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病毒的走向与中国人民的出路
——向身处病毒侵袭下的全国军民的呼吁
《三略》有言：“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
当下，为祸中国大陆者，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共病毒。能除此祸害大陆之二病毒者，我中华民族必使其享万世之尊荣。
试揣不敏，以《 两只病毒的走向与中国人民的出路》为题，陈述中国大陆的危殆状态与转危为安的方略。全国军民、海内外仁人志士能从中获得转危为安的一致认识。从而一致行动，产生清除两只病毒的强大力量，民众与国家转危为安、转祸为福能成为现实。
第一只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自从此病毒开始感染人到现在，近三个月时间。其人工智能的特性暴露无遗，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一、隐蔽性强（潜伏期长）。
二、传染性强（病毒在不到两个月时间，肆虐达到全中国。余威波及世界20多个国家）。
三、感染此病毒后，人是被自己杀死的。（病毒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产生过激反应而攻击人体正常组织，正常组织被破坏到不能恢复的程度，人就死亡了）
从以上三个表现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对人攻击的人工智能化表现，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就是，“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兵贵神速；离间瓦解”。新型冠状病毒攻击人类的方式及传染人群的走向不会改变（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相应地，应对这种战术的策略必然是“以静制动”。关于“以静制动”的具体措施，在后文有详细陈述。现在必须先将第二只病毒的特性剖析清楚，才能统筹地运用“以静制动”与“以动制静”的策略。
第二只病毒，就是中共专制势力。称中共为病毒，绝非纯粹感情宣泄。中共历史上的种种诡诈与血腥的行为，暂时不一一列举。看中共在应对这次瘟疫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一句话概括：中共专制势力是病毒的同盟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势力隐瞒瘟疫爆发的实情近两个月时间，不论其主观目的为何，这在客观上加强了病毒的隐蔽性。
二、在病毒的扩散引起世界各国警觉后，中共不得不宣布中国大陆有瘟疫爆发。然后，中共各级势力在全国各地几乎是同一时间，封省、封市、封镇、封村。家庭、个人被画地为牢，而丧失持续生存的能力。中共对此视而不见，无任何经济救济，任人民自生自灭。如此，人民生命遭受中共的威胁，要超过病毒对人民生命的威胁。
三、在病毒仍然肆虐全国之际，中共高层命令全国各行各业恢复生产。不论其主观目的为何，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是，将民众置于被病毒侵袭的境地而任其自生自灭。
从中共在应对病毒肆虐的三种表现，可以对中共的本质下一结论：中共以国家为私产，视人命如草芥。而其狡诈的行为与病毒无异。
其始，中共以“消灭私有，实行公有，按需分配”为虚假公意，进行“化私为公”。而实际结果是共产党窃据了全国所有资源。之后，又以“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多数人后富起来”的虚假承诺，进行“化公为私”。而实际结果是，以红二代、红三代为代表的权贵，利用权力垄断与市场垄断，窃据了全国85%的财富资源并转移海外。经中共集团反复欺骗、掠夺70余年，中国大陆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病毒侵袭人体细胞的过程也是一样。病毒先以有利于细胞的虚假外壳，欺骗细胞膜而进入细胞。然后又欺骗细胞器，将病毒带入细胞核，进而困住整个细胞意志的表达。病毒得以利用细胞内物质，无限制地复制自身，直至耗尽细胞内物质，导致细胞解体死亡。
中共的本质特征与病毒一致。因此，中国大陆走到民穷财尽的境地是必然的。
中国大陆在民穷财尽的处境中，又遭遇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必须应用雷霆手段才能转危为安。
现在详细陈述应对病毒的“以静制动”的措施。
一、将红二代、红三代为代表的权贵资本全部没收，用作抗击病毒与救济民众的资金。（如何应用“以动制静”的策略，使权贵资本束手就擒。在后文详细陈述）
二、除了与医疗、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相关的行业外，全国其他行业放假两个月，从业人员自愿居家隔离，以躲避瘟疫侵袭。军政府给予国民每户每天100元的经济救助，为期两个月。（以5人/户为标准，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少，具体发放救助金在50元/天至120元/天之间）。
三、处于放假停业的企业、工厂，可停发停业期间的职工工资，以维持企业的后续生存发展。
四、对于在瘟疫流行期间，不得不开业生产的企业，军政府根据防控疫情的需要，派专业人员向生产企业发放防控物质、讲解防控方法。为企业制定“疏散性作业、降低生产规模”的硬性法规。不符合防控条件的企业，禁止开工生产。
五、军政府为各地医疗机构提供医疗、防控经费。
六、军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医疗物质、防控物质作保障性供给。（国内生产不足，则组织企业向国外购买）
七、军政府为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的企业及个人提供防控物质的协助，使生活必需品能够到达民众居住的社区、村落进行正常交易。
现在陈述“以动制静”的策略，用以没收权贵资本。
先简短地陈述中国大陆当下的民生状态及影响，和国际环境及趋势。上文已述，中国大陆经中共病毒式的欺骗与掠夺，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境地。中共病毒式的欺骗与掠夺，同样侵袭国际社会二三十年。当下国际社会已经觉醒，在政治、经济上对中国大陆的孤立已经开始。一言以蔽之，中国大陆民穷财尽得以改变的内、外途径皆以堵死。民穷财尽，则行政、军队的财政来源枯竭。如此，人出于求生的本能，民变、兵变、政变等无序革命的状态将会相继出现。国家将陷入“人与人为战”的普遍战争状态，秩序荡然而人人自危不可终日。唯有红色权贵团伙能携巨量财富，逃往海外而逍遥法外。
面对这种危险趋势，未雨绸缪，运筹帷幄使危险趋势转危为安，先知先觉之天职也。
一、以省区为单位建立军政府，以《中国政治变革方略》及军政府抗击病毒、救济民众的措施昭告全国。凡赞同军政府抗击瘟疫措施，并有实行的勇力者，皆可加入军政府。凡加入军政府者，必须按照宣誓仪式宣誓加入军政府，并按照组织法行动。（宣誓仪式、内容及组织法内容附录在本文之后。）
二、军政府以《中国政治变革方略》昭告全国，并向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陈述说明。以获得民众拥护，及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支持。如此，我收回中国权贵的海外资产就顺理成章了。
现在对以上两条作出简短的解释说明。
一、群体要行动有力量，必须有群体认同的共同目标和井然有序的组织，以使群体的力量大于单纯个体力量的叠加。所以用宣誓与组织法来确定群体目标和强化组织行动力。以《中国政治变革方略》及军政府抗击瘟疫、救济民众的措施昭告全国，在于使军政府有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持。
二、军政府以《中国政治变革方略》向全世界作出声明，在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支持。国际社会对我的认可，是我革命成功的关键。国际社会认可我之革命，纳我于民主阵营，则协助我收回中国权贵的海外资产是举手之劳。对我提供其它的援助，也是事在人为了。反之，若我不事先声明，则国际社会可能视我为野蛮革命，我胜败难定矣。
面对即将到来的无序革命危机，民众、军队中的先知先觉者，如能按照我民国志士所规划的《中国政治变革方略》进行宣传、行动，全国民众必然应声归往而协助军政府行动，我海内外仁人志士也必然以《中国政治变革方略》为依据服务于军政府。如此，不但个人能转祸为福，并且能扶中国之危而据中国之安，除中国之忧而享中国之乐。如此，立功当代，传于后世，万世景仰。
反之，民众、军队中的先知先觉者，如果对因民穷财尽而将引发的民变、兵变、政变等无序革命的危险视而不见，坐等无序革命的爆发，则必然会身处人人自危中而生死难料。祸至身而悔之晚矣。
现将《中国政治变革方略》中关于军政府具体行动步骤的内容附录于此，各地军、民照此执行。各地军、民也以此为相互支持与相互约束的依据。
《中国政治变革方略》中关于具体行动步骤的内容包含于以下三个篇章中：《光复民国革命宣言》、《军政、训政、宪政讲解》、《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总论》。分别表述如下：
2 光 复 民 国 革 命 宣 言
观世界各国民主历程，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中山先生有鉴于此，规划革命建设之期为三：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政”以绝反复之患。中山先生见“民生危机、经济革命”于未萌，倡民生主义，以绝阶级战争之源。存亡续绝，继往开来，使本民族卓立于世界，中山先生之志也，亦民族之志也。三民主义，倡于中华大地四十余年，三政逐步施行十余年，政治、经济之成就斐然。本可即步宪政之期，以收全功，不幸俄匪、日寇酿内患、外患于中国。致使大陆共和，亡于国际共产，诚可哀也。学士闻之而“叹惋”，志士见之而悲愤。
哲人有言:两军相争，哀者胜。骄兵必败。何则？以发愤之志，击惰怠之意。胜败可以先决矣。星火燎原，在于势也。势在必行，不得不然。观红色极权统治大陆六十余年之经历，骄奢淫逸无以复加。致使经济凋弊，民生困苦，政治黑暗，民众之个体，随时可临不测之渊，人心思变，与日俱增。专制统治分崩之势，日益显露。唯靠其伪诈蒙蔽与恐吓之威，维持日薄西山之统治。在此统治之下，民众不能不愚昧冷漠而敌视文明世界。民众观念之落后，有甚于清末。专制统治之暴虐顽固，有甚于满清。非革命不足以荡涤专制，非训政不足以扫除愚昧，非宪政不能步民族国家于正途。三民主义乃我民族国家之大愿，三政之步骤乃我民族国家之坦途。为民前锋，步国家于正途，处民众于安乐之境，先知先觉之天职也。兹就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之梗概述诸于檄文，倡导于天下。仁人志士见之则聚，后知后觉闻之则传，普通民众见之，则云集响应。受胁迫而从恶者，闻之则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同时并起，以收全功。
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专制势力，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一、对于专制势力，其能识时务，顺潮流而归顺民国，举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国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于所辖区域宣传并执行三民、三政。阳奉阴违及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军政府于所辖区域及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军之主义，取得民众理解而助革命。
二、经济方面，对于专制势力所聚敛之国家财富、贪官污吏所搜刮民众之财产，悉收归军政府调度，其半用于军政府力量维持，以扫除专制势力。其半用于民生保障，以救民众于穷途。对于贫、病、失业之民众，军政府尽其财力救济之。对于实行此经济调度之障碍，军政府用兵力扫除之。权贵资本若能弃恶从善，配合经济调度，军政府则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财产安全。暗结势力以拒义师者，杀无赦。权贵资本之范围:籍土地买卖所窃据者，所谓国有企业者，官商勾结垄断市场所聚敛者。具体领域包括，强征民有之土地、房地产、石油、石化、电力、通讯、彩票、国有铁路、公路、资本市场等等，凡专制权力染指利益瓜分者，皆是也。
三、对于因专制统治所造成的道德沦丧、社会堕落，军政府以强力矫正之。如黄、赌、毒，坑、蒙、拐、骗，军政府用兵力扫除之，严峻之法以制裁之。
四、自此宣言发布之日起，民众获得“伸张自然正义”之权力。民众凡遇官匪一气之压迫、贪官污吏之勒索，皆可格杀勿论。革命军尽保护民众之责。
综合而言之，军政时期之目的:聚合一切力量以消灭专制。
训政时期，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进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国民之资格。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一、政治方面，建设地方自治。以县为自治的基本单位，赋予民众平等的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凡达到成人年龄，皆具有此四大民权。民众自由选举县议会议员以制定本县之法律、选举县长以管理本县之行政。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律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之法定人。商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
二、对于有志于公职之个人、团体、组织、党派，必须经考试院考试合格，并宣誓效忠民国者，始有候选公职之资格。考试之内容，民国政体之运作、各职能机关之组织及权责、议会议事规则等等公器运作细则。对于反对民国体制之个人、组织，军政府取缔其组织，以叛国罪制裁组织之人。
三、经济方面，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经济政策。预期效果有二，1、公、私分明，公、私相济，公私融洽。2、社会保障体系有充足的财源。
处民众于经济独立、经济立足点平等之地位。造成民众经济自由、平等之事实。详细论述在民生讲解及三政讲解。
四、民众于民权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于经济方面，处自由、平等之地位。民众“自由、平等”之观念因之而成。公职人员获得行使公职之知识及训练。二者齐备，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团体，县治。
五、县治团体完成，每县选举一名代表，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制定宪法及普通法律。国会选举总统，总统任命行政院长而组织行政院。大法官，得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而产生，进而组织司法院。总统提名监察院长人选，经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进而组织监察院。总统提名考试院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进而组织考试院。
国会代表国民，操四大民权，行使政权。五院，平等相待，协调而行使治权。国会“四权”之行使，及五院之组织之相互关系，论述在民权讲解。宪法制定通过，五院组织完成，即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
训政之目标，概而言之，即光复民国、经济平等。遵循中山先生缔造中华民国之宏愿擘画也。
宪政时期，宪法制定通过后，在宪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经济政策，待五院之运筹，取决于国会。地方政治、经济之治理，取决于地方议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遵从宪法之划分。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之目标为，消灭专制，光复民国，经济平等。为整合众力，锐其前锋，必建立革命军之秩序，为革命建设之稳固大阵营。
军政、训政时期，革命党有主导之权。革命党，以“三民、三政”理念，固结本党，吸纳它党及革命志士。以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导。以约法成革命建设之大功。训政时期，规定军政府之权力与义务，指明民众之权力与义务。政府与民众，共行约法之轨道，期于宪政之完成。
一、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前，抱三民主义之宗旨而进行革命之革命军，为革命先行者。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后，附和革命而进行革命者，为革命后行者。后行者，服从先行者。先行者，指挥后行者。
二、革命先行者，对于附和革命者，有考核之权。先行者以“三民，三政”理念，考核后行者，根据其对理念认识之程度，定其革命之真伪。真革命者，即进入先行者队伍。军政府以兵力扫除伪革命者。
革命建设时期，乃破旧立新，新旧并存之非常时期，非常之建设，必待非常之认识。“三民，三政”乃中山先生鉴于历史经验，顺应世界潮流而擘画也。我民国志士根据现实需要，而更新“三民，三政”之内容，以适现实之政治转型。对“三民、三政”理念之认识程度及认同程度，是非常时期建设能否成功之关键所在。必就建设人员之组织次序预先筹划之。
一、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前，持有“三民、三政”理念，并切实宣传于民众者，为先知先觉者。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后，附和宣传“三民、三政”者，为后知后觉。后知后觉者，服从先知先觉者。
二、先知先觉者阐述政见，鉴别后知后觉之认识程度，确定军政府内建设人员之职位。
政治转型之过程，新旧并存，革命、建设并驾齐驱，始能成破旧立新之大功。革命军起，从民望，顺潮流，一往无前，非达革命建国之目的不止。革命军所到之处，一切苛政、恶法悉并废除，消灭“众暴寡、强凌弱”之官、匪恶势力，打击市场垄断之行为。对于官商勾结，夺民之利者，官商皆获其应有之罪，民众皆复得其应有之利。没收贪官污吏之所得，救济民众民生之困厄，使善恶皆得其所。以三民主义，重建庄严华丽之中华民国。社会各界、士、农、工、商，当识中山先生之告诫:“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各尽所能，助革命之成功。共享正义、和平、安乐之社会环境。
光复民国革命军政治部
201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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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仪式、誓词
仪式：
二、三意气相投之志士在场，面对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庄重诵读《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一遍。默忆《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之方略十分钟，置《宣言》于桌案，按右手食指印①于《宣言》之落款处——“青天白日旗”之印章旁。然后，右手抚按其上，仰望“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庄严宣誓，以示矢志不渝。
誓词：
时值中华大地政治黑暗日益加深、国计民生日趋困顿、社会人心日渐堕落之际，为救民众于危难之境，建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社会，我志愿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革命奋斗之目标，铭记于心，宣传于众，上下一心，发展、凝聚革命军队伍。以“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行动之步骤，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同进退，共荣辱。一往无前，至中华民国重新屹立于中华大地，而后与民同乐。
自由之花，烈士鲜血而成。我自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之日始，怀“人固有一死”之意识，以进入“光复民国忠烈祠”为生命之归宿，以激励同志、灼照后世。
特此宣誓，以示革命理念与革命精神，至死不渝。如有违背，甘受革命军军法处置。
②（签名、指印）宣誓人:
②（签名、指印）同志见证人:
年 月 日
① ② :特别说明，指印必须按中空指印。其法，以大小适中之透明胶粘贴于指端指纹中间，然后按指印，即为中空指印。如此，可防止万一指纹泄露身份信息而为敌所获。为安全起见，签名，当签与身份证相异之代名称。
为适应军事行动的坚韧性、保密性、一致性及应对的快速性，制定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组织原则：
一、原则领导
二、一元领导
三、民主领导
一、原则领导
1、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之最高原则。上至委员长，下至士兵，以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的第一依据。违背第一依据，则上级无领导之权力，下级无服从之义务。
2、上至委员长，下至士兵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督导，相互扶持，一致行动。如有违背者，全军共击之。
二、一元领导
采用七委员制，七名委员选举产生委员长一名。
1、委员长任命军事参谋长一名，负责军事行动决策参谋。
2、委员长任命政务部长一名，负责战时所辖区域政治、经济政策筹备。
3、委员长任命宣传部正、副部长各一名，分别负责国内、国外宣传。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海外筹款宣传工作。
4、委员长任命情报部正、副部长各一名，情报部长负责侦察国内情报。情报副部长负责侦察海外情报。
5、委员长对所任命之官员有罢免权。
6、委员长兼任光复民国革命军军长，执掌军法，令行禁止。对军事行动决策、政务决策有最终决定权。
三、民主领导
1、委员长有连续两次军事行动决策失误，或连续两次政务决策失误，委员会有罢免委员长之权，委员长引咎辞职。委员会重新选举委员长。
2、选举办法：各位委员论述对“三民、三政”之认识，提出实行“三民、三政”的可行性方案，依次接受其他委员咨询，两轮咨询完毕，即进行选举，产生委员长。
3、委员会委员因故缺席者，由该委员所任职务之属员替代该委员选举。
各地方仿此组织法原则，组织“光复民国革命军地方委员会”，以期收“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之效。而为摧毁共产党腐朽统治、解救民众之利器。
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
2016年10月10日
7 军政，训政，宪政讲解
现在讲解“军政，训政，宪政”为转型必由之路。
人之行为，意识先行。意识到此“行为”有利于我，则行之；意识到此“行为”有害于我，则不行之；认识不到此“行为”之利害如何，则犹豫不决；认识到此“行为”可以事半功倍，则欣然行之；认识到此“行为”事倍功半，则懊悔“思之不详”。 有鉴于此，一人行为之原因及原因与结果之关系，必有清晰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的“行为”作正确的指导，从而达“趋利避害”与“事半功倍”之行为目的。人之行为，原因有二：意志与认识。意志，具体到某一行为，则为行为之目的---利我之目的。认识，指示到达目的之路径。认识，则有正确、错误之分。从而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能够到达目的与不能到达目的。正确之认识与错误之认识，何以生？“认识”之来龙去脉可以明之。认识，始于直观，存于抽象概念。直观生观念，有偏、全之分，无正误之别。抽象离开直观而生概念，有正、误之分。如此， 人之知识，分为两种：一直观的知识，一概念的知识。直观的知识，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于，在直观已形成观念之基础上，将观念转变为抽象概念，并分合各种不同概念。制图如下【1】，以明人行为之原因与结果之关系。一言以蔽之，观念乃概念之源。事实变，则观念变；观念变，则概念变。此认识之必然路径也。舍此路径，则谬误横生。大多数错误，是由颠倒此“认识路径”所致。即以概念证观念，以观念证事实。概念之变，后于事实之变。以已定之概念推断可变之事实，则结论为先前确定概念时之事实，与此时之事实，必不符。直观与抽象，相互之优劣，彼此之长短，在讲解民权主义时，已作详细论述。总而言之，认识之正确路径为，由直观产生观念，抽象而固定观念，而成概念。由概念而构概念系统，即理论体系。反之，则谬误滋生。政治观念亦然。
人与人之关系，在事实上有“平等”之关系与“不平等”之关系。人之自由状态及“平等”关系，在讲解民权主义时，已作详细论述。现在论述，“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观念之源及因此产生的政治建筑。人在形质上，大、小、坚、脆，不等；人在认识水平上，有高、低不同；人在品性上，有善、恶、正义之不同。普通民众对人之“不平等”形成一俗语曰：十指有长短。知识界名之曰：人有贤、愚、智、不肖。人与人之关系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贤、智治愚、不肖。人观察天、地：天高而无际，云行雨施、寒来暑往皆行于天而施于地；地广漠无极，静而载物无限。而生“天高地厚”之观念。天行健而生物，地静止柔顺而养物。天高远而地卑近，而生“天尊地卑”观念。天地上下之关系曰：下以承上，上以卫下。源于直观而有“人生而贤、愚、智、不肖”不等之观念。贤、智必有极，曰：大贤大哲。臣民命之曰：天子。天子者，天生地长，集天之大智与地之厚德。天子，临天下，治万民。其治民之法，以人“贤、愚、智、不肖”之不等，而定“三六九等”之序而相承相治。此上下相承相治相保之制度，就是专制政治制度。等级专制制度既成，则其为客观形态也。民众生于其中，长于其中，耳濡目染，直观此形态，则“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不教而知，不教而能。有此观念，则民众之言，必赞上下相治之序。民众之行，必顺贵贱相承之制。此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势也。而其中之因果关系则甚为简单，也甚是坚固，曰:不自由、不平等之事实，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造“不自由、不平等”之客观政治建筑，客观“等级政治建筑”，又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如此互为因果，牢不可破。此即“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人民”之谓也。此诚一坚固堡垒也。然另一性质相反之坚固堡垒亦存于世间。曰，民主政体。究其所以如此，亦如专制堡垒。而其因果关系之内容则相反，曰:自由、平等之事实，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造“自由、平等之客观政治建筑”。客观“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筑，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进一步完善“自由、平等”之政治建筑。如此，因果循环，亦牢不可破。此二堡垒，欲破此而立彼，其道如何？曰摧毁专制建筑，以绝“生而不自由、不平等”的观念之源。建“自由、平等”之事实，以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存于头脑，践于言行，则“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筑，不速而致。
摧毁专制建筑之期，为军政时期。军政阶段，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专制堡垒”有其内部“因果关系”相互支撑，不会自行了断。必须“先知先觉”者，来斩断此恶性循环。
造“自由、平等”之事实的时期，为训政阶段。训政阶段，之所以必不可少，在于专制建筑虽倒，而民众“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依旧。观念依旧，政治建筑也将依旧，即复辟。有训政 ，以成观念之变，则政体无有反复之患。
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成，民众践于言行，组织地方议会，以决地方之事。组织国会，以定国家之事。此宪政告成之期。
现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之内容，作出原则性的阐明，在此原则框架内，各地因地制宜，践行具体内容。
军政时期，摧毁专制建筑。专制建筑之内容，上下相治之序、贵贱相承之制也。摧毁此“上为下本、贵为贱仪”所构之权力体系。及受其权力体系控制的社会次序，一并摧毁，使其瓦解，归顺民国。负隅顽抗者，杀无赦。此政治方面也。经济方面，专制权力所聚敛之国家、民众之财富，悉收归军政府，由军政府调度，一半用于军政府之力量维持，一半用于民生改善。对于因专制统治力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分布两极分化。军政府衡量其“公、私之度”，取其公有部分，用于民生保障。军政，训政二阶段，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孙中山先生名之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预期之效果:公、私分明，公、私相济，公、私融洽，详细论述见民生讲解。
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进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国民之资格。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自由、平等之观念，必由直观“自由、平等”之事实，始得形成。舍此之外，无有它途。民众“自治”个人之事，即“自由”之事实。民众“共治”众人之事，即“平等”之事实。个人之事与众人之事，其名虽可分，其实则不可相离而存。原因在于，人--集自然人与社会人于一身，不可相离而存。详细论述见民权讲解。自由与平等，皆见于可直观之事实，在于确定“自治体--共治体”之大小。自治--共治之单位越小，则自治程度越高。自治--共治之单位越大，则共治程度越高。从“自由、平等”之可直观性，及国家大小，综合权衡，以县为“自治--共治”之基本单位。县之内，行直接民权。民众皆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选举议员，制定县法。选举县长，执行县法。制法与执法，相互联系与区别，见民权讲解。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签名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法之法定人。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此政治方面之内容。经济方面，实行民生经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民众处于“自由、平等”之经济地位。军政府对于“县治”，行训导之权。训练，督导一县之内，“自由、平等”成为事实。政治方面，凡竞选议员、县长者，皆受政府之训练，经考试院考试合格，始具备成为议员、县长之资格。训练，考试之内容，<民权初步>，<议事规则>，<国家体制运作详细规则>。预期效果，自由议事、平等制法。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督导“县治”政府，实行民生政策，扶助地方财政。预期效果，民众经济独立，处于立足点之“自由、平等”地位。
经过训政阶段，县成为完全自治体。每县选举代表一人，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以组织立法院，制定宪法。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皆得总统提名，或经立法院同意，或经司法院同意而组织之。详细论述见民权讲解。宪法制定完毕，总统选举完成，五院组织建立，军政府即解职，授政于宪政政府。此宪政开始之期。
为便于直观“三政”之历程及内容，制图如下(3)。
有一点，必须陈述明白。就是军政府主导“军政、训政”二阶段的合法性是什么？先引述孙中山先生，对人的认识:“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的。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一种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一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一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进步者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进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一间大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一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懂图样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附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出来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一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一份。”
----《孙中山选集》
稍有阅历的人，就会认同这种“人”在天赋上的认识能力及行为能力上的差异。有此差异，则三、五人同行共谋一事，则“三种人”必须并且必然处“头脑、四肢”之不同位置，各尽所能，以谋“一事”之成功。“共识”之产生，第一种人“提议”，第二种人“附议”，第三种人“附和”。
第一种人与第二种人，造成舆论形式。
第三种人“附和”舆论形式，造成客观形式。
先知先觉者，观古今之变，知世界之潮流，鉴中外变革之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建国方略。后知后觉者见之，宣传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不知不觉者，随常识而行，则其离实行也近。从理想到实行，“知”贯穿于始终。教人以“知”，必有其方法与步骤，简而言之，先知者训练后知者。后知后觉者，学而知之。不知不觉者，行而习得之。一群之中，以少数最良之心理，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也。此先知先觉者，主导“军政，训政”二阶段之合法性也。凡赞同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决计而行之者，组建军政府，即拥有合法性。应当仁不让而实行之。军政府之间，以“目标与步骤”之共识，约法以相互支援。背约法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凡否定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而割据一方者，不论其说辞如何，必专制残余也。天下共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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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之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破旧立新”。而“破旧”之功非一朝可尽，“立新”之业非一夕而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即过渡时期。为使过渡时期井然有序而不致于反复，必须在破旧立新之际，施行转变民众政治观念的措施。故施行军政以破坏专制建筑，训政以建设地方自治而转变观念，宪政以建设上层建筑为政治转型必由之路
军政，训政，宪政为中国政治转型必由之路，事理之必然也。但遵循事理而具体执行军政、训政、宪政的效果，又由人的因素决定。人的因素包含两部分：品性和理性能力。如果人的品性为恶，则有阳奉阴违的行为结果。如果人的认识能力低下，则有南辕北辙的行为结果。如此，政治转型的结果难测也。
人的品性之难测与理性能力参差不齐，皆不可变更之事实。因此，必须确立客观的政治行为标准，而为政治转型的工具。有此标准来判断并约束众人的行为，则阳奉阴违及南辕北辙的行为不能发生。
制定政治转型时期全国军民的行为准则，概括地表述就是，过渡时期共同约法。共同约法的具体内容体现在《告全国人民书》、《光复民国革命宣言》、《光复民国革命军组织法》、《告世界人民书》、《于海外为革命筹款书》等等。以此申大义于天下，自由世界必能知我而助我。我仁人志士亦能以此一致行动，同进退、共荣辱。
违背共同约法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具体以《革命军组织法》来表述，如果革命军内部上级的行为违背共同约法，则下级根据《组织法》第一条，表示不服从而另立上级。如果革命军内部下级的行为违背约法，则上级根据约法及军法给予制裁。如此，革命军必能上下一心、上下一致行动。
有人以共产党阳奉阴违而得专制中国大陆，认为约法无约束力。恰恰相反，共产党极权专制正源于共同约法。这个共同约法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共产主义的理念是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共产主义导致的极权专制是理念的专制，现将共产主义导致极权专制的理由表述如下：
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无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会。此众人之意志趋向也。
但消灭私有，则自由丧失。有分配的执行者，则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何以如此呢？
首先，关于社会组织形式的一个常识，容易被忽略。这个社会组织的常识，就是不论社会组织形式是专制，还是民主，最终都是少数人在管理、执行公共事务。就像一个人，不论其性格、体格如何，都是占人体极小部分的大脑在管理人体的四肢百骸。与此相反的组织及生命，在客观界无有也。
如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消灭私有财产，就一定是少数人在剥夺多数人的财产。众人被剥夺的财产也一定是在少数人处集中，由少数人来管理、分配。少数人垄断一切资源，多数人一无所有。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多数人对少数人只能取“仰人鼻息”的态度了，极权下的奴役状态就形成了。
因此，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发生战争、饥荒、贫穷、极权专制是必然的。这是由其根本理念（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所决定的。也可以这样表述，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是共产主义者的共同信仰、共同约法。因此，对剥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共产主义者组织内之个人有支持的理由而没有反对的根本理由。所以，共产极权专制是有其共产主义理念造成的，而非二、三大奸大恶者阳奉阴违所致。
11 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总论
政治变革，有原动者，有后动者。政治变革之原动者，英国、法国之政治革命也。原动者，意志为之驱动力，有先发优势。后动者，理性为之驱动力，有后发优势。英国，当其初欲变革政治之时，人民受政治专制之苦，起而与国王之权力相斗争，相妥协。反复相交替数百年，最终确立民治政体。法国大革命前夕，人民内受专制政治、经济压迫之苦，外受自由、平等学说之鼓动。起而革命推翻专制统治。当此之际，民众但具有追求自由、平等之意志，而无保障“自由、平等”之客观政治形态构想。“自由、平等”的表达，呈现为“无法、无序”的简单、粗糙状态。致使社会萧瑟、人心恐怖。专制社会尚不至如此。专制势力乘势而恢复统治。但“自由、平等”意志既已萌芽，则不可遏制。革命之潮随之而起。惩前者革命之失，而构建共和政体形态。但构建共和政体属首创，不能一蹴而就。专制王朝统治因此而又得以复辟。如此反复，两帝制而三共和，经八十余年，共和政体得以最终确立。
英、法革命，建民治政体属首创，率先雄冠全球，此其先发优势。其劣势是，不知而行，血雨腥风。我中国政治革命属后动者，知而后行，具有后发优势。
知而后行，未雨绸缪。破坏与建设井然有序，破坏与建设，十余年即可收全功。而发挥后发优势的责任，全在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
观世界各国民主历程，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当有如下之认识：
1、民主与专制不可并存于一国之内。即改良不可行。非民主战胜专制，最终建立民主制度。即专制战胜民主，最终复辟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改良为民主制度，于理论及事实上，皆自相矛盾。专制改良以维持既有之统治，即改良以求生，则其目的为专制也。如专制制度改良为民主制度，则此改良的主导者是自我革命。是改良以求死，万万无此理。
2、破坏专制而建立民主，有一过渡过程。即破旧立新的过程。而破坏之功非一朝可尽，建设之业非一夕可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
3、我中国的政治革命属于后动者，知而后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先知先觉者能够借鉴世界各国变革的利弊得失，思之熟稔，筹之有素，则建设之构想可后来居上。
孙中山先生在一百余年前，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为后动者，知而后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而作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经济建设之目标。规划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建国之程序。历史的原因，革命建国的进程在中国大陆半途而废。今天，我们民国志士当以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构想，在中国大陆光复民国。
自“自由、平等”思想萌芽之日始，其客观化之最终完成，为完全民治政体。民治，有两项内容：民自治与民共治。于政体上表现为，地方自治与国家共治。地方自治，行直接民权。国家共治，行间接民权。直接民权，一县之内，民众达到法定年龄，皆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民众以此四大民权治人、治法而管理地方之事。间接民权，由各县选举之代表组成国会，国会代表民众行四大民权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制采用权、能分离，五院分立之原则运行。如此，系统灿然，井然有序。民智，由民权而得以充分发挥，公共理性管理公共事务，名至实归。此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之大体框架。
人类所有活动的动力，就是生存、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民生。民生的障碍是，经济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具体表现，大体分两部分：土地垄断与资本垄断。土地与空气、水、高山、大川一样，本是大自然无差别地赋予人类使用的。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土地私有，进而产生土地兼并成为事实。资本垄断，古今中外皆有之。其本质是公有资本流入了私有资本范围。当垄断资本投入市场时，市场会发生波动，垄断资本会利用市场波动，进一步圈占资本。而这被圈占的资本是属于公有的。因为市场的波动，是由市场的参与者共同造成的。垄断资本的投入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基于土地垄断与资本垄断危害民生的事实，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方法，置民众于经济立足点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物以类聚，此为自然力的普遍效应。在人类则表现为同民族相聚集居住于一方。其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相同也。民族意识，本于先天，与后天客观环境相契合。民族认同，即认同与客观环境相契合的生存方式。民族成于先天，民族主义顺应民族意识而塑造民族精神，以固民族凝聚力。对内，达于本民族之独立自强地位。对外，达于民族平等相处之地位。
破坏专制而建立民主，有一过渡过程。即破旧立新的过程，而破坏之功非一朝可尽，建设之业非一夕可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此一时期，旧法尚未扫除干净，新法尚未完全建立。民众之心理，对于旧法、新法，何者有效？何者无效？悬而未明。如此，必然呈现“无法、无序”的状态。人心欲安，唯过渡时期临时约法能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过渡时期分为三阶段：军政阶段、训政阶段、宪政阶段。相应的过渡时期约法为，军政约法、训政约法、宪政约法。
政治革命与建设，其根本是心理革命与建设。故过渡时期约法，其根本作用在于促使全国军民洗心革面，建国家政体永久稳固之基。
军政府主导军政、训政、宪政之时限为十五年。分别为军政五年，以破坏专制建筑，宣传革命建国方略。训政九年，以建设地方政制。宪政一年，以建设中央政制。
军政约法：
1、军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专制势力，一面宣传革命军之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对于专制势力，其能识时务，顺潮流而归顺民国，举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国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于所辖区域宣传并执行三民、三政。阳奉阴违及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军政府于所辖区域及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军之主义，取得民众理解而助革命。
2、经济方面，对于专制势力所聚敛之国家财富、贪官污吏所搜刮民众之财产，悉收归军政府调度，其半用于军政府力量维持，以扫除专制势力。其半用于民生保障。权贵资本若能弃恶从善，配合经济调度，军政府则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财产安全。暗结势力以拒义师者，杀无赦。
3、民众曾受官匪一气之压迫，致经济窘迫者，可诉诸军政府，军政府以强力制裁既有之官匪恶势力。对于贫、病、失业之民众，军政府尽其财力救济之。
4、全国军民有义务协助军政府宣传并执行三民主义，及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步骤。
训政约法：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进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宪政建设之心理观念基础。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1、政治方面，建设地方自治。以县为自治的基本单位，赋予民众平等的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凡达到成人年龄，皆具有此四大民权。民众自由选举县议会议员以制定本县之法律、选举县长以管理本县之行政。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律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之法定人。商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
2、经济方面，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制定公平、公正的财政税法。
3、训政时期，军政府对县自治行训导之权。对于有志于公职之个人、团体、组织、党派，必须经军政府考试院考试合格，并宣誓效忠民国者，始有候选公职职之资格。考试试之内容，民国政体之运作、各职能机关之组织及权责、议会议事规则等等公器运作细则。
4、县政府之议会立法及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政策，如有违背训政时期政治、经济原则者，其立法、政策皆无效。军政府对相关议员、行政人员作背景调查，如裁定其为旧有专制势力之代言人，则取消其公职之资格，取缔所代表之势力。训政时期政治、经济原则，即上文训政约法的1、2条所陈述。
5、对于违反“公开、透明”之原则，进行竞选公职，及违反“公开、透明”原则，创制、复决法律者，依其程度之深、浅，剥夺相应时限之民权。
6、县政府，三年一届。训政期限为三届（九年）。对于曾任职于共产党政府的人员，在训政时期内前两届（六年），剥夺其四大民权。从第三届开始，恢复其四大民权。
宪政约法：
1、民众于民权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于经济方面，处自由、平等之地位。民众“自由、平等”之观念因之而成。公职人员获得行使公职之知识及训练。二者齐备，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团体，县治。
2、县治团体完成，每县选举一名代表，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制定宪法及普通法律。国会选举总统，总统任命行政院长而组织行政院。大法官，得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而产生，进而组织司法院。总统提名监察院长人选，经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进而组织监察院。总统提名考试院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进而组织考试院。
3、国会代表国民，操四大民权，行使政权。五院，平等相待，协调而行使治权。宪法制定通过，五院组织完成，即结束训政，进入宪政时期。
4、宪政时期，宪法制定通过后，在宪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经济政策，待五院之运筹，取决于国会。地方政治、经济之治理，取决于地方议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遵从宪法之划分。
5、宪法之内容，如有违背以上“权、能分离，国大五院制”原则之条款，皆无效。
军政府约法：
1、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程序为军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全国军民服从军政府的最高原则。上至军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军民，以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的第一依据。违背第一依据，则上级无领导之权力，下级无服从之义务。
2、全国军民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导，一致行动。如有违背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
附录
关于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服从领袖的是非对错问题的澄清。
因国民革命的历史上，有“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之事。时下，对此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出“专制、独裁”之议论甚嚣尘上。本不欲与诛心之论作口舌之争，争一日之长。但鉴于似是而非之论，迷惑民心、迷惑军心，妨碍革命建国进程。有必要疏通认知障碍，期于全国军民同心同德，按照革命建国方略光复民国。
哲学上，在论述认识论时，有一结论：知识有区域范围。越过此知识之区域范围，则错误之判断，容易产生而难以察觉。如果用类比的方法，放大“产生这种错误的形式”，就是张冠李戴———用航空的速度快慢标准，来衡量航海速度的快慢。
“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之事，当以“领袖权限”之标准来衡量，不当以“专制独裁”之标准来衡量。
军事组织编制上，团长服从师长，师长服从军长，军长服从军区司令。美国总统通过国防部对战区（六个洲际地域战区与特战、战略、运输司令部）指挥官下达作战命令，完全无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战区指挥官直接对辖区内的陆海空各军种部队下达指挥与后勤军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陆海空军种负责人、各战区陆空军及各舰队均没有军事指挥权。如果以有“认命、服从”之关系，而作“专制独裁”之判断，是无军事、政治常识也。军事组织能发挥得心应手之效，军队以服从为天职使然也。
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革命建国之目的，以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建国之程序。当此军政时期，必须以军事力量破坏专制建筑，击溃专制势力之际，服从领袖以强化军事力量，理之必然。对于军政府及军政府首脑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军政府权限。用专制独裁的标准来判断，是张冠李戴。军政府权限标准，以革命建国程序为归依。军政时期，以军政约法为标准。训政时期，以训政约法为标准。宪政时期，以宪政约法为标准。违背相应时期约法，即是非法的。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
人类社会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曰不知而行之时期；行而后知之时期；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人类社会各种发明创造，从构想到成为客观事实，无不指日可待。而三系人之关系，以“知与行之关系”而言，即“行为”服从“知识”———不知不觉者服从后知后觉者，后知后觉者服从先知先觉者。处当今“知而后行”之时代，三系人之服从关系更为显著。各类浩大工程因此而指日可成。政治建筑之破坏与建设，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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