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对思想最好的诠释——专访文化衫制作者董奇
北春记者田永德
在中国,有一些人总在尝试做一些事情,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启蒙。因为中共的强大,导致常规手法的启蒙行为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所以有些人就想要尝试新的方法,董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便希望自己能用制作文化衫的方法进行启蒙。北春记者采访了这位行动者,以让更多人了解到在中国,人们是如何进行启蒙活动的。
坂田案的幸存者
现年37岁的董奇是广西贺州人, 2006年时,他的他思想还不算成熟,并且由于人际交往的原因,只能通过开始通过卫星电视观看墙外信息,关注中国时政信息。喜欢动脑思考的他从实际生活中和网上了解到的信息对比后体会到,学校教育完全是洗脑,和现实完全不符。为此,他主动寻找中共宣传以外的信息。2015年董奇离开广西老家到了广东打工。2016年,为了获取更多真实信息,他在深圳建立几百个微信群,。为了互相核实印证,他还在微信群传播大量境外的信息,但效果微乎其微。
2015年年初,董奇到深圳打工。因为以前建立微信群的缘故,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些三观相同的朋友。在2016年,深圳发生了一起大案,有9名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被判刑,最重的一名被判刑12年。原因仅仅是因为这群年轻人希望能够以暴力行为打开启蒙的新路子,这些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暗杀,爆炸等等,只是他们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没开始任何行动,就被抓了,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董奇本来也是要加入的, 2016年1月14日,是他们商定的开会时间,大家也仅仅是希望能够在饭局中商讨此事。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深圳坂田,所以该案在中国民运圈被称为坂田案。而董奇因堵车迟到而没有来得及参与坂田案,所以他侥幸躲过了这个事件。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感激堵车,如果不是堵车,那次的聚集开会,我肯定会列席。但列席了就肯定会被抓,因为我平时也比较积极,也在出谋划策,希望能打开局面。但我又是个温和派,既希望能打开局面,又不愿意按照他们那些激烈的思想去实现这个想法。所以他们被抓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不怕坐牢,毕竟以前也被关押过,并不觉得坐牢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我还是希望我的坐牢能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像坂田案中的那些人一样,莫名其妙就被判了那么多人。刑期最长邓洪成,竟然被判了12年,现在还在监狱服刑,我觉得特别可惜。而我觉得我就像坂田案的幸存者,所以我必须全面复盘这件事和反思这件事。”
制作文化衫被抓
由于深圳坂田案的影响太大,使还在深圳的董奇被深圳国保严密监控,他只能老实打工。在此期间,他尽量减少和敏感人士的交往,董奇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度紧张,我曾经感觉到过有人跟踪我,但是以我的经验,又不足以确定我被跟踪了,只能越来越小心从事。毕竟我不想坐牢。再者,那么多朋友坐牢了,我在外面还能想办法给他们的家人一点钱,如果我也坐牢了,不但我和我的家人都痛苦,那些坐牢的朋友们也不能再得到救助了。我一直认为,哪怕再少的救助,对他们家属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肯定和鼓励。所以,我只能忍者。”

2017年5月17号左右,董奇在沉寂了一年多后,在推特上看到郭文贵火了起来。他感觉自己被国保盯的已经没那么紧了,所以他就着手开始制作文化衫,文化衫内容他也想好了。正面就是推特的图标,一只蓝色的飞翔的小鸟,背面就用郭文贵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颜色则是中国人穿T恤的两种常见颜色,黑色和白色,并且以高于成本价一元的价格在网上售卖。当他把他要出售文化衫的消息扩散到网上后,短短几天时间就有两千多人要预定。看到这么多人喜爱这个文化衫,他立即找到福建的项锦锋(现于福建监狱服刑),请他帮忙制作,因为福建制作T恤的厂家很多,工艺,价格等都符合他的要求。只是,没等他卖出几百件,2017年5月24日,他就被深圳龙岗分局的警察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了。随后,他被深圳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半。说起自己的罪名,董奇很佩服警方给他定的罪名,他说:“我这个罪名不是煽动颠覆罪,也不是非法经营罪或者别的罪名,而是寻衅滋事罪,其实我是很佩服警察给我定的罪名的,因为我确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关心中国的前途,我确实希望用这个文化衫让大家能够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争,我确实有煽动的嫌疑,但是按照我对中国法律的了解,我这种做法,如果给我定罪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确实太过牵强。不过,当我看到这个罪名的时候,其实我是庆幸的,因为你也知道,寻衅滋事罪,它就不可能把我判的太重。尽管坐牢是我们这些人必经之路,但是能少坐就少坐。 并不是坐几年几十年才能表明你反共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不再屈辱的逃离
出狱后的董奇再次从老家广西贺州到了深圳,因为即使是他在深圳坐的监狱,但是当他回到广西老家后,却被广西贺州国保严密关注,他还得随时向国保报告自己的行踪,这让他难以忍受。他表示:广西的经济发展比深圳要差很多,再加上我原来的工作关系都在深圳,所以我在忍受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去了深圳打工。尽管我只想老实打工,但是我发现我依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打工,找工作,被深圳国保弄掉,租房子,被深圳国保弄的不能租。加上我的朋友马志权开庭,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又去法院外面围观,我们被深圳警察无端关押半天,这种屈辱让我感觉我在中国已经没办法待下去了。如果我继续待下去,不是因为找不到生计被饿死,就是被逼无奈,跟他们拼命。所以,我只好想着离开中国。
可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哪那么容易能够离开呢?于是,董奇采用迂回方式,在全国各地以 做生意的名义走了一些地方,以麻痹广西和深圳的国保。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于2020年1月26日,在中国的新年大年初一晚上,他趁警察放假的时间,带着家人,开着车从老家广西贺州开了一个通宵赶到了中越边境,进入了越南。随后又从越南到了塞尔维亚,然后再到基多,一直走线到了美国。他说:“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做点什么的,再加上我的朋友们还在监狱,以我的能力,我是能够挣一些钱的。我想的是,既然我能挣到钱,我的朋友们又很多在监狱,那么我在中国,就能多帮他们一点,哪怕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捐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可惜,中国的警察不让我这么做,即使我和他们私人没有任何仇怨,我都无法继续下去。出来,于我而言,并不是最佳选择,毕竟父母还健在。离开他们,是一个很痛苦和艰难的选择。”
到了美国后,董奇凭借自己在中国打工和做生意积累到的知识和能力,开启了新的生活。但是,他不喜欢参与那些抗议活动,他说:“我想,我是回不去了。但是,我的性格让我不太喜欢凑热闹,所以我没去参加那些抗议活动。并且,在我看来,我给国内的受难者捐款,我认为实际意义也是一样的。”
关于未来,董奇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共还会长期执政,民众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好好挣钱,在照顾好家庭的前提下,给国内的受难者们以最实际的援助,是他接下来首要的任务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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