传教士，到“三自”原则，再到今天对宗教组织海外联系的监管，中共长期把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外国影响以及政权稳定联系在一起。

这里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确实与西方传教运动相连，部分教会也确实具有跨国网络。但问题在于，当“外国联系”逐渐成为判断宗教忠诚度的重要政治指标时，国家安全的边界就可能无限扩张。

一个海外神学院。一次Zoom查经。一本境外出版的宗教书籍。一笔海外捐款。甚至一个生活在国外的牧师。都可能从宗教活动变成政治问题。

2025年的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规范甚至明确要求抵制所谓“境外宗教渗透”，同时将拥护共产党领导写入宗教人员网络行为要求。

于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出现了：

国家要求宗教证明自己不仅是宗教，而且在政治上是安全的。

习近平时代，这套逻辑被概括进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概念：

宗教中国化。

表面理解，它可以被解释为宗教适应中国文化与社会。

任何跨文化传播的宗教，本来都会经历本土化。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形成汉传佛教；基督教在不同国家也会形成不同的礼仪和神学传统。

但当“中国化”由执政党主导，并与政治忠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制度结合时，它所要求的就不再只是文化适应。

它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宗教教义与党的政治要求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解释权？

2026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称，中国官方承认五种宗教，但要求宗教团体接受政府监管，并通过官方宗教组织落实党的意识形态要求；报告还记录了宗教场所监控、关闭或改造等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真正希望塑造的，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社会，因为“完全没有宗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

中国政府需要的是一种政治上被驯服的宗教。

你可以相信上帝。但你的教会必须接受国家管理。你可以读《圣经》。但宗教传播必须进入国家批准的渠道。你可以拥有宗教身份。但政治忠诚不能因此产生第二个来源。

信仰可以存在——前提是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于党的权威。

曾龄被释放前，警方拿出了一份保证书。

内容是以后不得继续参加家庭教会。

她签了。她说自己并不愿意，但当时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此后警方仍然打电话询问她是否继续参加家庭教会、是否和原来的成员联系，并要求她报告其他成员联系自己的情况。

她越来越无法理解自己从小学习的那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句话今天仍然清清楚楚写在中国《宪法》第36条里。

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宪法权利与普通公民能否直接依靠独立司法对抗行政权力，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这或许才是问题最核心之处。

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宗教自由”，不能只看宪法里有没有这四个字。

真正的问题是：公安机关认为你的宗教活动“不正常”时，你能不能让一个独立于公安、行政机关和执政党的法院审查这种判断？

如果不能，那么权利的最终边界仍然由权力本身决定。

这也是威权体制中法律最深刻的悖论之一：

法律可以规定国家保护你的自由，同时又赋予国家定义这种自由边界的巨大空间。

于是，权利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权利。

2026年2月3日，曾龄来到美国。她原本就有海外交流学习计划。但到了美国以后，她第一次感受到，参加教会并不需要反复确认门外有没有警察。

她加入当地教会。

她说，自己终于“不用再担心参加家庭教会而感到恐惧”。

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她离开中国结束。2026年2月8日，三名警察前往她父母家，要求家人让她回国。之后的5月16日和8月15日，警察又再次上门。

她称，警方质问她为什么长期滞留境外、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并警告其父母，如果她不回国配合调查，面临更严重后果。

这一次，她说家里留下了视频。

她从微信收到母亲传来的画面，看见母亲开门，几名警察进入家中。

她人在美国。但权力找到了她的父母。

这也是许多离开威权国家的人后来才会理解的一件事情：

人可以越过国境，家庭关系不能。

回看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共对宗教的态度经历过不同阶段。

毛泽东时代试图消灭它。改革开放以后有限容忍它。习近平时代则越来越精细地管理它。

政策形式不断变化，但有一个东西始终没有改变：

共产党不能接受任何拥有独立组织能力、独立价值来源和独立权威结构的社会力量长期脱离党的控制。

这不仅发生在宗教领域。律师、媒体、大学、非政府组织、劳工组织乃至互联网社群，都曾面对相似的问题。

区别只在于，宗教触碰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边界。

因为宗教告诉一个人：在国家之上，还存在更高的价值。

在政治权力之外，还可能存在另一种终极判断。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并不必然构成威胁，因为政府本身被设计成有限权力。

但对于一个要求“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系而言，这会产生无法彻底解决的紧张关系。

一个基督徒相信上帝高于国家，那么当国家与信仰发生冲突时，他最终服从谁？

一个藏传佛教徒的最高精神权威不由北京决定，那么谁拥有宗教传承的最终解释权？

一个家庭教会可以自己选择牧师、筹集资金、组织聚会并与海外信徒联系，那么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垄断在哪里结束？

中国宗教问题最深层的矛盾，从来不是“共产党是否相信神”。

而是：共产党能否允许一种自己无法最终领导的信仰存在。

曾龄后来反复想起2026年1月18日上午。

那间房子里只有八九个人。他们没有武器。没有游行。没有成立政党。甚至没有走到街上。他们只是关起门来祷告。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机器最终还是进入了那个客厅。

这也许正是这个故事最值得追问的地方。

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为什么会害怕几个人读一本书？

一个真正稳定的制度，为什么需要知道一个普通人的祷告由谁组织？

一个声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决定什么才是“正常”的信仰？

答案并不在宗教本身，而在权力。

一个政权把稳定建立在对社会组织、思想传播和公共生活的高度控制之上，那么任何不依赖国家而形成的共同体，都可能被重新解释为风险。

教会如此。

媒体如此。

民间组织如此。

甚至人与人之间未经许可建立起来的信任，也是如此。

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解决一个自己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

它希望宗教存在，却又害怕宗教独立；希望信徒爱国，却又无法容忍他们拥有国家之外的精神忠诚；它在宪法中写下“宗教信仰自由”，又必须不断通过行政体系规定这种自由究竟可以走多远。

于是，最后出现了一幅极具中国政治意味的画面：

一边是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另一边，是一个湖南女孩记忆中的派出所。

曾龄说，她在那里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一个人拥有写在纸上的自由，和一个人能够在面对权力时使用这种自由，从来不是同一件事。

而对于一个不能容忍权力之外存在独立权威的政党而言，真正令它不安的，从来不是八个人在客厅里做了什么。

而是那八个人跪下来以后，他们所服从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

记者后记：

采访结束以后，我又点开了第一次看到曾龄的那段美国之音视频。

这一次，我知道了镜头外面的东西。摄像机没有拍到的事情最后全都挤进了华盛顿街头的几分钟。

美国之音的记者把麦克风递给她。

她努力说。

说着说着，眼泪落下来。

第一次看到那段视频时，我只是想知道：

这个女孩为什么哭？

真正听完她的故事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太轻了

那几分钟里，真正被记录下来的是一个人重新拿回自己声音的过程。

几个月前，在湖南的派出所里，她面对警察、笔录、威胁和殴打，只能签下别人递到面前的纸；几个月后，在华盛顿，她终于可以面对镜头，说出那些曾经不敢说、不能说、甚至说了也未必会被如实记录的话。

她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原本想唱歌。后来，她却花了上万公里，才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开口的地方。

而最刺眼的，也正在这里。

一个政权如果真的强大，何至于害怕八九个人关起门来祷告？

一个制度如果真的自信，何至于需要追问一本《圣经》从哪里来，谁组织聚会，谁和境外有联系？

一个国家如果真的相信自己写进宪法里的“宗教信仰自由”，又何至于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最终站到太平洋另一端，哭着证明这几个字对她来说曾经有多遥远？

白宫外的风还在吹。

习近平的车队终究离开华盛顿，街上的人群也散去。

可曾龄已经把那段经历说了出来。

这一次，没有警察抢走她的手机，没有人让她蹲下，没有人替她修改笔录，也没有人逼她签下一张保证沉默的纸。

她只是哭着，把自己的故事讲完。

而对一个曾经因为祷告被戴上手铐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