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对思想最好的诠释——专访文化衫制作者董奇

北春记者田永德

在中国，有一些人总在尝试做一些事情，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启蒙。因为中共的强大，导致常规手法的启蒙行为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所以有些人就想要尝试新的方法，董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便希望自己能用制作文化衫的方法进行启蒙。北春记者采访了这位行动者，以让更多人了解到在中国，人们是如何进行启蒙活动的。

坂田案的幸存者

现年37岁的董奇是广西贺州人， 2006年时，他的他思想还不算成熟，并且由于人际交往的原因，只能通过开始通过卫星电视观看墙外信息，关注中国时政信息。喜欢动脑思考的他从实际生活中和网上了解到的信息对比后体会到，学校教育完全是洗脑，和现实完全不符。为此，他主动寻找中共宣传以外的信息。2015年董奇离开广西老家到了广东打工。2016年，为了获取更多真实信息，他在深圳建立几百个微信群，。为了互相核实印证，他还在微信群传播大量境外的信息，但效果微乎其微。

2015年年初，董奇到深圳打工。因为以前建立微信群的缘故，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些三观相同的朋友。在2016年，深圳发生了一起大案，有9名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被判刑，最重的一名被判刑12年。原因仅仅是因为这群年轻人希望能够以暴力行为打开启蒙的新路子，这些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暗杀，爆炸等等，只是他们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还没开始任何行动，就被抓了，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董奇本来也是要加入的， 2016年1月14日，是他们商定的开会时间，大家也仅仅是希望能够在饭局中商讨此事。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深圳坂田，所以该案在中国民运圈被称为坂田案。而董奇因堵车迟到而没有来得及参与坂田案，所以他侥幸躲过了这个事件。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感激堵车，如果不是堵车，那次的聚集开会，我肯定会列席。但列席了就肯定会被抓，因为我平时也比较积极，也在出谋划策，希望能打开局面。但我又是个温和派，既希望能打开局面，又不愿意按照他们那些激烈的思想去实现这个想法。所以他们被抓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不怕坐牢，毕竟以前也被关押过，并不觉得坐牢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我还是希望我的坐牢能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像坂田案中的那些人一样，莫名其妙就被判了那么多人。刑期最长邓洪成，竟然被判了12年，现在还在监狱服刑，我觉得特别可惜。而我觉得我就像坂田案的幸存者，所以我必须全面复盘这件事和反思这件事。”

制作文化衫被抓

由于深圳坂田案的影响太大，使还在深圳的董奇被深圳国保严密监控，他只能老实打工。在此期间，他尽量减少和敏感人士的交往，董奇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度紧张，我曾经感觉到过有人跟踪我，但是以我的经验，又不足以确定我被跟踪了，只能越来越小心从事。毕竟我不想坐牢。再者，那么多朋友坐牢了，我在外面还能想办法给他们的家人一点钱，如果我也坐牢了，不但我和我的家人都痛苦，那些坐牢的朋友们也不能再得到救助了。我一直认为，哪怕再少的救助，对他们家属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肯定和鼓励。所以，我只能忍者。”

2017年5月17号左右，董奇在沉寂了一年多后，在推特上看到郭文贵火了起来。他感觉自己被国保盯的已经没那么紧了，所以他就着手开始制作文化衫，文化衫内容他也想好了。正面就是推特的图标，一只蓝色的飞翔的小鸟，背面就用郭文贵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颜色则是中国人穿T恤的两种常见颜色，黑色和白色，并且以高于成本价一元的价格在网上售卖。当他把他要出售文化衫的消息扩散到网上后，短短几天时间就有两千多人要预定。看到这么多人喜爱这个文化衫，他立即找到福建的项锦锋（现于福建监狱服刑），请他帮忙制作，因为福建制作T恤的厂家很多，工艺，价格等都符合他的要求。只是，没等他卖出几百件，2017年5月24日，他就被深圳龙岗分局的警察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了。随后，他被深圳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半。说起自己的罪名，董奇很佩服警方给他定的罪名，他说：“我这个罪名不是煽动颠覆罪，也不是非法经营罪或者别的罪名，而是寻衅滋事罪，其实我是很佩服警察给我定的罪名的，因为我确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关心中国的前途，我确实希望用这个文化衫让大家能够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争，我确实有煽动的嫌疑，但是按照我对中国法律的了解，我这种做法，如果给我定罪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确实太过牵强。不过，当我看到这个罪名的时候，其实我是庆幸的，因为你也知道，寻衅滋事罪，它就不可能把我判的太重。尽管坐牢是我们这些人必经之路，但是能少坐就少坐。 并不是坐几年几十年才能表明你反共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不再屈辱的逃离

出狱后的董奇再次从老家广西贺州到了深圳，因为即使是他在深圳坐的监狱，但是当他回到广西老家后，却被广西贺州国保严密关注，他还得随时向国保报告自己的行踪，这让他难以忍受。他表示：广西的经济发展比深圳要差很多，再加上我原来的工作关系都在深圳，所以我在忍受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去了深圳打工。尽管我只想老实打工，但是我发现我依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打工，找工作，被深圳国保弄掉，租房子，被深圳国保弄的不能租。加上我的朋友马志权开庭，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又去法院外面围观，我们被深圳警察无端关押半天，这种屈辱让我感觉我在中国已经没办法待下去了。如果我继续待下去，不是因为找不到生计被饿死，就是被逼无奈，跟他们拼命。所以，我只好想着离开中国。

可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哪那么容易能够离开呢？于是，董奇采用迂回方式，在全国各地以 做生意的名义走了一些地方，以麻痹广西和深圳的国保。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于2020年1月26日，在中国的新年大年初一晚上，他趁警察放假的时间，带着家人，开着车从老家广西贺州开了一个通宵赶到了中越边境，进入了越南。随后又从越南到了塞尔维亚，然后再到基多，一直走线到了美国。他说：“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做点什么的，再加上我的朋友们还在监狱，以我的能力，我是能够挣一些钱的。我想的是，既然我能挣到钱，我的朋友们又很多在监狱，那么我在中国，就能多帮他们一点，哪怕每个月几百块钱的捐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可惜，中国的警察不让我这么做，即使我和他们私人没有任何仇怨，我都无法继续下去。出来，于我而言，并不是最佳选择，毕竟父母还健在。离开他们，是一个很痛苦和艰难的选择。”

到了美国后，董奇凭借自己在中国打工和做生意积累到的知识和能力，开启了新的生活。但是，他不喜欢参与那些抗议活动，他说：“我想，我是回不去了。但是，我的性格让我不太喜欢凑热闹，所以我没去参加那些抗议活动。并且，在我看来，我给国内的受难者捐款，我认为实际意义也是一样的。”

关于未来，董奇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共还会长期执政，民众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好好挣钱，在照顾好家庭的前提下，给国内的受难者们以最实际的援助，是他接下来首要的任务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