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事件看中共对政权合法性三来源的伪装

刘悦航

从疫情事件看中共对政权合法性三来源的伪装

从古至今任何一个部族或国家的管理人（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性无非来源于三个方面：公民权利、民族主义、民生福祉。
公共服务体系的公民权利合法性是指，在一个政权范围之内，公共服务体系接受全体公民选举和监督，权利来源于民而服务于民。政权的产生、运作能体现全体公民的权利。其次公民权利最重要的另一部分，就是公民的各项基于不侵犯他人自由之上的自由权利。那么公共服务体系要不侵犯公民的自由权，以及保障公民的自由权不受侵犯。
公共服务体系的民族主义合法性是指，由公共服务体系代表该国家（部族）处理对外事务，同他族或他国展开竞赛或合作关系，维护本族或本国的利益。民族主义要求公共服务体系为本族或本国服务，而不从属于他族或他国。一族或一国之公共服务体系之服务对向一旦不以本族、本国为根本目标，则意味着肯定落入他族或他国之掌控（半殖民），或根本性丧失政权独立性（殖民地）。
公共服务体系的民生福祉合法性是指，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和发展全体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和发展财产的权利等等。
总结三者的关系便是，公共服务体系由公民产生对其负责，不侵犯公民的自由权以及保障其不被侵犯，而后公共服务体系对外维护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对内保障和发展全体公民的民生福祉。

一、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三大伪装
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讲，中共政府是一个不合格的现代政府。现代国家讲究国家公权力归全民所有，那么公权力的决选有一套体现全民意志的表达程序。无疑中共政府通过暴力革命上台，且长期通过暴力镇压窃取中国政权，中国公民不具有正常的公民权利，中共政府也不具有程序决选的正义。而窃取政权专制统治是中共的根本特色，它不可能改变，它改变了也就不是共产党了。
所以中共政府主要的手法就是绕开自身在程序正义缺陷上的陷阱，回到公民权利、民族主义、民生福祉三个合法性来源上，去伪装出它自己的解释：
公民权利方面——毛时代靠鼓动民粹主义，发动暴力而反人性的阶级斗争来伪装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共靠树立中共语境下的“法治”以及编造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具体表现上就是，宪法的空洞条、人大的橡皮图章以及政协的八个花瓶党）。
民族主义方面——中共绑架中国，通过洗脑全体中国人的方式，在他们潜意识中植入“中国等同于中共”。且提出所谓排他性的（除开中共都不行的）代表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时树立外部假象敌，还有就是把中共和台湾（民国）的对决从政权相争误导改变为所谓的民族统一问题，等等。
民生福祉方面——中共渲染所谓的“结果正义”。夸大经济成果的同时窃取经济成果的果实（灌输经济的成就来源于党而不是来源于民），夸大集体主义的高效率，渲染式地表演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等。
并且这些套路都暗藏了同一个主线逻辑，那就是中国式儒家思维惯性下，对于父母角色的极致运用——扮演威权式家长式政府。

二、中共在“中共肺炎病毒”疫情危机公关中的伪装
所以疫情的危机公关处理上，还是可以遵循这三方面而发现中共既有的套路。
1、民族主义方面
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中共最会玩的花活。首先就是中共甩锅美国，先在国内和国际上营造病毒来源不确定的讨论氛围，接着再由具有官方背景的发言人等提出质疑。这一套招数打下来，在习惯了民族主义洗脑的中国人面前，极其管用，他们会轻易地不经思考地相信。
而在海外就会赢起争论，争论一旦开始，稍有不慎的人就会走偏，把焦点从对中共的追责，变为谁投毒这种充满阴谋论而又无法证伪或证实的虚妄争论中。
再进一步，中共就又可以借此机会绑架中国。海外反对势力稍有不甚——例如中国病毒叫法出现。在习惯了民族主义洗脑的中国人面前，这样的叫法是极其有利于帮助中共的叙事的，帮助中共完成对民族主义的捆绑。
中共本来就是要做到绑架中国，以自保万年的目的。在长期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洗脑下，我认为反对运动直接地去反洗脑，去解构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不明智的。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本身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当代全球200多个国家就是靠近代以来诞生的民族主义来立国的，反观川普的“美国优先”的胜出，又何尝不是一种向国家主义靠拢同时一定程度上摒弃普世价值的政治手段。这一套手段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高素质公民尚且奏效，对长期被洗脑的中国人就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般的舒适。
中共的邪恶用心就是千方百计地勒紧绑架中国的绳索，而反对势力的见招拆招应该在“松绑”上，而不是为了干掉绑匪连同被绑架人一起干掉。
所以“中国病毒”的叫法，不但喊不醒中国人，对共匪形成不了任何损伤，反而是对中共绑架中国的民族主义最好的加持，一步步帮助共匪勒紧绑架的绳索。

2、公民权利方面
疫情中最主要爆发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问题：因自由的声音得不到表达，从而使中共根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督。特别体现在八个吹哨人被整肃这一事件，这也是群情最为激愤的击中爆发口。
但是中共通过强调所谓的国家有保障公民权利的监察机构，来调查李文亮案件，而后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解释和处理几个基层公务人员，就足以让长期适应了低民权的中国人获得自认合理的心理自欺式的解释和释怀。
这里不得不提出一个概念，就是长久以来绝大部分中国人所具有的“包公情节”。未觉醒的中国人喜欢包公，喜欢包公似乎在表面上能够给他们带来所谓的正义。而不但“奴才”喜欢包公，统治者也喜欢包公，更喜欢宣传包公。包公并不能带来横贯古今的光明，只能稍微让黑色显得不那么黑而已。包公让“奴才”有了幻觉的希望，让卑劣的专制统治者有了大贞洁牌坊。所以每到中共政权需要遮羞布时，戏台上就会准时出现一个黑脸人（包公），和一个白毛羊（替罪羊）。这一黑一白一唱一和，就足以糊弄掉大部分不经思考而又间歇性出现正义感的“奴才”。
无疑在这一点上是我们反对派力量真正需要去痛击的地方。回到命名上，“中共肺炎病毒”的叫法，能够避免直接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一定程度上给中共的绑绳松绑。同时这样的叫法更能够唤醒喜欢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在民权问题上和政权以及中共这个政党作出区分和切割，去追问长期被压制的公民权利问题，以及被民族主义的喧嚣掩盖的公民权利斗争。
如果“中共肺炎病毒”的叫法能够在海外形成一股洪流传回国内，那才是中共真正的危机。

3、民生福祉方面
中共最喜欢的就是伪装自己统治的“结果正义”来掩盖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比如国内经济好，人民生活幸福。而后通过这一套编造的“结果正义”去反推，去提出“程序的正义”不一定带来“结果的正义”。那么就把这一摊水搅浑了，去让整个知识界、社会去追问“程序的正义”到底还具不具有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的指导意义。来到这样一个很低级却又看似“天问”的问题上，中共的目的基本就达成了。因为这一问题本身很无聊（“程序正义”是经过人类上千年茹毛饮血的血泪史总结出来的法治精神的结晶，而“程序的正义”在实践时，有时候又和“结果的正义”不呈现直接观感上的因果积极关系），它太形而上了。
在这次疫情之中，中共和其豢养的众多小媒体，无非就是宣传国外的水深火热（病例居高不下、国内却被管控“住”了）。
针对这一问题我要衍生开来谈一下，回到中共最喜欢伪装的“结果正义”上，这一逻辑其实高度地充满了中国传统儒家糟粕的思维逻辑。
儒家就是一个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结果正义”的学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不用去讨论事情的对错与合理性，只需要确定好谁主宰谁服从，那么社会甚至家庭的运转就不会有冲突和矛盾。
儒家的整体核心思想透露出的认知是，冲突和矛盾不是来源于对正确道理的探索，而是来源于冲突双方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化的手法去化解复杂的问题——消灭冲突双方中一方的声音，让另一方来主导。这种简单化解构问题的手法，本身是一种心智低能的做法，是一种低级文明应对复杂世界的表现。
所以，这样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在短期内会使得社会矛盾、家庭矛盾得到表面的平和。但是被牺牲方就会很扭曲（子女方、臣民方）。问题只能等待被牺牲方的大规模反抗，也就是改朝换代或家庭不幸等事件来得到释放。
但是这种释放是历来统治者回避的话题，统治者显然知道但是不会真正地从体制的问题去着手改善，只会从单个事件中寻求解决方式。实际的操作就是不要让被牺牲方牺牲得过于惨烈，以逼迫他们走到通过暴力释放的地步。但是问题终究会积累，统治者只享受这一套体制带来的短期利益，谁作为最后一个接棒人被推翻了，那只能是你倒霉。
表现在中共身上就是，一定程度上保证大众的低生活需求，同时渲染、夸大人民的幸福度（主要靠编造国外的水深火热，以及从民族主义入手，用举国体制之下的国家级的科研成果或体育竞赛成果，等等无所不用，来给“奴才”们的大脑注入集体荣誉的高潮剂）。还有就是消灭不幸福：对于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不解决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整个一套模式就是2000多年来的，威权家长模式。
那么这一套模式放在疫情中的伪装手段就是：你们很幸福，国内疫情管控住了；国外都很不幸，病例居高不下，政府不负责任；同时干掉吹哨人，事件曝光后又拿出“包公”的戏码演一遍。
中共在民生福祉的表达上，主要的逻辑就是：家长式政府能给孩子更好的东西，孩子都还小，都不懂事，让我来给他们做选择，父母都是为了你好。其根本逻辑就在此。
但是威权家长式的管治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刚性而易折断，中共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威权式、家长式的神坛地位，所以它不可能承受高病例的后果，高病例的后果就是群情激愤，容易出现“刚而易折”的突发性事件。所以中共只有隐瞒才不背锅，而不背锅的背后就是所有人民去承担一切的苦难。反过来中共还继续“喝人血”，在公民的苦难之上，在公民的白骨之上，为自己树立“丰功伟绩”的大碑（伪装是靠中共和习的伟大才取的了成就）。但是民主体制下的政府，有定期的上下台的机制，也就是合法的，且整体社会成本代价最小的“政变”——程序性的政府更迭，其政客和政党本身也接受这个模式。任何公民的苦难和血泪都可以通过健康的制度，转化为朝野两派的更迭、反思，以及整个社会的改进。
另一方面基于“中共肺炎病毒”的特性，无症状感染人群很大，且无症状的同时具有高传染性。想要保证疫情最小化的同时不影响经济运行是很难的事情。
而刚性的专制政府（中共）不可能接受事实、袒露事实，它唯一的办法就是隐瞒，就看它隐瞒哪一边（是彻底控制疫情隐瞒经济的槽糕，还是保经济运行隐瞒疫情的糟糕）。所以中国的病例突然停留在8万例不可能是真相，而是中共为了保经济而不得不全面放开管控，同时掩盖疫情的真相（中共已经用一系列的行为给出了它的选择——保经济隐瞒疫情，它不得不这样选择。对它来说，经济的打击是大范围且对刚性政府致命的，疫情下病人的死亡是个体病人的苦难）。而另一边西方政府可以做到坦然面对真相，实施有限的科学的防疫，牺牲一部分经济而又不彻底让经济死掉；适应病毒特性，做不到严控那么就让人群一定程度上承受病毒的威胁，同时照顾好危重病人。且西方社会最大的人道主义体现在对死亡的尊重，真实的病例死亡数据和体面而尊严的死亡善后。
而我们反对派力量要做的是，在中共采取无人道方式严控疫情时，揭露中共的非人道防疫手段，且必然的后果就是经济陷入危机。在它不折手段要保经济时，必然导致暗藏病例的发生，从而揭露。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悦航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