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案：香港自由时代的终结
北春记者周云龙
（作者周云龙在演讲）
2026年2月9日上午，当黎智英在香港法庭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时，一个时代悄然落幕。
这不是一个媒体人的悲剧。
这是香港的悲剧。
黎智英的一生，几乎就是香港命运的缩影。少年偷渡来港，身无分文，从工厂学徒做起，到创办佐丹奴，再到创办《苹果日报》。一个难民少年，凭借勤奋与机遇，在自由的土壤上完成阶层跃升——这曾是香港最动人的叙事，也是这座城市繁荣的秘密。
无数人奔向这里，不是为了特权，而是为了自由：
可以创业，可以说话，可以批评当权者，也可以办一份讲真话的报纸。
然而今天，这份自由被宣判死亡。
根据法院裁决，黎智英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及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合共判处二十年监禁。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针对新闻与言论行为最严厉的量刑。《苹果日报》高层亦分别被判处六年至十年不等的刑期。整宗案件从拘捕、羁押到审讯、判决，持续五年之久，最终成为最具象征性的“国家安全案件”。
但真正令人不安的，并非刑期的长短，而是审判背后的逻辑。
新闻评论、国际游说、与外国媒体接触、公共倡议——这些原本属于正常社会的公共行为，被统一纳入“外国势力”的框架，成为加刑理由。法律不再划定权力的边界，而开始重新界定表达的边界；它不再保障自由，而是限制自由。
当表达本身可能入罪，法治的性质就已经改变。
就连法庭的气氛，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调。旁听需提前露宿排队，实名登记、严格搜查层层设防，采访被限制在警戒线外。法庭不再是公开透明的司法空间，更像一场高度戒备的政治仪式。秩序取代了开放，沉默取代了辩论。
香港曾经的制度底线，是“言论不入罪”。记者可以监督权力，商人可以表达立场，公民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无需担心牢狱之灾。正是这条底线，让香港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国际城市。
而黎智英案，正式抹去了这条底线。
权力并不需要让所有人沉默，只需重判一个最具象征性的人。连拥有财富、律师和国际关注的黎智英都无法自保，普通记者与市民自然更不敢发声。寒蝉效应在城市上空蔓延，自我审查取代了自由表达，沉默成为新的生存方式。
于是，人们开始习惯少说一句话，少写一个问题，少问一个“为什么”。
自由，并非一夜消失，而是在这样的退让中悄然流失。
二十年刑期，锁住的是一个老人。
但真正被判无期的，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司法尊严，以及那个曾经因自由而闪耀的时代。
这不是一纸判决书。
这是一曲自由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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