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采访——我的梦想

北京之春记者 张致君

他没有坐过牢，没有写过檄文，也坦言自己“没有国内抗争者的勇气”。五十岁那年，王连江放下了房子、存款和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离开中国。如今，他在美国开Uber，把一单一单跑出来的钱，捐给出狱的异见者、乌克兰前线的志愿者、沙漠里的一座雕塑公园。“人活着为了什么？”他说，“就是一口气。”

2026年10月31日，洛杉矶。王连江穿着一件绿色格子衬衫来赴约，嗓门大，笑声也大，还没坐下就先招呼人，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人放下戒备的北方汉子。

他现在在洛杉矶开Uber。每个月收入三千多美元，除了一辆跑车用的车，几乎没有别的开销。每天他载着陌生人穿过这座城市的高速公路和街区——这是他念叨了五十年的那个国家。

记者此前读过他发表的文章，知道他这两年陆续捐出了一万四千多美元——差不多是他现在四个多月的全部收入。问他为什么，他想了想，没有从捐款讲起，而是从一面墙讲起。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豫北农村，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村里的土墙上刷着白灰大字：“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美帝国主义！”

1972年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但在中原乡间，冷战年代的标语还在墙上留了很多年，风吹雨打，字迹斑驳，没有人去刷掉。

对一个孩子来说，标语传递的信息恰恰与它的本意相反：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美国，那里和中国不一样。

“我心里一直想着，有一天要去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念头，他揣了将近半个世纪。

1973年10月15日，王连江出生在一个被划为“富农”的家庭。

卫辉隶属新乡。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新乡县七里营，说了那句后来传遍全国的“人民公社好”，七里营因此被称为“人民公社的故乡”之一。紧接着的大跃进与大饥荒中，河南是重灾区之一，豫南信阳地区更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约百万人的“信阳事件”。王连江出生时，那场饥荒才过去十多年，许多长辈都是从饿殍中活下来的人。

“出身不好。”这是他讲述童年时反复用的四个字。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出身”几乎决定一个人的一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全国农村按占有土地和剥削程度，将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被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被征收，重新分配。此后，“地、富、反、坏、右”五类人被统称为“黑五类”，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成分随父系世袭，“黑五类子女”在入学、招工乃至婚嫁上处处受限。直到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才在制度上为这一群体“摘帽”。

王连江出生时，距离“摘帽”还有六年。但在乡村熟人社会里，烙印的消退远比一纸文件缓慢。他记得自己因为出身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也记得长辈说起，“几代人辛苦劳作攒下的房子、田地，土改的时候全部充公了。”

他的父亲王天瑞是乡间的知识分子，性格耿直，“经常骂中国官员”。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因家庭成分和敢说话遭到冲击。

让父亲痛苦半生的，是25公斤小麦。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工分”计酬，年终再按工分分配口粮和现金。对一个农家来说，口粮就是命。那25公斤小麦，是王天瑞用工分挣来的，却被当地干部贪污了。

他决定揭发，把事情告到了人民公社。换来的是威胁：当地官员派了五六个人整天跟着他，盯着他，不让他再去告状。

最后，王天瑞放弃了。他不再告状，也不再索要那些本该属于他的小麦。

“这件事让他非常痛苦。他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王连江说。

父亲讲的是自己的委屈，儿子听到的，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在这个国家，一个人为了属于自己的50斤粮食去讲理，最后连讲理的权利都被收走了。

1994年，王连江从河南平原大学会计专业毕业。

他没有犹豫就离开了河南。“这个地方对我的伤害很大，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读完书我就逃离了。”在他看来，河南“受儒家文化影响太深”，等级森严，人情压人；而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民营经济活跃，城市开放。那时他对自己说：非必要，绝不回河南。

他进入浙江省有色地质勘查局做财务，端上了“铁饭碗”。九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全国地勘单位财政拨款大幅缩减，被要求“走向市场”，许多单位纷纷开办公司、搞“多种经营”。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房地产热席卷全国，王连江所在的勘查局也在1995年前后做起了房地产。

那是他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几年。“别人工资两三百的时候，我月薪能拿到三四千。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用上手机的。”九十年代中期，一部俗称“大哥大”的移动电话动辄上万元，入网费另计，是当时中国人眼中最显眼的身份象征。

1999年到2000年前后，王连江决定离开体制。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砸三铁”，体制内的人纷纷“下海”，社会风气鼓励人们出来闯。他自己办了一家首饰加工厂，最多时有七八十名工人。

下海让他第一次从老板的位置看清这个体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工厂”的神话正在形成，支撑它的是廉价劳动力、超长工时和几乎缺席的劳动保护。王连江很快发现，在那个环境里，要么压榨工人，要么赚不到钱。“只有做血汗工厂才有利润。”他不愿意那样做，咬牙坚持了一两年，把厂关了。

此后，他去了上海，在一家合资企业做管理。日子本可以这样过下去，但户籍制度挡在了孩子面前。

在中国，户口决定一个孩子能在哪里上学、在哪里参加中考和高考。没有上海户口的“随迁子女”，长期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高考，许多家庭只能在孩子升学的关键年级把他们送回原籍。

与此同时，河南老家的父母病倒了。

那个发誓“非必要绝不回河南”的人，最终还是回去了。他带着孩子回到老家，照顾父母，为他们送终。

他逃离了半辈子的地方，又把他收了回去。

王连江从小喜欢读异见者的故事。“我很佩服他们，也认同他们。”在那些书里，他读到了与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历史。年纪越大，疑问越具体：“中共的叙事，完全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他也一直是那种看到不平会开口的人。真正让他付出代价的那一次，发生在2004年春夏之交。

那一年，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未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在收容救治站内被殴打致死。舆论哗然之下，国务院在当年6月废止了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人们一度以为，街头的权力会因此收敛一些。

街边，一位卖菜的老人被城管驱赶，菜被扔得满地都是。王连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同样是为了一点吃食，同样是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他站出来理论：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宪法都成了摆设，“养出了这些土匪”。

五六个人围了上来，扯住他的胳膊。他挣扎反抗，被押到城管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打倒在地。“我记得有一下，皮鞋踢到了头顶。”有人喊：“他流血了。”殴打才停下来。

闻声赶来三个人，一个领导模样，两个粗壮大汉。他们先把他带到路边小诊所草草包扎，随后带进办公室。“他们威胁我，不要多管闲事，否则就不是今天打你几下这么简单了。”

他害怕再挨打，只想尽快离开，就答应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现实里有任何实际行动。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害怕。”

城管作为一支执法队伍，起源于1997年北京宣武区开展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2002年起由国务院在全国推广。它职权宽泛、编制混杂，大量使用临时协管员，很快成为街头冲突的代名词。王连江挨打之后的几年里，类似事件接连酿成全国性新闻：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在城管没收三轮车时刺死城管副队长；2008年，湖北天门商人魏文华因用手机拍摄城管执法，被殴打致死；2009年，沈阳摊贩夏俊峰在城管办公室刺死两名城管，2013年被执行死刑。“城管打人”成为一代中国人共享的愤怒记忆。

而王连江那一次，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没有留下伤疤。这件事，他只告诉过妻子。伤口很快愈合了，害怕却留了下来。

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之后，那个不敢再上街的王连江，在网上重新开口。

2012年至2014年间，法学博士许志永等人倡导“新公民运动”，提出“自由、公义、爱”的公民精神，推动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教育平权（包括废除异地高考限制）等诉求，并在各地组织“同城饭局”，在街头举牌。2013年起，当局大规模抓捕运动参与者；2014年1月，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四年。2023年4月，许志永与丁家喜又分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十四年和十二年。

新公民运动的诉求之一，正是让随迁子女能在居住地参加考试——那恰恰是王连江自己撞上过的墙。

那几年，他在微博上关注、转发、评论新公民运动的消息，也试着联系过他们想捐助他们的行动，但从未得到回应。后来，他的微博账号被封了。

在中国，这几乎是最轻的惩罚：没有人上门，没有人喝茶，只是一个声音被悄无声息地抹掉。

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同情者，一个“没有勇气的人”。这种自我认知，后来决定了他在海外选择的行动方式。

到2024年，王连江五十岁出头。按他的说法，他在中国过的是“小康”日子：有房子，有存款，再过几年退休，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但他越来越喘不过气。

最让他焦躁的，是无处不在的标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此后，党的领导从政治口号进一步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街头、社区、企业、学校。

小时候，墙上写的是“打倒美帝”；五十岁时，墙上写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标语换了，墙还在。

“躲无可躲。”他说。他想做点什么，最终决定离开。

2024年3月，他出发了。

他出走的时间，正处在被称为“润”的出走潮中。新冠疫情期间的长期封控、2022年的上海封城与“白纸运动”之后，越来越多中国中产选择离开，其中不少人经南美、中美洲徒步“走线”抵达美墨边境。

与许多以经济为目的的出走者不同，王连江说，他是为了兑现一个童年的念头——亲眼看看，墙上那个被中共形容“垂死挣扎”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今他每天开着车，在这个国家的街道上来回穿行。

“我没有国内抗争者的勇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可以表达。”王连江说，“我觉得捐款是最实际、最高效，也最人性、最人道的行动。”

到美国之后，他开始持续支持海外的反共团体和人士。

他资助最多的人，是Freeman。

2025年9月4日，在一次聚会上，他认识了这个叫Freeman的华人。那天，Freeman即将返回乌克兰前线。他讲起战场：志愿者在一线顽强抵抗，撤退时连一辆车都没有，全靠两条腿跑。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就在入侵前二十天，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友谊“没有止境”。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成立国际军团，接收外国志愿者，其中也有少数华人。对许多海外华人异见者而言，声援乌克兰，与反对中共是同一件事。

“我在他身上，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王连江说。那个在街头为卖菜老人出头、然后被打倒在地的年轻人，后来再也没有站出来过；而眼前这个人，正要回到炮火里去。

他想，自己在美国至少是安全的，吃点苦、多跑几单，给他们买辆二手车撤退用，“我觉得我能承担。就算捐出一年的工资，能帮助他们打击极权，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他看来，乌克兰和中国有一段共同的伤痛。“乌克兰的历史和中国有很多渊源，同受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也有和中国一样的大饥荒，都受到独裁者的侵略。乌克兰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

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强制征粮，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乌克兰人称之为“Holodomor”（以饥饿灭绝种族）。不到三十年后，同样的集体化逻辑在中国重演，河南首当其冲。一个从豫北乡下走出来的人，在乌克兰身上看见的，是自己家乡的影子。

至今，他已为乌克兰捐出6,000多美元。但那辆车最后没有买。随着战局推进，Freeman的战友一个接一个牺牲，钱在前线有了更急的用处。“车没有买，用在了前线更值得用的地方。他们决定。”王连江说，“我不会追问用在了哪里。”

2025年5月，他去了加州的沙漠。雕塑家陈维明在那里建起一座“自由雕塑公园”，陈列《坦克人》等以六四和共产主义受难者为题材的大型雕塑。2021年，园内一座以新冠病毒为造型、讽刺中共的雕塑《中共病毒》遭人纵火焚毁。

他看到陈维明和义工团队在高温沙漠里日复一日地工作，“为了记录历史抗争，条件很差。”他出不了力，“就觉得花钱最直接。”每次活动他都会捐一些，累计约上千美元。

2025年9月23日，他到华盛顿参观共产主义受难者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创办。一位负责人向他介绍，博物馆会联络很多学生前来参观，“让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让世界上的人受了多少苦难。”

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他。他想起自己的童年——墙上的标语，课本里的故事，那些他花了半辈子才一点一点推翻的东西；他也想起远在中国的孙女，她将来要读的课本，和他当年读的不会差太多。此后，他陆陆续续给博物馆捐了几百美元。

两个多星期后，2025年10月8日，他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朱虞夫。

朱虞夫是杭州人，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此后三度入狱：199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七年；2007年再被判刑两年；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他因在网上发表诗作《是时候了》，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七年。前后加起来，他在狱中度过了十几年。

“他走路不稳，说话有气无力。我问他身体怎么了，”王连江回忆，“他说因为坐牢，得了胃癌，胃都切掉了。”那一刻，他萌生了帮助对方的念头。此后断断续续，他已捐出5,000多美元，用于帮助朱虞夫和国内的政治犯。

粗略算下来，他已捐出上万美元。对一个每月收入三千多美元、五十多岁在异国从头开始的网约车司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觉得，还不够。

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王连江的回答没有绕弯。

“我心有不甘，我身上有屈辱。我觉得现在捐的还不够多。人活着为了什么？就是一口气。”

那口气，或许从父亲放弃那50斤小麦的时候就憋着，从2004年那只踢在头顶的皮鞋开始就咽不下。

“我对中共有恨。但这种恨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爱的。中国人受的苦难太多了，这种混蛋政权要越早结束越好，早日让中国人过上自由的生活。”

我问他，捐出这些钱，有没有考虑过资金的去向？

“信任。”他说，“中共最善于挑拨人心，让人和人之间互相猜忌。我问心无愧。石头投出去，就会有涟漪。”

这是他和那个体制最根本的不同。在那里，父亲讨要自己的口粮，换来五六个人的盯梢；在这里，他把钱交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前线战士，连钱花在哪里都不问。

他说，愿意接受采访，也是想呼吁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找到自己认可的组织，不要观望，直接去做。”

记者问他，如果有一天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他会回去吗？

“会，我肯定回去。人权得到保障，公权力受到约束，这就是我的追求。”

采访临近结束，他谈起家人，提到了孙女。

孙女今年3岁。他最后一次见她，她刚出生没多久。出国之后，因为公开参与反对中共的活动，他很少和国内的家人联系，怕连累他们。近年来，海外异见人士在国内的亲属被警察约谈、施压的情况屡见报道，人权组织称之为“跨国镇压”。他太清楚“牵连”是什么滋味——小时候，他就是因为父亲和祖父的成分，被同龄孩子看不起的。

话题落到红领巾上，他的语气一下子变了。

在中国，小学生通常在一年级加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课本告诉他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再过三四年，他的孙女也会戴上它。

“我很厌恶红领巾。”王连江说，“那是中共洗脑。这个东西就是拴在中国孩子脖子上的铁链，把他们圈成共产主义的奴隶。”

五十年前，墙上的标语没能让一个乡下孩子相信美国正在垂死挣扎。五十年后，他担心的是，将来系在孙女脖子上的那条红布，会不会比当年那面墙更有效，让孩子们成为共产奴隶。

采访结束，王连江站起来，说要去上班了。“多跑点，多挣点，多捐一些。”

他说自己在美国只买了一辆车，用来跑Uber，日子过得很省，没什么开销。

“省下来的，给到勇敢的人，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来到美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