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那个为我带路的顽童
——在丁建强追思会上的发言
耿冠军
对不起各位，遛狗来晚了。
我是耿冠军，真的耿冠军。
要不要把id拿出来证明？不行，不能白给五毛们看，他们得给袁立基金会捐款才行。
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病情：我现在是最安全的人，即不会传染别人，也不会被别人传染。我可以摘掉口罩吗?否则五毛又会说我是替身。在中国以前是证明一个人死了很难，现在我想证明自己活着，我发现耿冠军活着成了被屏蔽的词。
先以一首我经典的藏头诗开篇：
悼建强
中年胜似少年狂，
共抗匪祸建新国。
必是魂归追寻处，
亡灵犹唱河山硕。
2019年三月份，我来美已经半年了，国内时已在民运这条河里浸染了十来年的老革命，却还游离在本地民运群体之外。因为身边有些人对海外民运有不同意见，言语间常有意无意的劝诫。所以，除了两三次大型活动去观望一下，我没有接触任何民运组织，没有参与任何的网络社群，甚至还习惯于在国内的微信群里论战。就因为这，我结识了丁建强。
那是飘飘建的一个大群，有一天我参与了一个论战，一个和我一条战线的群友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微信名叫“河山硕”，有点绕口但很大气。我点开他的资料，发现他竟然也在洛杉矶，就加了好友。
没过两天，他竟然出现在我住的莫大爷家的院子里，是另一个朋友来办事要他做陪的，他竟然知道我住在这里，并径直来找我。可见他是多么活跃的一个人。
和他谈起了想去雕塑公园做义工的想法，他竟然说：“正好过两天我要去一下雕塑公园，我带你去吧。”
就是这样，他把我带入了洛杉矶民运的圈子。
我在《北京之春》发表了一篇《我在雕塑公园做义工的文章》，对他大肆吹捧，可能把他吹的比较舒服，我们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开始计划着一起合租。他曾想让我把他的财产的事详细写个记录。但因为一件小事，我们关系崩了，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任性。那是他和另一位义工的一次误会在群里发生了口角，我作为管理员把他们吵架的发言都删了。他非常愤怒，电话也屏蔽了我。
从那以后，在活动上一碰面，我向他一打招呼，他就一扭脖子把头转向一边。
我们倒数第二次见面，是去年9月19日平台会议上，我们各自发了言，但互相没有说话。我们都当选了平台群的管理员。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10月24日，在巴恩斯公园声援香港12勇士的活动上。我跟他打招呼，说“老丁”，我以为他还会像以前一样不理我，但不知他那天为啥心情大好，大老远响亮地回了一句“你好”。
最后一次交流是他已住院的12月11日
他还在想着平台群规建设的问题，他还对自己的病情很乐观，说“这次要多住几天了”。
老丁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留言，可能就是这三个字“谁知道？”像极了他一切都无所谓处世性格。
老丁死在了反共事业的道路上，他为反共事业透支了自己的身体。生前的最后三个月，他非常的活跃，几乎是洛杉矶最活跃的一个反共分子。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等待疫情过去，他却从不落下任何一次活动。亲自组织发起拔旗行动，声援其他城市的活动，近的去旧金山远的去德州。过度的奔波让他减少了透析的次数，使身体处于抵抗力非常薄弱的状态，从而不幸感染了。他追求自由，他又那么任性。似乎他用自己的生命告戒我们，让我们明白美国政治的现状，“追求自由可以，但不能太任性”。
老丁的死我们不必太悲伤，因为他不在乎生死，他只爱自由。他死得其所，他的死首次暴露了国内五毛肮脏龌龊嘴脸的最底线。我也用我的假死暴露了他们愚蠢的高度。
以前我一度对推翻中共缺乏信心，但经过这两件事，我认清了我们的敌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无非是一群数量庞大又坏又蠢的猪。我不能预期我们的敌人什么时候死，但我能预期它肯定以一种我们料想不到的滑稽局面倒台。它绝对不会有悲壮的抵抗。它们的蠢无法已制止滑向深渊的庞大列车，它们的坏注定了他们最后的时刻在忙于自相残杀。
我们这一群从不撒泪的糙老爷们们，五毛嘴里的人生不如意者们。我们和建强在共同从事着这个星球上最有意义的事——打倒中国共产党，因为它在奴役着全球数量最大的一批生灵，即使他们很大一部分是猪。
我们身边一个和我们最亲近的人走了，我们一起抽烟喝酒，拉开车窗吐痰被罚款，一起划船一起打枪一起骂仗。你们看似坚强，但我相信在某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某次想起他音容笑貌的时候你会假装走去洗手间。
最后，我希望建强的在天之灵能够允许我再说一次他的话：如果我的生命能换来中国的民主自由及中共倒台，我愿意明天就死！
建强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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