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宪政何以失败——制宪系列文章之三

春生

制宪小组成员读了笔者写的《艰难的中国宪政之路》一文后，有人问道：“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在此文中回答这一问题

大陆宪政何以失败？这是自194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在严肃思考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大陆宪政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内战失败。

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

中国的经济虽然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十年黄金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个中国仍然是一个正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国家，处于古老的农村生活方式包围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状态。中国工业仅仅在东北、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中得以发展，广大的内陆地区依然是农业地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工业经济支撑一个新型社会的成长，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还不够强大到足以支撑一个宪政社会。所以，毛泽东得以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方法战胜蒋介石，也就是用汪洋大海的落后农村淹没少数现代城市。中国从一个刚刚建立的宪政社会，又回到了专制社会。

中国在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一个由君主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相对容易接受宪政制度，而多数的缺少教育的普通民众尤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民众，仍然生活在君主统治的意识中。长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带有君主专制制度的基因：绵羊基因和暴力基因，缺少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基因”：工业管理知识和契约基因。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他们大都是文盲，还没有自我意识，大多数人是一群绵羊，很容易成为军事强权的支持者。一群绵羊需要一个牧羊人，一群臣民需要一个皇帝的统治。而一些继承黄巢、李自成的“打天下，坐天下”暴力基因的知识分子中有人则希望成为新一代的君主。中国多数民众的仍然生活在专制文化传统中，没有立宪主义所强调的“限制王权”、“保障民权”、“权力分立”等政治需求。新型的商业文化还没有形成，传统的专制文化依然强大。所以，中国宪政缺乏基本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宪政治国的经验，而且众多军事首领，包括孙文在内依然采用君主时代的武力方式来夺取国家政权。袁世凯死后，直系、皖系和奉系，以及孙文，他们多次发动内战来争夺国家政权。此外，他们没有法律意识，不尊重规则，往往采用君主时代的武力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分歧。就说孙文，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他立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没有采用黄兴等人使用和平手段，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式进行抗争的建议。孙文发动的所谓的“二次革命”严重地破坏了刚刚建立的还十分脆弱的宪政制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宪政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人物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 (护法战争后) ，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 (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 ，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 (专制的另一中说法) ，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杨小凯《中华民国经济史 (1912-1949)》》。

综上所述，20世纪的中国社会依然拥有丰厚的君主专制土壤，建立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

日本侵华战争

社会转型，尤其是中国这种长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向宪政社会转型，转型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

英国从16世纪到17世纪，商品交易活动逐步由区域型交易，发展成全国型交易，英国的区域型商品经济也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型的市场经济。在这两个世纪中，传统的农业文化逐步消失，新兴的商业文化正在形成，宪政改革也在孕育形成之中，此后才有了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到1931年9月18日,仅仅过了33年,正在转型的中国遭遇了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破坏了中国宪政的经济基础，阻碍了中国宪政的发展。

“有研究表明，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资料显示，抗战前，在全国民族资本工业中，全部厂数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均集中于上海一地。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这短短的3个月中，上海工厂被毁2270余家，损失总额达法币8亿元。其中闸北区的损失比率达100%，虹口、杨树浦的损失比率亦达到70%以上。除上海外，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工业设备损失约50%，武汉三镇全部工业中彻底被毁者达12%”，“日军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一座座富有活力的工业商埠城市变为废墟，留下的是百业凋零、千里赤地”（2015年08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中国10年抗战损失调查: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8年全国统一后，“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从1928年到1936年，国民政府建立起“六法”体系，形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干。1936年，国民党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抗日战争延缓了中国宪政的进程。

国民党内战失败

1946年，抗战刚刚结束，战争给予中国经济的破坏还没有恢复，被推迟的宪政建设刚刚开始，正在这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关键时刻，国内战争爆发。内战使得中国原本就薄弱的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又遭到破坏，并再次夺去了国民党恢复经济和推行宪政的时间，国民党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这是中国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原因，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悲剧。

当然，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上，“党国”制度败坏了国民党的宪政形象。1848年2月21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用暴力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纲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实施了这个政治纲领。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俄国建立后改名为共产党），发动起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党国”。“党国”就是党在国家前面，党在国上，党控制着国。“党国”就是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的国家。1923年1月，孙文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文领导的国民党与苏共合作正式开始了。孙文不仅接受了苏俄的资金、武器和军事顾问人员的援助，还吸收了苏俄的以党治国理念。1923年10月15日，孙文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发表演说时声称: 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孙文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提出“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确立了以党治国的原则，国民政府要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指挥监督。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3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条: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当然，孙文的党国与苏俄的党国不尽相同。苏俄的党国体制是目的。孙文的“党国”是国民党政治治国的 “以党训政”第二个阶段，在“宪政”阶段将放弃一党专政。尽管如此，“党国”依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污点，受到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抨击。中共也对一党专政进行了攻击。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颁行了《中华民国宪法》，结束训政，开始实行民主宪政。但是，就像清末宪政失败一样，为时已晚，只能重蹈前清宪政失败的覆辙。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我国民主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49年5月19日颁布《台湾省戒严令》，开始施行一党专政。直到1988年1月1日，蒋经国解除实施30多年的党禁和报禁限制，中华民国恢复民主宪政。此时，国民党才恢复了宪政形象。

经济上，由于内战来临,国民党无力关注民众的福利工作.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尽管蒋介石意识到了民生问题,同样为时已晚.

1948年8月，国民党实施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一时曾受到民众热忱反应，“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所导致?按胡秋原的说法，国统区经济的崩溃是由东北战事而引发的，他说：‘政府的军费，百分之七十用于东北，每月飞机运送金圆券发饷，次日原机返回上海，换成黄金，再飞东北’。胡秋原是历史亲历者，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币制改革失败和经济崩溃，造成中国社会极大的恐慌。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蓄军事力量，中国国民党流血抗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避免正面作战，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大约5万人，到1945年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得以壮大。

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承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领导艰苦抗战的国民党的军队对日军大规模会战22次，损失惨重。国民政府陆海空军队在抗战中伤亡约300多万人，其中阵亡约100多万人。

军事上，中共是如何战胜国民党的，有兴趣的读者请看高华的《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此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当然，中共军事上的胜利离不开苏俄的援助和北朝鲜的支持。“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的支持，包括军火方面的支持，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就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由老资格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专门负责两方的交涉，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1.8万伤病员和家属多次进人北朝鲜避难。” （《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1949年,国民党内战败北,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往台湾，大陆民主宪政随之失败。

大陆宪政的失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暴力公有制基因。这个原因也属于本文第一段“宪政制度的社会基础薄弱”的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涉及到 “什么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后文中阐述。

    2020年8月25日 完稿 2021年2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