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孟浪

遇罗锦

孟浪去世了。我在推特和脸书上发了推文、也发了小范围的群信：

“诗人孟浪在香港的医院长眠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朋友们的心中！罗锦永不会忘记和你相处过的日子，你依旧在我心里一如既往地活着。孟浪千古！！2018.12.13  德国 Passau ”

和以往很不同的是：无论朋友们发出了多少次与这内容相似的推文，朋友们都照样地转推、再转发，似乎仍旧表达不尽每个人心中对诗人孟浪的爱。

孟浪为何具有如此好的人缘？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我以为，并非因为他是诗人，而是因他性格的真率：他始终像个大孩子，哪怕他能活到二百岁。

而我俩之间的称呼也相当少有和特殊：我称呼他为“孟爸爸”，他称呼我为“童妈妈”。这称呼是由我开始的：因我视为自传小说《一个大童话》是我亲生的、唯一的最心爱的孩子、且是个女儿；而他呢，是催生女儿出世的爸爸，不叫他“孟爸爸”，又该叫他什么好呢？

孟浪欣然接受这个称呼，我俩都十分喜欢彼此的称呼。

所以，在出版《一个大童话》前后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我们是打电话还是写纸信或电子信（我买电脑很晚，老觉得自己学不会；写纸信的时间可不短），一直到孟浪还没有进入香港的医院住院之前，很多年来，我俩一直是这样彼此称呼的。尤其是在《一个大童话》已经出版好几年之后了，仍旧舍不得扔掉双方的称呼。

《一个大童话》的前身，是我刚到达德国的1986年时，台北的《联合日报》转载了一少部分。不久，我将书稿发给了台北的“皇冠出版社”打算出书，且声明我不想要稿费和版税，只想多要些书，以便赠送给国内外的新朋好友们。我也不想算这笔细帐，到底应该给我多少书，全由他们看着办。因我觉得: 我来到海外，第一愿望、最大的愿望、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自由写作。假如我想到“钱”字，便是对自己“亲生孩子”的背叛和侮辱。我在国内时，虽然也这样想，但在中共监督每一个文字的实情下，我根本无法抗拒出版社编辑的随意删改。哪怕在最初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季刊发表了才八万字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时，虽然很轰动、好评如潮、转载的报刊很多，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所刊登的是我最满意的，因为我最重视的是编辑们是否删改了我的文字。当我看到他们为了凑版面，删减了这里、那里时，我觉得这最初诞生的女儿，仍旧被中共划拉的鲜血淋漓。所以当有机会能出国时，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德国，第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不被删改文字的书。

我起的“童话”书名，皇冠出版社的老板平鑫涛先生和他的情人琼瑶女士都不喜欢，认为太儿童气。他们不明白“童话”二字更有其反讽、幻想、自由和浪漫之意。于是，皇冠擅自改了书名为《爱的呼唤》，事先也没告诉我；本来我想亲自校对书稿再印书，他们也没同意。但比起国内，这毕竟是删减文字最少的一本书。我虽然不是十分满意，但也只有接受，这时是1987年3月。

21年飞逝而过，到了2008年时，香港“晨钟书局”决定出版《一个大童话》之前，距离1987年3月，在这21年中，我反复地自我反思，对自己是不满意的：我没有在书里大胆淋漓地暴露自己。于是，凡是我认为写得不到位的地方，都用纸条夹在了《爱的呼唤》里的某一页，至少夹了二、三十处纸条，在纸条上注明页数、行数，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够深刻、不大胆、不宽厚的地方。是的，既然我把书视为自己的亲生孩子，既然一生最爱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我这位母亲仍对“女儿”掩掩藏藏，是无法称为好母亲的。尤其是我在那本书里把人分为坏人、好人。坏人就得那样想、那样做；好人就得这样想、这样做；一句话，党文化的毒素仍在我脑海里没有清除。而这二十多年西欧生活的经历，对现实看多了、对各种人们体会多了之后，对比和反思自己，还有哪些愚蠢和糊涂尚未去掉？最大的体会就是：人无好坏之分，只有人性高低之分。

于是自己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本书改好之后再重新出版，把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一一改正，真正写出一部对得起自己良心的自传，仍要回归自己最爱的“童话”之书名。

当时，我仍旧还没买电脑，老是觉得一定很难学。

2008年，当我写纸信给香港的“晨钟书局”时，与我联系的，正是在那里工作的文字编辑和组稿人孟浪先生。于是，我花钱请人打了电脑文字，把厚厚一达子书稿，用挂号件邮寄给了孟浪先生。他很快回了纸信，信很简短，说很可能会采用。于是，我俩的交往便开始了。

最初，我和孟浪是很生过气的。先是他说东、我说西；我说南、他说北；怎么也说不到点子上。是稿件的内容不符合出版社的心意吗？不是；是我必须修改吗？不是；是我对出版社的要求太高吗？不是。尤其是我这没电脑，他得与我这位“秦朝人”（他这样称呼我）一致，必须购买他早已久违的信封、信纸和邮票。往往航空信到了美国，他人却在香港；往往信到了香港、他人却在台湾。我写的任何内容，他都无法立即知道。而我这边呢，丝毫不知自己错在哪里。他时而又飞往美国、时而又飞回香港、时而又飞向台湾，不停地飞来又飞去。私下，老童话不得不佩服：“他可真有钱啊！” 可他在极少的回信里到底想说什么，我始终搞不清楚。

直到生了整整半年的无名气，他这才打长途电话告诉我（没写信）：说“晨钟书局”的财政并不好，不赚钱。他问我能否付1500美元给晨钟书局，作为印刷和出版的费用；他还说，每位作者都交钱了。如果想印得精致，就多付些。我这才明白。我们绕来绕去的最关键的话，他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出来的话，现在才告诉我。我立即回答：“我会付的比这多很多。因为我想印得更好些，我在国内时，是搞过封面设计和书的出版的。我希望能把自己的要求都写在出版合约里，绝对不会让你们为钱为难。你们收到钱之后、我再告诉你我的希望。双方都没有意见之后，我们再订立出书合约。你看好吗？”

这才算打开了天窗说了亮话。我也必须买电脑了；这“秦朝人”得变为“现代人”了，我才感到自己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邮寄的钱数让出版社很满意，而我对印书的要求也并不过份。双方都很高兴，所以出书合约订立得很顺利。

当用电脑给孟浪写的第一次电子信时，就开始自动地称呼他为“孟爸爸”、而自己自称为“童妈妈”了。他很是高兴这双方的称呼；在他的高兴里，甚至有一种少有的自豪感。

对彼此称呼的高兴和自豪，让我更为感激他、并理解他。

在第二次去美国的一文里写过，现摘录如下：

“当我第二次独自去美国时，是在2008年，是纽约的胡平突然给我来电话，让我立即去美国。我也不知为什么事，他说你来就知道了。于是我立即坐飞机去了。却原来是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先生要拍哥哥的纪录片一事。郝建说，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大弟弟罗文曾经嘱咐他‘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姐姐’；但胡平认为，应该告诉我。所以，我去了美国，住的是纽约法拉盛地区的旅馆，而罗文事先并不知道。罗文的小肚鸡肠到什么程度！

“诚然，郝建教授回北京之后，当局已知道了实情，电影学院的领导找郝建教授谈话，此片夭折。我们捐了钱的也都白捐了。”

正是那一次去美国时，我的《一个大童话》在香港“晨钟书局”刚刚出版了样书，而我尚未收到自己的一箱书。当时，身体还很健康的孟浪带着两本有限的样书，与我一起去了罗文家，准备第二天接受华盛顿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女士对我们的采访。

“罗文一听这话，气得与我和孟浪大吵，他是一百个反对我出版新书。比较我当初对他在北京写新书《我家》时的无比支持，真乃天壤之别！

“正是第二天，罗文的太太告诉我（此时罗文不在家），她是当作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来告诉我的，说他和罗文为了领取国内的退休金，他夫妇俩已在驻美中国大使馆统一印的《悔过保证书》上签了字。其实，他家保险柜里现金很多，丝毫不缺钱，但就是对钱没够。他夫妇俩也绝对不想：靠政治庇护才能留在美国的人，先不说这样做是否欺骗美国，只问一句：这样做是否对得起哥哥？加上我刚刚出版了《一个大童话》，罗文一见我出书便更为生气，所以，我和孟浪极为勉强地、根本没有睡好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便与罗文夫妇不欢而散；那是我和罗文最后的一次见面；我知道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他。”

就是那一次，我和孟浪如约去“自由亚洲电台”，在刚要进入电台的大门时，有一个拦住行人随便进入的自动化栏杆，进入者必须按电钮，与电台楼里的人回应之后，才会自动出现两张允许进入的纸票，有如电影票大小，上面印有电台的名称和进入的时间等等。孟浪取出这两张小票，十分小心并心爱地收了起来，我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他留着这干啥？他对我笑笑：“这是永久的纪念。”他那满怀爱心、十分仔细地把这二张小票平平地放进了自己的工作证里，再放进衣袋中，并用手抚平。

我是那么感动！看着他那满足和自信的样子，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把我视为他十分敬重的作家？我眼里湿润，呆呆地不知说啥好！这一幕，永远、永远地刻印在了我心中！

2009年1月《一个大童话》的第一版如数出版了，孟浪带着几十本新书，和纽约的胡平、李劼、王军涛、苏晓康等等十来位著名的民运人士，立即在纽约发表了“遇罗锦新书发布会”。好几位朋友都发了言。当时，我刚买电脑、正在家里因打不好字而不知所措。那边胡平来了电子信表示祝贺，我却为了几个字硬是打不出来干着急，只好离开电脑、匆匆去新买的拷贝机旁，拷贝手写文字并发往纽约，那份急促和尴尬至今难忘！而纽约那边的民运人士们，因迟迟收不到我的回答，还以为我没得到他们发来的贺信和消息呢！幸亏还有一位孟浪先生，一定在向他们解释着“秦朝人”的特殊行为。

呜呼！往事如烟啊！

如今，我不想用“悼念”而用“怀念”一词来纪念好友孟浪先生，因为我感觉，他，一直在云层里、树林间；在天上、地上、这里、那里；无论早晚和黑夜，他仍在为工作、为他心爱的诗歌而匆匆地奔忙着，苦和乐都在其中；到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从高远的兰天飞来他那爽朗愉快的笑声。

2018.12.14

德国  Pass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