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元旦《美国之音》节目上表达的观点
楊建利
我很荣幸应主持人郑裕文女士之邀通过Skype参加新年第一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题目是 “改革已死，宪政当立，中国百余公知为何冒险发声？”，其中有些问题也涉及到了公民力量议报受委托在去年年终发表的作者为“一批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我们的担忧”。
第一轮回答问题刚刚开始，我的Skype掉线，双方都试图连接，但是每次连接上我都只听到杂音，甚至有一次还有刺耳的口哨声。估计遭到网络攻击。最后只好电话连线勉强完成节目。因此，我的观点表达的不够完整，概括我想表达的要点内容如下，与读者分享。
1.改开四十周年纪念，恰逢中美贸易战和中共全面加强对社会控制的重要关口，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也很难再对未来的改革开放给予乐观的预期，习近平未必愿意召开这样一次大会，但对民间来说，除了纪念，更多的是担忧和反思。素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禁言成为常态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是对全社会不得不鸣的警告。中国确实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候。其实这些公知并没有说出什么新奇的东西，大都是常识性的陈述，这恰恰说明的习近平政治高压的严重性，当每天“煤球是白的”成为常态，敢说出“煤球是黑的”就意义非凡。
2.当维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维稳的对象，习近平的人民概念比以往更为抽象，习近平加大了扶贫力度，但沦为形式主义的昂贵表演，在杭州、厦门、青岛的烟花映衬下，是经济难以阻止的下滑和政府的束手无策，那些严重受损的股民、易租宝、泛亚、p2p灾民，那些被迫返乡的农民工、那些四处上访的退伍军人以及无钱治病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拆迁受害人等等算不算困难群众？以破坏法治的方式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之后，空喊几句人民是没有意义的。
3.上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符合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利益，国门的敞开、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为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源，前提是权力对社会的松绑，但自胡温时代起，即使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趋势已成，习时代变本加厉，改革停滞，开放的大门半开半闭，使对外贸易成为一种不平等关系，引起国际反感，无法继续。习近平已经是中共的负资产。
4.人们对改开的理解，一般是邓小平所定义，当习近平高喊改革开放的时候，即使刘鹤也未必能够确知习近平想要的是什么，习主要不是从经济，而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习和刘鹤看问题角度是有区别的，习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稳定和个人权位，他是对中共统治危机感受最深的人。但只要习不公开讲出反对改革开放的话，人们大体上还是在邓小平定义下来理解改开，这就造成政治人物之间的分歧。习近平的难处在于，他知道邓小平主义走到尽头，他自己不打算继续邓小平的道路，却又不能公开说出这一点。如果他说出心里话，告诉人们这个政权面临的危机，那么，除了引起恐慌和离心离德，并没有什么用处。保政权是习全部思想的核心。
5.我不同意“改革已死”的口号，我认为“改革”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诉求，改革涵盖的面很宽也很深，包括“改”也包括“革”，立宪政也应是改革的内容。“改革”是中共和社会精英四十年来的超级政治正确术语，而民间又可以赋之制度变革的内容，我不同意把“改革”与“革命”对立的说法。
6.现在共产党的官员主要是在邓、江、胡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是邓小平主义的受益者，对于政治改革，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守和反对，但对习大踏步的倒退，这些人也不可能支持，因为这会侵犯他们的利益、打乱个人的预期，而且让他们处在更多的无法预料的风险的威胁之下，因此，整体上来讲，官员和企业家阶层对习得这套做法是反感的，但无力对抗习的强势。
7.习近平之所以今天能够大踏步倒退甚至比邓小平主义更反动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的改革不彻底，在经济上否定毛、在政治上却延续毛的政治专制主义，为习近平留下了一定程度上复辟毛的政治基础。但是，习近平明显的相对于邓小平更倒退的做法—-如个人崇拜、废除任期制、打击民营经济等—-给了党内反对他的人“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大旗，中共党内的生态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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