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六四35周年之际，求同存异共同抗击中共/北春纽约记者站刘畅

今年是八九六四民主运动35周年，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余厚強主席的帶領下、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了多个团体共同参加的六四纪念活动暨国是会议加拿大分论坛的第二次公开討论。

5月28号，余厚强主席在党课上讲述了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建立的历史。他提到，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阵线实际上是同根生的，起点就是八九六四，现在这两者间也开展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合作，比如这次活动也是两个团体联合主办的。

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民主阵线于1989年成立，很多人因为八九六四事件选择离开中国，希望把六四真相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随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更验证了这一行动的可行性，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和推动对终结共产暴政确实可以起到作用。实际上，延续中国的民主火种，为中国国内的反抗运动发声，也是海外民主运动三十多年来的坚持。

平行时空的另一群体主要是后来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这些人在八九六四后没有离开中国，选择了坐牢，坚决与中国共产党死磕到底。正如王军涛主席对自己的形容，“茅坑里的石头”、誓把“牢底坐穿”。牢底坐穿之后，在1998年江泽民执政期间，他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机遇，向中共的民政部申请注册，从此诞生了中国民主党。希望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从内部改变中国的体制，这是留守派的路线。

此外，香港人每年也会在维园纪念六四，这是从1989年开始就持续至今、有悠久历史的活动。港人当年利用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默默支持和悼念中国反抗运动，直到近年香港也沦陷为中共的殖民地，但即使这样，港人也没有放弃，没有妥协。在多伦多，港加联和多伦多支持民运会在加拿大与华人团体并肩作战，为推动中共解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立之初，这两个组织都有支持中国的民运和八九六四学运的含义。华人和港人也是同根生的关系，虽然文化、语言、历史上都有差异，但关系非常密切。受到信息封锁，还处在中共统治下的很多中国大陆人并不知道香港人已经纪念六四30多年，这种坚持和活动着实令人感动。

香港在反送中之后，面临中共的残酷镇压和破坏，海外华人民运也尽其所能支持和声援港人。这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过程，从广义上说，华人和港人的民运组织都离不开八九六四这同一个根系。在反抗中共、推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大目标上，大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或立场分歧。

如果将眼界再扩大到其他族裔，藏人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反抗中共。在1950年就爆发了藏人捍卫西藏主权完整的昌都战役。当时，中共解放军非法入侵西藏，试图将西藏据为己有，纳入其非法统治的一部分。随后在1951年，中共主动提出了《十七条协议》。这份协议实际上是中共的诡计，目的是迅速达成停战，逼迫藏人放下抵抗。这份协议本来就是在对藏人的威胁和逼迫下签署的，而中共在签署协议后主动撕毁了它，又得寸进尺地占领西藏、进行种族清洗大屠杀、拆毁几乎所有寺庙。中共的任何停战、和谈都只是策略，就像针对中国国民党的策略一样，最终目的一直是窃取和统治雪域佛国。

中共也如出一辙地将东突厥斯坦、蒙古等国强行并入自己的版图，对外声称自己是中华民国或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合法继承者。但中共实际是共产国际的孝子贤孙，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都是破坏所有良知和文明，进而毁灭全人类。它们的理想是通过战争、斗争和渗透，窃取和瓜分全世界，最终让世界版图染成一片血腥的赤色。这是它们的教义和理想，这种破坏所有宗教、自由和民主的“初心”，至今从未改变。

最早反抗中共的是藏人，他们长期贯彻观音尊者的教导，贯彻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形式。非暴力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不合作，这种和平的抵抗运动在藏人间代代相传，至今已经延续了65年。虽然华人的反抗运动远长于35周年，但藏人的65年的反抗历史还是要比华人更久。

很多汉人至今不了解藏人的抗争史，他们曾认为这是不同族裔的事情，且西藏离他们很遥远，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影响，直到当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而藏人在常年的反抗中，始终明确中共不等于中国人，藏人甚至从感情上也不排除中国人。在这次活动中，中国民主党也邀请了多伦多藏青会主席桑尼·索南先生，他最后带领大家喊口号，要把中共从维吾尔、从西藏、从中国大陆、从香港都赶出去。这次活动实际上也是一个尝试不同族裔共同反抗中共的活动。虽然大家在观念、认知、文化和语言上都有差异，但共同的敌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有的争议和分歧都可以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公开辩论和讨论，但首先要团结起来，对抗中共，把这个恶魔从各自的版图中赶出去、最终也从地球上赶出去。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就像一个很多人共同居住的房子着火了，大家都在想办法避免火灾造成的破坏。有的人会浇水，有的人会抢救重要物资，有的人会挖防火渠阻止火势蔓延，还有人会尝试用沙子灭火或判断风势，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现在不同族裔的反抗运动，以及华人民运内部也是在对抗中共这个议题上各自想办法，各自坚持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这过程中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但这些冲突不应上升到原则问题。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在灭火过程中，尽量避免干扰别人的做法。例如，有人正在抢救重要物资，你不能强迫他必须先和你一起喷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略和手段，但都是为了扑灭火灾。如何避免火灾是灭火以后才应该讨论的事，比如改善房屋结构，杜绝各种隐患。如果在火势最猛烈的时候，去阻止他人的策略和方法，就会着了中共的道，成为被利用的对象，破坏整个反抗运动。

从这次活动，我感受到汉人需要更多地与藏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文化、反抗史及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地支持藏人，而不是觉得“非我族类”就对他们漠不关心，或者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这些观念都是狭隘的。

在互相支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参与彼此的活动。这样不仅能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很多经验，也能共享资源。例如，在加拿大有33个不同族裔的反抗群体，每个族裔和团体都有各自的各自受到中共迫害后起身反抗的纪念日和活动，我们可以互相站台，互相帮助，这样一年中的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反抗中共的日子，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各自为战，每个群体都显得很孤立，仍然保持被中共分化、一盘散沙的状态。

我认为不同族裔和团体需要更多的合作，因为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没有根本性的对立，至少与同中共的对立有本质区别。因此，我们要形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即使存在分歧和小冲突，也应该明确这些并不是最紧迫的课题，可以先搁置或私下协商解决。首先要取得瓦解中共的大共识，这点非常重要。

5月26日，王军涛主席从美国来到多伦多，从早忙到晚。早上出席了中国民主党主场主办的六四纪念既国是会议分论坛活动，下午去了约克大学参加多伦多支持民运会的纪念活动，晚间又参加了多伦多大学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从王军涛主席的几段发言看，他可能认为华人民主运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解体中共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速度也不如预期。他是希望中共能够尽早垮台，尽早解体。他认为自己在八九六四的运动中做得还不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他会更多地献身，甚至愿意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认为华人民运需要向前看，现在中共的威胁要求不同族裔必须真正联合起来，就像在美国召开的国是会议第一期会议，先搁置分歧，讨论出一个共识。国是会议目前主要针对华人，没有其他族裔参加，而我们后续要做的是更大范围的共同反抗会议，这是一个倒共、灭共的会议，需要联合更多的族裔和团体，如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香港人、满洲人，一起努力，寻求共同点，达成共识，制定抗击中共的联合战略。我觉得这比某一支力量单独向中共宣战，甚至是玉石俱焚，更加重要。

盛雪女士曾多次讲过，对中共的战略一定要形成一个包围圈，从不同方位在地缘上全面围堵中共。例如，从东突厥斯坦（现在中共称之为新疆）、西藏、印度、东南亚有很多国家，以及包括台湾、日本、韩国，甚至朝鲜，共同构筑这个包围圈。朝鲜并不是百分之百无条件支持中国共产党，很多时候是为了经济援助和自身利益，所以包括朝鲜都可能成为包围圈的一环。此外，满洲复国运动也可以成为包围圈在东北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外蒙古和南蒙古的结合，这样就能把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统治区域关在一个无缝隙的铁桶阵里面。这是盛雪女士经常提到的一个地缘包围概念。

在海外，尤其是北美和加拿大的民运，也需要有相应的策略进行呼应和配合。需要将不同族裔联合起来，也形成一个闭环，所有反抗中共的团体都应该是这个大联盟的一员。正如盛雪所说，在对抗中共这场战争中，我们赢则一起赢，输则也会一起输。地缘和族裔这两个包围圈，如果被中共逐个击破，一旦有某一部分出现瓦解，中共就会从合围中再次冲出来，导致满盘皆输。

现在，华人民运内部最大的分歧可能就是大一统观点与支持各民族独立运动。这两派有时甚至势同水火。华人受到历史和自我认定的影响，不少人仍有大一统的思维，但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一砖一瓦是自己的，甚至随着中共统治的残暴化，中国人连自己器官也需要强制捐献。不顺从中共，最终都只能选择流亡或入狱。现在中国所有的普通人，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

很多人五毛和粉红立了flag，也被马上打脸，报应来得比以往都更快了。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人能够岁月静好，即使他们为中共站台，表面好像为中共立了功，中共也并不把他们当人看。这些中共的家奴和走狗，其实完全没有人权，中共对待他们往往更不留情，因为中共知道这些人绝对不敢反抗。

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坚持大一统的观点，他们希望中国版图保持完整，不要四分五裂，他们希望在中共倒台后，中共还能保持现在的样子，而不是好不容易赢得了自由和尊严，自己的祖国已经变成破碎不堪。我不完全否定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这种争论可以留待以后，在未来那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再讨论如何建国、各民族是否需要依据自己的愿意独立出去，还是大家一起投票表决。现在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也不可能争出个结果。

在中共统治下，每个人都面临残酷的迫害，在当前的大形势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理由或以何种形式反抗中共，都应该得到支持。现在还远没有到憧憬和设计未来蓝图的时候，因为中共是眼前绕不过去的最大障碍，必须先消灭它。不管是大一统派，还是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大家需要首先放下分歧，携手作战，先把中共消灭掉。联合作战，再和平、理性地讨论，可能构成未来中国民主的基石，而不是现在就闹得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团结在一起。如果中共因为自身原因灭亡，各族裔和团体从未成功合作，中国必然会陷入纷争和大乱，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共识。那将是一个更加混乱、更加悲剧的局面，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次活动上，盛雪女士讲述了加拿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推动过程。这个法案实际就是不同族裔、不同团体已经在共同做的一件事，是携手抗击中共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联合，也是合作的里程碑。通过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可以将中共的党羽、势力、幕后指挥的人员、为中共站台的代理人、间谍和特务，以及那些中共的附属组织都标记出来。一旦这些组织和人员被标记出来，大家就会知道他们是中共的代理人。这样，至少可以限制中共对西方社会进一步渗透和破坏。后续可以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清理和拔除。这是33个族裔的民运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非常不容易，以此为契机，可以进一步深化合作，从而促进中共的真正垮台。

在加拿大的战斗经验，也可以扩大到全世界各地。先是五眼联盟，然后是一些对中共已有防范意识的国家。进一步，再推广到一带一路国家，使这些国家与中共脱钩，粉碎习近平政权以来中共在全世界建立据点的阴谋。最终，像盛雪设想的，完成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周围部署铁桶阵，把中共合围起来。不管是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经济制裁，还是文化上的去共产化，都可以对中共构成致命打击。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阻止中共这颗毒瘤的共产癌细胞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将这些癌细胞送回中共控制的地区，缩小中共的破坏范围。同时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提供各种反抗中共的支持和侧应，内外呼应推翻中共统治。

中国民主阵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先生也讲到，对付中共能否形成一个真正的有效的策略，不限于和平的方式，从而使几十年的反抗运动形成实效。实际上，从中国民主党的角度以及其他组织的角度，我们都希望能对中共产生实质性的打击，而不仅停留在喊口号或开会纪念。如果每年只是纪念六四35周年、36周年、37周年，而没有实际效果，那么这些活动对解体中共、让中国获得自由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中共现在已经处于慢性死亡的状态，已经无可救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状态。自从习近平20大上，篡改党内选举结果，对团派和江系发动了实质政变，已经改变了党内的集体领导制的生态，变成习家一家独大，中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共。如果共产主义、中共可以称为世界之癌，那习近平是中共这颗毒瘤本身的癌上之癌，从习近平非法连任的第三任期开始，所有的权力和罪恶就都已经集中在习近平家族和它的党羽身上。

中共内部的权贵和白手套，比如马云等人，因为失去了主子和靠山，现在也处境悲惨，但这些人仍然有影响力。在对抗中共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更多这样的人从中共战车的装甲上拆卸下来，让他们不再充当被中共裹挟的反人类武器，而是转化为灭亡中共的力量。这些人虽然在历史上也犯下各种罪行，但比起习共政权，他们并不是主要敌人。

我们应该对中共内部进行分化和瓦解，就像中共当年提出的统一战线一样，我们现在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逐步推动中共自杀、毁灭的过程中，在国际社会的合作下，我们需要广泛联合更多的人，让他们从中共内部抽离出来。

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人，也应该认清形势，他们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共倒台之后，对中共进行大清算、大审判时，因为曾站在反抗运动的一边，曾经参与推翻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暴政，曾经为不同族裔的自由和中国的宪政民主做出过任何贡献，就可能幸免于难，而不是再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全民运动，把所有人都卷进绞肉机，脱掉一层皮。这对他们自身的利益、家人和后代也有好处。

六四纪念活动不仅对中国人重要，我们藏人也很重要。让他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团结起来抗击中共。正如我所说，我是藏人，我所当选的组织是多伦多藏青会主席，被中共认为是头号恐怖分子。我们为自由斗争了近65年，如果中共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们是没有武器的恐怖分子。我们的武器是真相、笔和声音。我不确定你们是否知道自焚。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有169名藏人自焚。如果我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我们不带着炸弹去中共的办公室？所以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自焚是为了要求西藏的自由，要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反对中共。我们需要共同斗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我也想成为六四坦克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坦克人。我们在加拿大，有百分之百的权利。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关于当时发生的事情。

3. 1956-1959年康藏叛乱：1956年开始，康区和安多（今四川、青海一带）发生了反对中共统治的武装叛乱。1959年叛乱扩大到西藏自治区。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叛乱期间有超过86,000名藏人被杀。

4. 1959年拉萨起义：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起义，反对中共的统治和大规模的汉人迁入。西方报道和西藏流亡政府称，起义导致约87,000名藏人死亡。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随后在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9. 1989年拉萨抗议：1989年3月，拉萨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藏人纪念1959年拉萨起义30周年，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和宗教自由。根据西方媒体报道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中共宣布戒严，镇压行动导致至少100人死亡。

我们今天讲的是歌颂这些先烈的勇气、热情、担当和理想，正如今天上午王丹先生所说的。但是，我们还要谴责那些刽子手。然而，回归广场是一个比这些更复杂的事情。因为只要不回归广场，总会有年轻人一次次追忆我们。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亡灵时，我觉得我们还是心里激动，想起35年前我们在这里永远失去的那些人。

我们在六四前也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希望能够通过内部运动实现中国的改革，让学生们回归学校。然而，听到枪声后，我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在301医院门前，我看到了第一个被打死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亲眼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

当时，一辆军车抛锚了，车里的士兵非常紧张，不断地开枪。老百姓用匍匐前进的方法接近车子，用砖块砸向车子，那场面就像下雨一样。后来，大部队过去了，又有新的部队过来，我试图和他们讲道理，但他们显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北京市民的反应让我终生难忘。我经历过两场事件，76年和89年事件。当时，王丹问我76年的规模如何。我觉得89年最大的不同在于，76年事件中，当共产党镇压时，老百姓没有像89年那么坚决抵抗。而89年市民的坚决抵抗，是因为学生感动了他们。这些学生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他们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市民因此拼死抵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北京去祭奠他们？这里真的不是最适合祭奠他们的地方。最好的方式是，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地方，建立起他们死时想要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每个人都能公平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每个人在面对政府时都可以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人的尊严。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

《外国人代理人注册法》这个法案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即便是这么显而易见的一个事件，在加拿大本身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因为加拿大的情报局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共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中有深度干预。这些证据提交给政府和总理办公室后，实际上被压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位情报局的情报专员觉得继续压下去不是办法，于是把这个事情透露给了媒体。媒体经过核实之后爆出来，整个社会才哗然。

在这个过程中，总理还一直抵赖，说他没有看简报，不知道情况。但是在整个听证过程中，这个事情被反复质疑。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有多深，实际上是所有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社区、新闻，所有层面都有渗透。最严重的当然是政治层面，因为如果他们改变了我们的议会，实际上就是在摧毁我们的民主。

他们出资25万加币去收买11个候选人。我当时看了这个消息，真觉得太瞧不起人了。你看共产党的贪官，一贪就是几千万、上亿，25万加币要买11个人。总之，如果他们真的一步一步控制了我们的候选人和议会，你可以想见，一定会有一些人为中共着想，为中共说话，为中共的利益在加拿大摧毁我们的民主。

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断给政府施压，不断向媒体报道。我也接受了很多采访。各个方面的争取，才争取到公开的听证。这次听证虽然已经有了基本结论，但我对此并不满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想，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加拿大人。结论是，虽然能够确证中共对我们的两次大选进行了干预，但没有改变选举结果。我看到这个结论，就觉得这是不相当于说：“确实我们家遭了小偷，偷了些东西，但还不至于让我们流落街头的程度，所以就这样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利用所有机会、所有平台发出我们的声音。如果我们不说话，能指望谁替我们说话？现在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和危害，很多人站出来了。但是，中国人在这里面的角色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让整个加拿大社会以为中国人欢迎中共的渗透。比如加拿大的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发了一个声明，反对加拿大政府得出的结论，似乎代表了华人的声音，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