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故事】：第四章 經營創新（26）沙頭角

萬潤南

沙頭角

這次我們去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了沙頭角的中英街。這是一條奇妙的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陳水扁的一邊一國，都可以從這裡找到佐證。確切地說，這裡是一街兩制。這是一條開放式的邊界。街道兩邊都有商舖、食肆和民居。街道的北邊是深圳，南邊當時是英屬香港，現在的香港特區，中間是開放的街道，街道上擠滿熙熙攘攘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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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日本的資本主義，見識過東京的秋葉原，這裡對我沒有太多的吸引力。但第一次和資本主義如此近距離接觸的文俊，相當興奮。電子表、計算器、折疊傘，幾乎是人人都買的「小三件」。大家滿載而歸。曾幾何時，這些小商品已成為大陸向全世界傾銷的保留節目。真是三十年街南，三十年街北。

萬潤南文集：商海雲帆——四通故事，天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六月第一版。

沙頭角中英街給我們的啟示，是兩種制度可以共存，這就是修正主義鼓吹的和平共處。共處的結果是互相潛移默化，也就是和平演變。如果不特別說明，我們很難看出中英街的街南和街北表面上有什麼區別。就像今天的深圳，表面上越來越像香港。另一方面，今天的香港，骨子裡越來越像深圳。

當年鄧小平同意劃出深圳來搞特區，是一著妙棋。我曾經說過，深圳香港化、廣東深圳化、沿海廣東化、內地沿海化，才是中國四化的必由之路。

這次南下深圳，看到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有自己的LOGO（品牌標誌），感到四通也應該有一個。我一路上琢磨了好幾個方案。最後集思廣益，請一位專業的美工按我的構思精心製作。為此我們付了二百元設計費。這對當時的四通來說，已經算是大手筆。但比較美國朗訊公司花兩千七百萬美元讓人取個名字，外帶畫一個「巨大的紅色零蛋」，我們就太小兒科了。那時侯，美國公司對無形資產的重視讓我印像極為深刻。現在看來，什麼事情都是過猶不及，無形到極點，就是一種泡沫。

四通的LOGO是把STONE的第一個字母「S」化為一塊既圓通，又有楞角的石頭，中間石破天驚，一道閃電，迸出火花，誕生了四通這個商場上的齊天大聖。哈哈，有點創意吧？據說，後來的四通因為還不上銀行的錢，銀行要拍賣四通的品牌，開價三千萬人民幣。到這會兒，中國確實和世界接軌了。不過，是福是禍，還不好說。

四通當初和世界接軌，主要通過三類人：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華人。日本主要是三井物產。港商當中，開始是吳為烈，後來是張璇龍和查爾斯•劉。美籍華人中，有一位趙鑑芳教授，美國CST公司的總裁。我到美國後與他交往密切。關於他們，後面的故事都會提到，這裡且按下不表。

今天只說吳為烈。吳先生是香港南華貿易公司的老闆，居中介紹的是我江蘇宜興老家在香港的一位長輩。吳先生出手很大方，初次見面就送了一份大禮、一份小禮。大禮是給公司的，一台蘋果公司當年一月份才發表的MACINTOSH，小禮是給我的，一個十分精緻的真皮公文包。南華公司一度成為我們單板機和元器件的主要供貨者。後來因為沒有競爭優勢，就曇花一現，逐漸退出了舞台。

吳先生送的兩件禮物，經歷也有意思。那台MACINTOSH，在四通也是曇花一現。拿到門市，因為操作人員不小心插錯電源，就再也不能給顧客演示了，從此成了擺設。當初為了這台MACINTOSH，李玉跑細了腿，求叔叔、告阿姨、走關係，化了兩天時間，才求得北京海關放行。還是我帶著幾個小伙子，蹬著平板三輪，從機場拉回來的，唉……

那個公文包，我帶到了美國，後來在曼哈頓上城哈林區，經歷過一番風險，這是後話了。

對了，我該去美國當訪問學者了。畢克茜已經幫我聯繫好了學校，她也在那裡就讀的佛羅里達大學，計算機信息科學系。9月5日，我就要啟程出發了。

這時候，已經是1984年8月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