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主革命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王亞軍/王歪嘴
我認為革命，是事業，是創業，不能理想化。專制獨裁政體，只有在強大的內部力量和更加強大的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出現革命的機會。或者稱其為創業的機會更加形象，發生革命只是創業的開始，是一個社會變革的誘因，一個新的起點。
所以革命發生後的一切變化就如同創業開始後方向如何？進展怎樣？都是未知的。甚至連創業過程中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挫折與障礙，在創業之前也都是不可能想象出來的。
因此我的核心理念就是，革命還未發生如創業還沒起步，一切都是空談。
革命和創業需要的都是機會和機遇，而機遇和機會則必然是諸多因素積累到極致之後在一個偶然的契機牽引下才會出現。用學者們的語言描述就是“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變革是偶然。”
人類史上所有的革命，無論是以政治鬥爭、經濟危機的形式出現還是軍事政變、暴民造反等形式爆發，究其本質都是這樣。
所以再回到開篇說的那句"革命，是事業，不是理想，須要強大的內部因素和更加強大的外部因素有可能得到革命的機會。"
這就是我對國際社會失望的原因，也是希望國際社會可以重組的原因。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可以堅決維護國際秩序國際公約並嚴格執行國際法規的國際組織，那麼全世界任何一個獨裁國家都不可能出現可以稱之為革命的機會。
因為只要沒有國際社會這種被稱為外部勢力的強力支持和干預，任何國家因民怨沸騰導致的揭竿而起，都只能算是群運動，暴政從來不會顧忌對人民的屠殺。
派系鬥爭乃至軍隊嘩變，也不可能帶來革命，頂天算是朝代更替。而且必然是向著更加殘暴更加獨裁的方向更迭。
我被很多人批評極端、極右，因為在我看來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的定位應該是國際社會的司法機構，國際公約相當於憲法，國際法相當於刑法，國際慣例以及國際標準相當於行政法規。聯合國在國際公約的框架下維護和完善國際法的同時，也有嚴格執行國際法的義務。
形象比喻就是中國的《憲法》印刷出版的結局就是兩毛錢一斤，擦屁股都嫌硬。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首先要改變的不是招商引資也不是什麼中美關係，而是重建中國的司法制度，完善中國的司法體系，用鄧小平原話講就是"把律師請回法庭”，讓外國人看到來中國投資，自己的財產以及生命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熱衷於關注中國的司法問題，堅定的支持江平教授、賀衛方教授、遲夙生律師、郭於華教授等等一眾熱衷於推動中國司法進程的前輩的原因。
制度的確很重要，但制度需要司法來維護，也只能在司法下彰顯，而司法則需要通過執行來彰顯，只有在執行過程中的才能彰顯漏洞和缺陷，才能在憲法和制度的框架下進行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所以我不相信經濟崩潰引發革命的論調，近的有委內瑞拉遠的有北朝鮮，經濟崩潰了幾十年，甚至有七八成人口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在溫飽線以下掙扎，出現多大規模的群體性抗議，到最後都會成為被暴力機器血腥鎮壓的群眾運動。
我關注委內瑞拉兩次，一次是美國總統川普第一個跳起來支持瓜伊多，另一次就是今年的委內瑞拉大選被馬杜羅篡改後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之後，我的切入角度就是馬杜羅又要向人民開槍了，又要用一場大屠殺慶祝連任了。
到現在看看，怎麼樣，與當時全網慶祝委內瑞拉的春天來了的氛圍相比，我的判斷是不是最準確的。
我吐槽美國歐盟聯合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原因從始至終就只有這一個。
沒有國際社會的強力干預，在任何獨裁國家抗議獨裁者的人民，都是獨裁者眼中的草芥螻蟻。任何獨裁政權都不可能衍生出革命的契機。
所以，任何國家出現"機會"或"契機"，老王都會嚴重關注國際社會反應，看著他們浪費一次又一次機會，罔顧一次又一次契機，讓一批又一批的熱血青年送命，一個又一個的革命先驅慘死。越來越讓我相信，媳要實現推翻獨裁政體的夢想，首先需要推翻他們背後的保護傘，重組國際社會。
當然，重建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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