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紫阳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赵紫阳

北京之春多伦多记者站 邱籣整理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博士：20年后回顾赵紫阳先生，我们可以肯定赵紫阳先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但是这一座丰碑怎么理解它的意义？ 如果要是赵紫阳先生的那一页没有翻过去，我觉得我不是最适合人选。胡兆基金会任何一个曾经在赵紫阳的路线和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比我合适。但是今天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路径的时候，到了共产党拒绝改革，中国的革命呼之欲出的时候，回顾赵紫阳先生，由一个革命者来阐释可能更有他的意义。 我想从我自己的人生思想探索来说，来理解赵紫阳先生的丰碑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今天怀念八十年代的所有这些成就，都是跟紫阳先生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中国人能够吃饱饭，中国人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靠民间的活力去发展经济，所有这些都是由紫阳先生带过来的。 尽管共产党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但是对制度设计上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由紫阳先生在实际中做的，耀邦先生在精神领域上做了一些事情。

那么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的农民能够在一年之间，由饿死人到吃饱饭，这些都是紫阳先生带给中国的。后来在中国九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要素：改革和开放，也是紫阳先生主持中央工作所带来的。比如像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在九十年代给中国带来蓬勃经济发展活力的，这样的经济体制是他做的。 后来1984年，他采纳了当时纪委年轻的学者王健的建议，两头在外大循环，使得中国能够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东南沿海迎来发展的这种繁荣时期，也是他做的。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因为共产党搞改革始终有个问题，改革的人到最后会面临着被改革要被清算的时候，你是委曲求全，跟着强权走，就是开始走上一条不人不鬼的这种路，还是毅然决然跟着体制决裂。我觉得紫阳在这方面也给以后的共产党人，或者给类似的这种政治选择困境的人做出了一个榜样。 他人性高于党性。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要讲的是，其实紫阳对我们这样的一代人，也是启示很大。 我自己曾经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应子明先生邀请，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自己的思想，我当然用了四个词：独立、民主、自由和进步，这四个词来概括我的思想演变的四个阶段。 独立就是当我们从毛泽东那个极权时代，要想走向任何一个跟共产党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思想独立起来，这个我是在1975年到1976年完成的，因为当时在整个的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危害，邓小平出来跟毛泽东和四人帮提出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选择，就是我走向独立。在反思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被镇压教训的时候，我们在反思为什么少数几个人可以镇压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几百万人运动的时候，我们开始接受民主的想法。这一点其实跟西方的经典道路不一样，西方的英国道路实际上是从自由开始，胡平先生也从自由开始，走向了民主，一开始民主是有限的。但对于极权体制的国家来说，这个极权的体制应当置于一个人民共同掌管的权利，而不是一个由少数人掌管的，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路。但是到了79年民主墙我们被镇压之后，开始做了少数人群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自由对我们的意义就很大了，所以在那时候我开始接受自由主义。

到了80年代到84年的时候，当赵紫阳先生开始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而且他当时也是讲了，至少他们智囊也是我们在座的胡兆基金会的创办人说，中国应该有一个经济改革带来经济发展，走向政治改革。在这个时候，在一个进步主义的思路上，我们和紫阳走到一起了。

从76年的群众运动我和子明先生我们创办了一个大的独立的民间实体，而且确实得到了共产党上上下下的支持。 其实在1987年赵紫阳先生决定要搞政治改革的时候，曾经让当时的政治教授副所长高山找我，说想跟我谈一次，当然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谈，但是他当时是不是说要搞政治改革呢？他们的思考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就觉得紫阳先生到了他的后期已经成功地由于他开创的现实发展中，把中国各种力量都能够纳入到建设性的轨道上，推动中国的进步。

可惜在这时候我觉得，因为当共产党的改革不管走多远，要跟这个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紫阳先生也很不幸，也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碰撞的牺牲品。艾玫女士刚才讲到了说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她忘记了一个选择，这就是邓小平曾经在76年有过的选择，就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做检查，他不做，等毛泽东死之后，邓小平就成了旗帜性人物，他可以出来再收拾局面。我认为其实紫阳当时能够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因为能看见89年被镇压的人，我们肯定会被平反，会像76年那样再会成为英雄，这是民间普遍的想法。

所以当时在89年被镇压，一波一波还在继续在做政治，另一方面在共产党里面，在离开这个制度里面说我们是对的，将来有一天邓小平死之后，中国的案子翻过来，我们还会有机会重新出来工作，那时候再推动共产党改革。我认为那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指责，都是后来开始挤诈事实，开始内卷。我就觉得这个“卷”这个词非常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去总结教育怎么把天下赢回来，而天天在找我们失败是谁该承担责任，这就是另外一种“卷”，跟年轻人今天在找工作的“卷”是一样的。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在历史发展中，我认为这就是垃圾，没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往前走，想着怎么样能够开创。

我就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紫阳先生其实在晚年，后来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邓小平派人找过他，如果他愿意做个检查，他可以再做工作，甚至当总理都有可能。但是他觉得不能做了，为什么？ 89年那枪一开，虽然不那么明确，但他直觉上觉得这个制度回不去了。如果制度回不去，等于就跟着这个制度在作恶，所以他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他当时如果要是跟着做了背书开枪这个决定，那他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他知道这一点，所以后来再给他机会，枪开完了他没有责任，但他也不想再做，因为这个制度已经不行了。所以到了晚年赵紫阳接受宪政民主。

我现在回头看，我可能更有资格来谈一些问题，就在于说，其实当邓小平89年枪一开，到习近平上来的时候，赵紫阳的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彻底堵死了。这条道路就是朝野合作，共同互动，然后开创一个和平开放转型的机会，这样一条路堵死了。共产党里头没有赵紫阳了，也不可能再有赵紫阳，即使有人有赵紫阳的心，甚至比赵紫阳的品德、思想还更好。因为毕竟还有一批八十年代系统的受过西方训练的人，他们还在体制里头，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在民间，人民也不耐烦了。实际上汉源事件出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就是什么呢？统治者讲理的时候，讲理的改革者就有空间。如果统治者不讲理，那就是在民间运动中把讲理的改革者给扼杀了，把他们彻底给杀掉。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还试图在民间运动中讲理的处境，在民间运动中的处境都是很困难的。共产党不讲理直接影响了民间运动的生态。

所以我觉得当共产党决定不讲理，把这个国家逼向一条革命道路的时候，紫阳先生能够凝聚朝野的共识，推动中国进步这条路没有了。那么在革命要出现的时候，紫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大纪元记者林丹还说过，其实共产党里头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一批有良知的人，他们愿意让这个国家变好，愿意和朝野推动国家能够变革的人合作。只是共产党这个政权整体上会制约他们能发挥多少作用。但是当这个国家转型出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批人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只是那时候我们不要标签化，不要符号化，不要出生论，不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呢，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这个制度中还有很多像赵紫阳这样的人存在着。他们在未来的中国有一天和平开放转型的时候，现代社会的这种革命，没有一种是纯粹暴力革命，其实都是和平开放转型。只不过就是你是革命逼出来的呢，还是朝野在大规模政治风潮中互动，良性互动出来的，无非就是两种路。真正的暴力革命除了伊朗等少数国家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和平开放转型。

最后，这是我想说的，我们虽然觉得中国应当通过革命来推动中国的转型，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放弃还在这个制度里，在那个党里头有良知的人将来跟我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