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坚持为人的尊严
——纪念王炳章
李聪玲
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一些名字被刻意抹去、被强行消音，却始终无法真正从历史中消失。王炳章，正是这样一个名字。他不是一时激愤的抗议者，也不是情绪化的反叛者，而是中国民主运动中最早一批具有系统理念与制度意识的先行者之一。他以一生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尊严，为中国人争取“作为公民而非臣民”的权利，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在这个谎言被反复复述、暴力被包装成“稳定”的时代，纪念王炳章，不只是追忆一个人，更是对中国民主道路的一次严肃回望。
王炳章出生于1948年，成长于中共建政后的政治环境之中。他并非出身社会边缘，而是典型的体制培养对象：医学专业出身，成绩优异，后来得以出国深造，原本拥有一条在专业领域内发展的稳定路径。正因如此，他的转向更显得罕见而清醒。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在“拨乱反正”的叙事中进入所谓改革时期。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经济改革本身，期待权力会自动退让、自由会自然到来。但王炳章清楚地看到：如果政治权力不受制度约束，任何改革都可能随时逆转，甚至演变为新的压迫形式。正是在这样的判断之下，他选择投身民主运动，走上一条充满风险、却无法回头的道路。
1982年，王炳章在海外创办《中国之春》。这份刊物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早之一以民主、宪政、政党政治为明确目标，并持续出版的海外中文政治刊物。在信息高度封锁、通讯条件极其有限的年代，《中国之春》通过邮寄、转抄等方式进入中国，被部分读者秘密传阅。它系统介绍自由、人权、宪政、政党竞争等被长期禁止讨论的政治理念，为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早期而重要的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之春》并非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而是反复强调制度建设、公民责任与政治组织的重要性。这种取向，使王炳章在当时显得“过于理性”，甚至不被部分激进反对者理解，却也恰恰构成了他思想的前瞻性。
与许多以情绪反抗为主的政治行动不同，王炳章始终强调：民主不是口号，而是一套必须被认真对待的制度安排。他较早提出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构想，主张通过政党政治、宪政框架与公民参与，来约束权力、避免暴力循环。后来中国国内外出现的民主党尝试，在理念上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早期思想源头。事实证明，极权制度最恐惧的，并不是零散的抗议，而是有理念、有组织、有长期目标的政治行动。也正因如此，王炳章始终被视为“不可被收编、不可被容忍”的对象。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被中国国家安全人员诱骗并绑架，随后被秘密押解回中国。这一过程不存在任何合法引渡程序，已被多个人权组织明确认定为跨国绑架行为。2003年2月，王炳章被秘密审判，以所谓“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及“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整个审判过程缺乏基本司法保障，没有公开证据，也不存在独立审理。这一判决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裁决，而是政治权力对一名民主思想者的直接打击，是对所有异议者发出的明确警告。被判刑后，王炳章长期被关押于高度隔离状态之中。多年来，他与外界联系极为有限，家属探视受到严格限制，其健康状况与医疗待遇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种长期、系统性的隔离关押，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中国政治犯处境的缩影。从林昭、张志新，到刘晓波，再到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良心犯与异议者，极权制度始终试图通过孤立与遗忘来消磨人的意志。然而，正是这种拒绝屈服的坚持，使王炳章的存在本身成为对暴政叙事的否定。
在一个快速制造热点、同样快速制造遗忘的时代，纪念显得尤为重要。极权统治并不惧怕愤怒，它真正惧怕的，是记忆与延续。记住王炳章，是为了提醒人们：中国民主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用自由甚至生命换来的追求。他所坚持的制度理念，并未因他的囚禁而失效；相反，它们正在被一代又一代后来者重新理解、重新表达。
《中国之春》与《北京之春》，在名称与精神上本就一脉相承。前者诞生于更深的黑暗之中，后者延续着未竟的使命。纪念王炳章，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份刊物本身，就是他所坚持的那条道路的一部分。
王炳章仍然身陷囹圄，但历史不会永远站在铁门一边。一个政权或许能够控制土地与暴力，却无法彻底抹去那些为尊严付出代价的人。只要他的名字仍被记得，这段历史就尚未被改写；只要还有人坚持讲述，中国就仍然保有未来的可能。
本篇文章经北春记者站张致君编辑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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