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大中国审判受害者证人口述：中国民主党被迫害实录/朱虞夫

当年共产党把民主党人抓起来判刑，这件事情本身就违背了中共自己的宪法。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而且，这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口口声声承诺的政治改革。当时，他们向全国人民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还大声的呼喊：“没有政治改革，我们的一切经济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他说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经济改革，一条腿是政治改革。

第一点，我们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是因为中共政权自称代表中国人民，一直以中国人民总代表的身份存在，并在联合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它又怎么能镇压民主党呢？那个公约上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这是联合国赋予每一个联合国公民正当行使的权利。凭什么因为行使这些权利就被判刑？凭什么被投入大牢，受到迫害？

第二点，关于中国民主党人因坐牢的时间长度、死亡情况以及人数名单的问题。对此，非常抱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难度非常大，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第二，中国司法的黑暗本质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中共是一个毫无底线的组织，他们有罗织罪名的传统。当年抓捕民主党人时，出于对国际社会人权指责的顾忌，中共往往使用其他罪名来掩盖真实目的。他们并不在意实际的罪名，只要能把你抓进去坐牢就行。他们会用经济罪、生活作风问题等各种理由，编造出针对你的罪名。

第三，政治罪在国内被判刑的情况特别严重，判刑时间长，服刑环境也非常恶劣。由于这种状况，许多受害者的家属在司法部门的威胁下选择了沉默。他们被告知，如果把这些情况透露给国际社会，受害者可能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很多家属出于恐惧而闭口不言，这也导致了大量具体案例无法被统计或确认。

像我们坐牢判刑，都是秘密审判的。他们竖起公开审判的幌子，但是只给当事人的家属两张票，第三张都没有。然后，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警察，都是公安，实际上就是秘密审判。这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共产党对于政治案件历来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因为他们知道这见不得人，太卑鄙，太无耻了。因为他们用强权，在国内为所欲为，但消息传到国际上去，他们肯定站不住脚。所以这些案例都作为秘密，网上查不到，很多都查不到，除了几个主要的，他们不公布每年的案例。公安部的年报上也没有政治案件的，多少政治犯他们都不说。

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们有一个口袋罪，叫什么“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现在还少说了。他们用这些罪名框起来，说你犯了这些罪，判刑几个月到十年甚至死刑，这就是最黑暗的一个黑洞。

在监狱里，他们会根据你的级别进行严格的区分，比如特严、普通的严、宽松的，甚至是入门级的管理。对于像我们这样顽固、不可能被收买、不可能认罪、不可能被他们改变的人，他们会用特别严厉的手段对待，甚至采用极端的肉体惩罚。

比如浙江省第六监狱，当时的副监狱长蔡文光率先发明了“包夹制”或“包夹小组”。他们利用劳改犯实施管理，用以犯制犯的手段。这些“包夹”多是抢劫犯、杀人犯，或者某些所谓的经济犯，比如诈骗犯，这些人有钱或者和监狱方有关系。他们通过对政治犯实施残酷对待来获得减刑或改造分，做得越狠，他们减刑越多。这种手段继承了共产党一贯用流氓对付反革命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改头换面，冠以合法的称呼。

同时，对于那些他们认为“还有利用价值”或者“骨头软”的人，比如性格上容易被掌控的，他们反而会受到善待。这样的人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甚至有的人出狱后吹嘘说自己在监狱里过得不错，但这明显是另一种策略，想想看，共产党可能对真正的敌对分子如此优待吗？

我在监狱里时，主管改造的那个人，就是蔡文光的手下，逼迫我认罪伏法。我拒绝认罪，他们就用尽一切恶劣手段，包括极其残酷的肉体惩罚。比如说静坐，他们表面上不打你，但会要求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准动，说你姿势不正确，就用膝盖、手肘来纠正你。他们甚至会让你坐到褥疮都长出来。

监狱里用的凳子是幼儿园小孩子坐的那种塑料凳，表面是仿藤编织的花纹，凹凸不平，长期接触会严重损伤皮肤。他们让你整天坐在这种凳子上，不准动，结果屁股都坐烂了。这种残酷的管理方式和肉体折磨，是他们针对政治犯最常用的手段。

有时候每天晚上，他们会让你静坐一次，持续两个小时，然后休息15分钟，再继续静坐。每天必须完成至少四次静坐，总共八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折磨下，我有时到饭后去洗澡的时候，发现裤子、内裤和皮肉都已经粘在一起，血肉模糊。你不能不洗澡，但洗澡时疼痛难忍，汗如雨下。连续几天这样的静坐，臀部红肿破皮，伤口与衣物粘连，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连续两三天后，伤口开始化脓，疼痛升级。你只能咬牙坚持，坐到后背发凉、眼前发黑，汗毛竖立。这不是一般的肉刑，而是一种长期的、极端的折磨。他们让你每天都重复这样的静坐，让伤口无法愈合。与这种酷刑相比，所谓的“老虎凳”已经算轻的了。

晚上睡觉，他们规定你只能向一个方向躺，不能翻身。他们担心你翻身时看不到你的脸，认为这样“不安全”。于是24小时开着灯，有人坐在床边盯着你。你刚刚累得睡着，他们听到你打呼噜，就推醒你，理由是“安全检查”。这种折磨并不是偶尔的，而是系统性的，甚至有值班的人专门嘱咐包夹小组的组长不能让你睡觉。

有些“包夹”，虽然是执行者，但偶尔也会显露一点良心。记得有个“包夹”说，我比他父亲还年长，看到我被这样对待，感到有些不忍。这种少许的“宽容”，也让我得以稍微缓口气。

中共的逻辑很简单：只要你不认罪，就不享有任何“罪犯”的权利。他们认为让你活着已经是恩赐，不让你活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的经历让我至今想起都不寒而栗，不敢回想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

这种酷刑不是某个狱警或看守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共政权系统性实施的暴行。他们早就有一整套操作规则，无论是在劳改、看守所，还是监狱，酷刑都被当成对付政治犯的常规手段。

当时这个政权里，流行所谓的“投名状”。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通过抓捕和迫害政治异见者来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例如，浙江省那时候抓捕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时候，由张德江负责，抓完我们之后，他立马被提拔，直接进入了中央，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事情很常见，迫害我们这些民主党人，是他们捞取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

我们中国民主党是中共“改开”以来被重判的第一批政治犯。当时“六四”期间也有被判刑的政治犯，但那个时候的刑期和我们完全不同。六四时，大多数人判得比较轻，三年以下的居多，只有少数像唐元隽这样的人判得重一些。一开始唐元隽被判了20年，但后来改成了八年，也算相对较轻。然而，从我们民主党开始，长刑期成了常态，我们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刑期极长。

刚开始他们想抓我的时候，还试图从经济问题入手。我当时在房管局工作，负责房政监察。我的工作权力不小，可以查处违规用房，比如私自转租、拖欠租金、长期空置的房子，有权没收或终止租赁合同。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保住房子，会拼命送钱，但我拒绝了这些贿赂。

我有理想，知道迟早会因政治活动坐牢，所以绝不想在经济问题上留下污点。如果实在推不掉的东西，比如香烟之类的，我就直接上交给上级。有一次他们把我抓起来，开始调查我所有经手的案例，一个个去问当事人我是否收了好处，最后查无实据，只能硬着头皮给我安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那时候的公检法系统，对政治案件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但“投名状”现象很明显。比如我的案子，我们四个人被一起判，算是当时的一个“大案”。主办这个案子的公诉人叫张哲峰，是个年轻检察员。这个工作很“脏”，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干的，但他愿意。他愿意为此“出头”，案子办完后，他立马被提拔成了淳安县的检察院院长，从杭州市一个普通检察员升到了地方要职。这就是“投名状”的真实运作方式，用我们的苦难来换取他们的升迁。

抓捕并提审我的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女神探”聂海芬。聂海芬以办理一些脏活而出名，比如后来她还处理了张辉叔侄的杀人案。她干这种事情多了，就被宣传成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成为所谓的“女神探”，职位也步步高升。

负责宣判我案子的人叫傅樟绚，在审理完我们案子之后，他直接升职，成为了余杭区法院院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借着我们的案子往上爬了。

这背后其实都是“投名状”的逻辑。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本来不愿意抓民主党，但因为这个态度，被江泽民撤了职，换上了张德江。张德江处理了这个案子，立刻晋升中央，这就是投名状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很多人为了升官发财，抛弃了良心，用自己的良知来换取“狗粮”。

我们浙江民主党的主席王有才，也因为身份被判了11年重刑。他在监狱里吃尽苦头，像当年对待我一样，被剥夺看书、看报的权利，就像傻子一样，被关在那里白白耗费时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比肉体折磨更难受。

我出狱之后，一直呼吁大家关注国内的政治犯问题。我发现每次公布政治犯名单时，浙江的政治犯常常被忽略。从我们民主党开始遭到镇压以来，浙江的监狱里就从未断过政治犯。目前仍有五位政治犯被关押。

我自己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直到2013年，我的妹妹移民到美国后开始为我发声。她到领事馆、国会等地方大声呼吁，外界的关注使得我的待遇大幅改善。当时，我的妻子去探监时，监狱的狱政科科长和副监狱长专门把她叫去谈话，表示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他们反映，不要让消息传到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有用。比如，有人到领事馆或者大使馆门口抗议，领事馆会很快向国内反映，要求解决问题。国内的监狱系统一旦接到上级的批评，比如“你们怎么又让事情捅到国际上去了”，反而会变得谨慎，不再敢肆意迫害。因为这些事情传到外界，会被视为失职，而不是“立功”。正因为如此，如果外界没有声音，他们可能会把人整到死里，但只要有国际社会的关注，情况就会有所改善。这也是我为何不断呼吁大家关注国内政治犯的原因。

最早的时候，我在省六监被关押时，刚开始遭受虐待。我就跟我太太说：“他们在里面虐待我，你把这个事情告诉国际社会。”但我太太说：“我去哪里找国际社会啊？”我说：“你不能给他们打电话吗？”她说：“我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啊。”我提醒她：“他们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我刚刚被抓的时候，他们就打过电话。”但当时，因为我的名声不够大，基本没人关心这个事情。这是03年到04年左右的事，那时没有任何外界的关注，所以我吃了很多苦头。

从99年被判刑开始到2013年，我一直在受苦，直到2013年我妹妹到了美国，大声疾呼，向国际社会发声，这才让我在监狱里的待遇突然改善。例如，我之前营养极差的伙食，后来允许我自己出钱买一些营养菜；我想自学，也终于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了。周围的其他犯人也不敢对我肆意欺负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外界的呼吁，正是这些声音让我在那种环境下得以喘息。我现在离开中国，出来了，我要为中国的良心犯大声疾呼。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已经被判刑，他任期内我依然在监狱服刑。但他上任后，政治犯的日子确实变得越来越难过。比如，像吕耿松，他是在习近平上台后被抓的，被判了11年的重刑；陈树庆也是他上台后被抓的。如今监狱里还有五个人，是他任期内被抓的。此外，还有一些没被判刑但却在看守所被虐待致死的，比如陈子亮，他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死在习近平的时期。他的家人受到威胁，不敢说任何话，我只能尽力为他们发声呼吁。

还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是关于力虹的。他也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在监狱中去世的。他患有渐冻症，这是一种类似霍金的病，无法治愈，只会加重。按理说这种情况可以保外就医，但当时浙江省的任何人都不敢为他办保外，因为他的案子是罗干定的（江泽民时期的政法委书记）。即便在情况如此危急下，他依然没能被释放，最终死在监狱里。

习近平上台后，对政治犯的迫害变得更加严厉。他们不仅对国际社会的准则毫不尊重，甚至在监狱中对政治犯的待遇也越来越糟糕。这种“倒退”，恰恰说明了他们对人权的蔑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社会上的人权状况已经如此糟糕，更何况是那些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呢？

我在狱中画画和练习书法的事情，是争取来的，是在胡锦涛时期。当时环境稍微宽松一些，允许我在有限的条件下做这些事情。不过，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体态比较强壮，也不像现在这么消瘦。后来我患癌症，是在2017年，也就是习近平时期。到了那个时候，就连这些有限的自由，比如画画之类的，也基本被剥夺了。

我的癌症和在监狱中的经历有直接关系。监狱里的伙食非常糟糕，比如供应的大米，基本上是发黄发黑的陈米，几乎不能入口。这个问题其实源于中共对劳改犯的态度。在中国，尤其是中共的体制下，劳改犯被视为敌我矛盾的对象，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不把囚犯当人看，而是作为阶级敌人、社会毒瘤，甚至认为把你“整死”是一种“为民除害”的行为。

这和西方的观念完全不同。西方通常认为囚犯是犯了错误需要纠正的孩子，依然是人，需要被作为人来对待。但在中国，特别是对政治犯，他们完全是作为阶级敌人来打压的。尤其像我这种政治犯，更是他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认为我们属于“敌对势力”，必须要消灭，而且消灭我们还认为是“代表人民”的行为。

监狱的伙食问题还涉及到严重的腐败。理论上来说，监狱里囚犯的粮食是由财政拨款的，但实际上，劳改犯被要求自己通过劳动来“赚取”这些粮食。然而，粮食的来源本身就问题重重。比如，那些提供给劳改犯的米，往往是通过中间商从粮库里以低价买来的陈米。按照正常程序，粮库的粮食应该定期更新，新的换进，旧的拿出来，但很多粮库管理松懈，懒得这样操作，结果导致大量陈米霉变，然后被低价卖给中间商，再运到监狱给囚犯吃。

当时我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时，甚至还有一些中共的高官也和我们关在一起。比如，宁波市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也被关在那里。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这些发霉变质的食物。

那么既然是伙房里面烧出来饭，就是大家一起吃，许运鸿也不例外。所以他被吓坏了，就去找监狱里面的负责人、那些当官的，就说我们宁可这个菜再吃的差一点，这种霉米是不是不要再吃了。但监狱根本就不理睬的。监狱里面生病的，因为患肝癌死了不少人。但即使是病死，监狱说那是天经地义啊，你自己病死的。

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会有这个病，一直到去年，去年9月份，亚运会要在杭州举行。开亚运会以前，有个警察把我带到西安去旅游，因为时间长，路途远，每天就在当地吃面条、米粉，和我原来在杭州吃的大米不一样。到了10月8号回来以后，我又开始吃米饭，但饭一吃下去就噎住了。一开始我以为是临时的毛病，后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噎住，我就知道了，占位性病变了，里面长东西了，病变了。这是我自己判断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服刑了。我是2018年3月第三次从监狱服刑出来的。之后我长期每天都被软禁在家里。我住在顶楼，整个楼道上面，门口拐弯的地方就有他们派的人、保安一直坐在那里监视。就一直坐着，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身在杭州，住在钱塘江边，但我不能到钱塘江对岸去。

从第三次出狱到我出国，在家做了差不多六年牢。一直到我出国，出国才他们管不到。所以在家里的话，朋友也见不到我。我第一次从监狱里出来是这样，第二次、第三次从监狱里出来依然是这样。所以我被软禁、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也有九年多，快十年了，这些不像坐牢的时间是经过法院判决的。所以我经常对软禁我的人讲，“你把法院的文书拿来给我看啊”。就是这样，他们死皮赖脸，根本不理会我，我也没地方去诉说，没地方告他们。我的一举一动全部在他们掌控之下，不允许人来看我，因为怕我有书信什么的带出去。一直到我生病了，去医院检查后，告诉他们我是胃癌晚期，他们才去医院调查，确定我得了癌症。那时医生告诉他们我活不长了，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就没了。

我的妹妹也急得不得了，如果我再不出来，这辈子就没办法见面了，可能死在国内。所以她通过各种办法给国保大队写信，不断打电话，告诉他们这是为了治疗。她说如果再不让我出来，她就要在国际媒体上曝光，甚至去领事馆、大使馆抗议，给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很怕这样，怕丢人。所以最后他们同意了，虽然提出了很多条件，说我只能去日本，不能去美国。当时还让我写下来，只准去日本，不准去美国。我写下来，“因为癌症要去日本治病”，得到了同意。

国保大队这些人的真正职务是不在网上公开的。我第一次被判刑时那个抓我的国保，直接就调走了，被保护起来了，调走以后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因为他们就是被法轮功登到了“恶人榜”上的第一批人，这对他们确实有威胁，而且很大。

对于我来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也可以像刘晓波那样说“我没有敌人”，因为那些恶警是公众的敌人。比如那个叫毛利民的警察，他是做了伪证的，而做伪证本身就是犯罪，共产党自己都不允许做伪证。他一天早上去抓赌，抓赌的时候把脚扭伤了，然后嫁祸于我，诬陷是我给他搞伤的，然后把我抓起来判刑，把我儿子抓起来关到看守所，把肋骨打断。所以呢，毛利民为了这个事情，他就交了投名状，成为了当时的南星派出所的副所长。

这一次我出来了，他们又怕我去找他，南星派出所离我不远嘛，所以又把他调到良渚派出所去了，良渚派出所在杭州的郊区嘛，比较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恶警做了副所长。我出狱以后，警察来到家里看我，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必须追究毛利民这个家伙，因为他做伪证，伪证在共产党看来也是犯罪。

我当时就明明白白地说了，本来很可能如果我不追究他了，可能他也不用调到那里去，像这种恶警一定要给他上恶人榜，这样就可以告诫以后的人，不要把迫害政治犯作为投名状。虽然有了眼前的狗粮，可是你会失去更多，特别是将来追究你的责任，会让你的后代都抬不起头来。

还有就是在监狱里面，我现在举了三个人嘛，一个就是蒋晓敏，整个杭州都知道他，他自己都公开扬言，民主党都是他抓的。嗯，我说他这是“太监自宫”—贪天之功，因为如果北京不叫他抓，他敢擅自抓吗？他是从迫害王有才开始的。

当年我们组建民主党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他是坐在王有才家门口值班的，嗯，就是坐在那里监视王有才，是个“坐探”，嗯。后来他因为镇压中国民主党有功了，他也包括像李海、胡俊雄、薛明凯都是他抓的，外地的人到杭州来也都是他抓的，所以说不能放过像他这样的恶警。

还有监狱的副监狱长，叫蔡文光，他现在是女子监狱的政委，他是一把手。他发明了包夹小组，是他首创、全国首创。因为当年的抓法轮功的时候，浙江省六监是浙江关押法轮功的重点监狱。他发明了这个包夹制度以后，在全国推广。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他调到我们省六监（浙江省第六监狱），包夹制度就是2002年的时候发明的，他调进来就发明了这个。所以恶人榜，少不了他。

他原来是个中学老师，因为公安队伍素质太差，所以当时从社会上调了一大部分的老师进去，改善的公安里面的文化素质。那么他被调进去了。你看他的脸，从脸都看得出来这是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