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民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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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单民主墙主要指的是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和一处公交汽车站——注）的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1978和1979年时上面张贴着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西单民主墙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开端，其发挥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短暂自由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即民众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出现一些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和一些民间上访状的大字报。后来该围墙因工程竣工被拆除，人们就把大字报转移到北京市西单东北角的墙上。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1.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2.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
    3.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
    4.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的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及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万千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
    
    1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多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11月25日晚，民主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西单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报》（即《四五论坛》前身）于1978年11月26日晚发布。
    ······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同盟》、《今天》、《北京之春》、《沃土》等。天津有《渤海之滨》，武汉有《钟声》，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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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单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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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范似栋文集】
    
     北京的七十年代。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之处，有一道两公尺高、一百公尺长的宽阔围墙。墙里面乃是３８路公共汽车总站的停车场，墙对面是北京主要大街－东西长安街。这面围墙宽敞，沿街是高大的梧桐树。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离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西单墙」，也有人称之为「民主墙」，它曾经是七十年代末中国民间政治异议运动的载体和中心之一。
    
     「西单墙」是如何生成的？这堵墙是怎样走上历史舞台的？具体地说，一是「西单墙」出现的日期？二是「西单墙」这个场地是市民群众自选的，还是邓小平派人安排的？叁是在「西单墙」生成的诸因素中，民众提供的动能和官府开放的空间相比较，哪一个因素更重要？
    
     我们先来探究第一个问题，「西单墙」出现的日期。
    
     对此有五种比较重要的资料：
     １．杨继绳先生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写道：「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关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
     华达的《中国民办刊物汇编》一书也持相似看法。书中说，「一九七八年的十一月间，群众受到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励，抓起了一场新的大字报浪潮。」「大字报运动在北京已发展成为群众自发性的集会。」 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七八年的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华达认为「西单墙」是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或以後的事。
     对於「西单墙」上出现的最早的大字报，杨继绳先生又说道：（「西单墙」）「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大字报是针对汪东兴的，其内容是控诉《中国青年》杂志被禁止发行，这一期刊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章。」
     李洪林的描述更细致具体。他说：「查禁《中国青年》一事引起人们的愤慨。有人把这期《中国青年》逐页贴到西单路口旁边的墙上，立即引起全北京市的注意。大家蜂拥而至，於是这□张贴的大字报小字报逐渐多起来，形成一个民间自由表达意见的中心。这就是『西单墙』的由来。」
     上述这些着作指出了「西单墙」的产生与《中国青年》杂志有关，也说了个西单墙诞生的大概时期，即「七八年的十一月以来」或十一月十五日天安门事件平反当天或以後。
    
     ２．文革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现在法国的吴江作为当时的参与者也提供了珍贵的证词。七八年时他在离「西单墙」不远的中国邮电部工作，每天上班下班都要经过「西单墙」。他曾参加过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活动，为此正受到来自警方的压力。据他的回忆，十一月十九日他经过「西单墙」时，看到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科学、民主和法制》，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其内容他觉得和当时的报章内容差不多，他认为这是出现在「西单墙」的第一张大字报。受这篇大字报的启发和当时政治形势的激励，他回家後连夜写了大字报《民主审判独裁》，署名「吴文」，第二天，即十一月廿日，贴在了「西单墙」上。以後两天吴江又连续贴了二份大字报，前二份内容都是要求平反四．五运动，第叁份要求华国锋下台。由於他的大字报所表现的政治敏感性，看得人很多，跟着贴大字报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二十四日，「西单墙」已经是风起云涌了。
     台湾刘胜骥在《北京之春》一书中对「西单墙」的日期说得更明确，他说，「在邓小平的鼓励之下，十一月十九日北平的「民主墙」出现了。」 台湾以往关於中国大陆的情报资料错误甚多，整体可信度不高，但这一结论与上述法国吴江的证词相吻合，又另当别论，可能刘此说正是根据海外媒体对吴江大字报的报导。
    
     ３．一位笔名为奈克的「西单墙」活动参与者在「西单墙」时期民刊《民主墙》上撰文说：「以十一月十六日一篇小字报《致宗福先和於无声处剧组一封公开信》（作者:北京王府井大街57号0538证件持有者）为标志，开始从上访人员申诉个人冤情转为议论中国现存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这个说法似乎与以上吴江的说法相左，但如第0538证件持有者贴的是小字报，而吴江说的是大字报，那麽两说并不矛盾。
    也有资料说第0538证件持有者贴的不是小字报，而是大字报，不是贴在西单墙，而是贴在长安街上，长达八页，贴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九日。
    
     ４．杨光是「西单墙」的着名人士，也是异议刊物「探索」重要成员，他在运动当时就公开认为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开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下旬。 奈克也说:「七八年十一月下旬,北京西单十字路东北面墙上陆续出现一批大字报、小字报。作者提议该墙称为『民主墙』」。这种看法又似乎与其他看法相悖，仔细研究又不是，这是把「西单墙」的「开始」定义为「西单墙」大字报形成一定规模，与其他看法的定义不同。
    
     ５．于浩成先生 回忆说，那时大约十一月十日以後他去上海出差，这之前北京还是风平浪静，到了上海不久却是热闹非常，十一月底回北京，北京也已经动起来了，所以在他的印象中，７８年末的异议运动是上海先搞起来的。
    
     综合分析以上五种资料，初步结论是：「西单墙」开始於十一月十五日左右，起先是有人贴《中国青年》杂志，严格地说，《中国青年》杂志不是大字报。１６日又有人贴小字报，借一个戏剧议论国事。十九日又有人贴大字报《科学、民主和法制》，内容与当时报章相近，似不足称为政治异议。受此启发和形势激励，廿日吴江贴了大字报──《民主审判独裁》，从此开始把「西单墙」变成了政治异议论坛，廿日以後，「西单墙」形成了一定规模和气势。
    
     我也询问过其他许多「西单墙」的参与者，他们大都说记不得「西单墙」准确开始於哪一天了，但对以上初步结论表示认可和接受。
    
     大家也提到，自七八年上半年始，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以及西单墙上都有一些分散零星的大字报和小字报，但不成气势，後续又无继，所以不便作为「西单墙」的起源。如：七八年四月六日，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建议开辟一个民众议政论坛。作者身份不详，可能是负有使命的官府中人，也可能是勇气十足的平民百姓。如是後者，那麽这个建言也可能提醒邓派利用民意和大字报。再前，一九七八年叁月十叁日，署名「北京六十六中红民」者，在北京永定门前及朝阳门前，贴出题为「这是民主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斥中国五届人大的二百十六名北京代表未经民选，因此是不民主的。大字报贴出当天即遭撕走，公安局还立即追查。
    
     第二个问题，「西单墙」这个场地是民众自选的，还是官府指定安排的？是民众行为的产物，还是官方行为的结果？
    
     虽然许多人以为「西单墙」是民众自发产生，此说几成定论，众口铄金，但我们仍感到不满足。我们肯定吴江的大字报是民众个人自发行为，不是官方行为。但是还没有足够资料确定在吴江之前的那张《科学、民主和法制》大字报也是老百姓自发贴的，也不能完全确定批毛拥邓的「0538证件持有者」的社会背景，尤其我们很难说张贴《中国青年》也是老百姓的自发行为。
    
     我们不能不想，逐页贴《中国青年》的人会是谁？谁会拿到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查禁的《中国青年》？谁有这麽大的神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西单墙」的活耀分子当时都没有资格和途径拿到这份《中国青年》。不能不考虑一个可能性，这人是有背景的，有来头的，不是普通市民。这不是普通的大字报，这是点火，这是诱导。
    
     而且我们必须追问，民众为什麽在「西单墙」贴大字报而不在其它地方贴？如由民众选择为什麽不选更宽广，更引人注目的天安门广场？一九七八年叁月十叁日日，署名「北京六十六中红民」者贴出题为「这是民主吗？」的大字报，贴出当天还遭警方撕走和追查，为什麽到了十一月中旬警方就不闻不问网开一面了？谁让警方不闻不问网开一面了？况且，大字报的制作不等於大字报贴上墙，贴上墙还有个当局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所以仅仅考量民众方面的动态和原因还不够，甚至可能找错了根源。
    
     相当多的研究结果都认为邓小平与「西单墙」有关。有的说，「邓小平在这场党内斗争中曾利用了大字报运动来助威」；有的说，「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间利用『民主墙』，对华国锋『凡是派』展开批判的各种大字报等等，这些举动可以说无不与邓小平派背後活动的（Active）影子有关。」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明说，这是怎样性质的「利用」？这是主动「利用」，还是被动「利用」？换言之，是邓派看到「西单墙」出现了，然後才借题发挥，予以支持，还是「西单墙」本身一早就是邓派的作品，不但策划在先而且点火在後？
    
     还是杨继绳说，「『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份子的冲击波，『西单墙』是群众的冲击波。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这场民主运动是由邓小平发动起来冲击『凡是派』的，後因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被邓小平所制止。」 理论务虚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由邓派手下胡耀邦负责，当时叶、邓联盟，说这会是邓「发动」尚可理解，但是，为什麽说「西单墙」也是邓小平「发动」的呢？杨没有交代也没有解释，讳莫如深。这使历史蒙上了一层疑云。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邓派当时有没有「利用」民意和发动「西单墙」的动机。
    
     七十年代末，中共内部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相互斗争。华和邓各自代表中共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荣枯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治国路线方针不同。华派主张拥毛，邓派则主张有步骤地非毛。
    
     华、邓两个政治集团争斗的生死决战在於七八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叁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凡是派」彻底失败，「实践派」全面胜利，中共权力结构面目一新。华国锋和他的朋友都作了检讨，并退下权位。会议平反了十大冤案，陈云出任党副主席和中政局常委，胡耀邦、邓颖超、王震叁人进了政治局。从此中共的天下成了邓小平和陈云几个中共元老联盟的一统天下。
    
     这场斗争是七七年秋的中共十届叁中全会的直接结果。邓小平在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有了向华派斗争的基本力量，邓派和他的部分同盟者就处心积虑，全局部署，向华国锋派主动进攻，目的就是抢班夺权 。思想领域上的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上的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重组各省市领导班子，包括外交上开始对美亲近和预备对越宣战等等，都是他们的重大布局。
    
     进入七八年十一月，邓派进入最後冲刺。虽《中国青年》杂志九月宣布复刊後被汪东兴查禁，「天安门诗文选」和「天安门诗抄」却仍开始□集编辑。以天安门事件馀波为背景的话剧「於无声处」，在上海公演四十五场後，於十一月十四日抵达北京上演；紧接着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第叁天，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後一批右派份子摘帽；第四天，北京公安局又宣布平反叁百多位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市民······如此周到绵密的布局，令人叹为观止，如此层出不穷的动作，令人眼花撩乱。
    
     当所有这一切都随着邓小平们的紧锣密鼓声一一出场时，很难想像「西单墙」这麽大的一件事会与他们的活动无关，会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是中国当时最老练的政治家，此时此刻，不可能不利用民众对文革的厌恶心理，对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急迫心情，不可能不利用民间的大字报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肯定，邓派当时确实有策划「西单墙」利用民间力量的动机和能力。
    
     邓小平派为发动「西单墙」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是「十一月十六日夜，邓小平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参观大字报。」邓小平在回答『北京地质学院』师生的问话时表示全力支持大字报。邓说「党的各级领导，要鼓励和支持群众贴大字报，不要压制，更绝不允许对写大字报批评的人进行打击报复。」邓、胡此行可能感受到校园里的大字报有局限性，不方便向社会广大民众开放，而邓小平需要的是更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第二件是在中共内部放话，制造舆论。那时正是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邓小平会议上作了「一次火爆的演说」。邓说：「我们的同志就怕群众运动，就怕群众觉醒，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用大字报轰我们，很多同志说不得了啦！西方的民主之风吹到天安门。怕什麽呢？你又不是烂铜破铁铸造的，也有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服气，说我是得势不饶人，借群众的力量搞报复，我邓小平啥时搞过同志？人民已觉醒还冤人，算是哪门子学问？要知道人民是可以诱导不可以压服的，不信你派人去天安门广场抓人，看一看是不是会有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出现，看一看谁人再被群众轰下台。」 其意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大字报是我邓小平允许的。
    
     第叁件是直接点火，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在邓小平、胡耀邦看来不过瘾，只有社会上的大字报才能造成声势。点火的时间在十五日或十五日左右，具体行动与以上所提的《中国青年》杂志有关。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上海，那里的情况也有同样的诡谲。
    
     上海重要异议人士傅申奇回忆说，他是在七八年十一月廿日赶到人民广场的，至所以要去，是因为前一天听说广场上很热闹，有人演讲，听的人很多。 由此可见，那时，即十一月十九日，上海「人民广场」已掀起第一个高潮，人数已成千上万，在人数规模和社会声势上远远超过北京，成为北京「西单墙」以外的民间异议活动的另一个中心。因此推测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始有人演讲，应该是在十九日的前几天，约十五日或十六日。
     这样，初步结论是，上海的「人民广场」和北京的「西单墙」是同时或几乎同时产生的。在政治极端敏感期间，同样的重大政治事件在京沪两地同时发生或几乎同时发生，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无法用偶然性因素解释。
    
     上海着名异议人士杨周 认为，当年「人民广场」的异议活动，是中共邓派精心策划和故意发动的。杨说，上海「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异议运动的集中场地，是林乎加经邓小平同意而精心布置的。「最早在人民广场演讲煽动的五个人是林乎加派来的，他们通过校长杨酉的关系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等到十一月下旬，「人民广场」的火已点起来，他们就不见了。」杨周说他见过这几个人还谈过话。杨在７９年被捕後与警方审讯人员也谈到这事，警方承认这些北京来人的存在，但没有承忍这是中共派来点火的。警方官员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清楚，我们当时维持（人民广场的）秩序。」
     上海另一位着名异议人士张先梁说，当时广场上最早演讲者中有一些听口音象北京来的人，也有传闻说北京派人来点火，但他不能完全证实。他说他相信有中共插手或者说有当局故意安排的事，否则这麽大的事闹不起来，早被镇压了。
    
     施振泰 是当年活跃於广场的另一位异议人士，笔名「广砖」，他认同林乎加派人在上海用演讲的方式点火的看法。他说：「当时邓派怕北京点不起火，或者是不方便，所以林乎加派人在上海用演讲的方式点火。」「假使北京能搞的，也就不必来上海点火了。」
    
     上文中我们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麽北京的运动发生於西单墙而不是发生於天安门广场？显然答案在策划者的考量中，不是群众要选择西单墙，而是邓小平要选择西单墙。邓小平和林乎加策划的点火，在北京是贴《中国青年》杂志，在上海是大庭广众公开演讲，这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後者的公开性更大，风险也更大。北京是京畿重地，其时华国锋派尚掌握北京地区的警力和军队，可能随时抓人，却不可能在邓派已完全控制的上海直接抓人。七八年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演讲，如果万一被华国锋派捉住了邓派的演讲人，邓派就很被动。所以，就点火而言，上海就成了明火执杖的主攻目标，而北京则成了偷偷摸摸的佯攻目标，结果两地的点火都得到成功。
    
     邓、林在上海、北京两地点火的方式不同，也就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运动初期的不同高潮反应。上海的第一个高潮是十一月的十九日和廿日，以後一段时期，人数一直维持在万人左右，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知青大游行和七九年一月的周恩来纪念活动，人数达最高峰为五万以上。而十九日的北京，贴大字报的只有吴江等少数几个人，看的人虽很多，但不可能过二、叁千，否则西单墙前挤不下。北京的第一个高潮应该是始於十一月的廿五日，那天有个自发的「民主讨论会」，据当事人估计，与会者不超过二、叁千人。廿七日群众集会听取西方记者转达邓小平对「西单墙」的评论，人数约上万，另一说为七千。廿八日由於场地太挤关系，讨论会由西单墙转到天安门广场，据杨继绳估计人数达数万，另一说为二万多人。 施振泰等人认为，当年「上海先於北京搞起这场运动」，其根据就是两地第一次高潮的先後。从异议运动初期及以後的参与者人数和规模来说，北京不及上海。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理位置，北京的西单墙面临大街，容纳不了大量人流，不象开阔的上海人民广场，上万人在广场仅占据一角而已。北京和上海在这场异议运动中的主要特徵，即北京以大字报为主，上海则以演讲为主，因为场地的关系从运动一开始就在邓小平的手里决定了。以後，编印各种刊物，成立异议团体则是两地异议运动的共同进程。
    
     也有一些「人民广场」的重要人物，如温定凯 王辅臣 和傅申奇，不同意以上这种说法。所以，在研究更充分资料之前，不能说林乎加点火的这种说法已经最後证实，业已成为史实。但这种说法显然有合理性，对历史研究的启发性和重要性完全不可忽视。完全可能，当时年纪比较大，阅历比较深的杨周、张先梁和施振泰的观察和思维比一般人更敏锐。
    
     邓小平於七八年十月，即「西单墙」产生前一个月，急如星火把任上海市委第叁书记的林乎加调到北京取代吴德任北京市委书记，从中共的常理成法来说是个异数，现在看来，邓小平点将，让林担当的一个重任就是点火。林乎加的仕途後来不妙，完全与「西单墙」、「人民广场」的异议运动结局有关。「西单墙」和「人民广场」後来都不为中共控制，个别人有反共倾向，其至极个别人有反邓言论，且其时华国锋已经失权，所以邓小平就改变策略，由热变冷，由暗中发动变为严厉批评，最後予以事实上的取缔。为此邓必须向其他中共元老有个说法，林就成了替罪羊。
    
     一九七八年底，北京的「西单墙」、上海的「人民广场」，和中共知识份子的「理论务虚会」一样，是中国整整一代政治异议运动的表演舞台，但是就其起源，林乎加是点火者，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在这一点上，正如杨周所说，这个异议运动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很相似。
    
     在以後的海内外媒体上，人们得到的普遍印象好象是北京「西单墙」一枝独秀，成了七十年代末政治异议运动的主战场，上海「人民广场」则从其次，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很多。在廿二年後的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研究和商榷了。比较公允的结论应该是北京「西单墙」和上海「人民广场」各有千秋，在七十年代末中国异议运动史上地位并立，而不是主次的关系。北京是首都，媒体报导集中，使得「西单墙」的知名度远远大於「人民广场」，这是不争的史实，但是评议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参与的人数。一般而论，政治性群众运动的参与人数决定了运动的规模，而运动的规模又决定了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地位。
    
     叁，在「西单墙」生成的诸因素中，民众提供的动能和官府开放的空间相比较，哪一个因素更重要？ 对於「西单墙」的研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是什麽社会条件和政治原因促使「西单墙」产生并允许它存在达一年之久？本文的结论就是中共邓派出於倒华的政治目的，为「西单墙」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楔机。这个看法已是大家共识，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把运动的诸因素重要性作个比较。
    
     燃烧有叁个条件,可燃物质、火种、以及氧气。市民自发地制作大字报，并敢於贴上大街，可喻之为可燃物质，但这只是叁个条件中比较充裕，不稀缺，且显性程度较高的一个，我们可视之为常量或常数。我们还必须谈论其它两个条件：「氧气」－政治异议活动的社会空间，「火种」－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以及它们的重要性，我们可视之为变量或变数。
    
     在全能专制统治下，激愤的舆情民意，民间的政治动能俯拾皆是，可燃物质并不匮乏，相对稀缺的倒是我们所谓的「氧气」和「火种」。没有合适的「氧气」和「火种」，民意即使沸腾也并不发生燃烧，反而遭致镇压，成为悲剧。事物内部诸条件或诸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往往由其稀缺性或稀缺程度决定。
    
     回忆中国当代史可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文革中所谓「群众自发」的事件，其实都是中共毛派借刀杀人的产物，比如聂元梓的大字报；所谓的群众运动其实都是当局运动群众的结果，红卫兵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鼓励和发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运动。六．四事件的「火种」是胡耀邦的去世，其「氧气」则是中共内部关於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权力斗争；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火种」则是悼念周恩来，其「氧气」则是因毛泽东不久人世而产生的权力真空。
    
     严格意义上说，在中共全能专制统治下，中国社会没有可能产生群众自发的延续一定时间的政治异议运动。一切都在中共的控制下，「西单墙」也没有理由例外，除非中共的统治机制失常。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给有些人泼一盆冷水，但却使大家增长智慧和真实感。认为「西单墙」自发产生的想法和观点，其实是在制造一种历史假象，好象在中共的统治下，群众自发的社会性政治活动是可行和真实的，而且甚至可以生存一年之久，不管中共当局喜欢不喜欢。这种糊涂思想表面上是美化民众运动，其实是美化中共统治。
    
    群众运动自发产生论很可能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语病，持此论者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想说，群众是自愿参加这个运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同意这个内容，而仅仅反对这个错误的表达方法。「自发」和「自愿」的词意毕竟有很大不同。
     如果有一天，中共一反常态，面对民间的政治异议减轻或取消了以往的打压和管制，不管这是出於自愿还是被迫，那麽在客观上，就给政治异议的社会性表达提供了机会，提供了「氧气」。这样的活动空间，这样的「氧气」，实事求事地说，与其说是民众争取的，不如说是当局提供的。我们有许多理由重视和珍惜在运动中体现的「可燃物质」，我们只有一个理由更加重视和珍惜运动中弥漫一时的「氧气」，以及因缘际会造成的「火种」，那就是稀缺。
    
     中国现代政治异议运动的一个教训，就是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形成规模，民众方面总是把自己的重要性看得太高，把舆情民意看得太重，总是认为自己理解的民众主观意志是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思想观念必定使运动参与者情绪化，因而从根本上导致了运动的失败。中国异议运动的多数资深人士现在都深深认识到这一点。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规定除了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民众还是那样的民众，激情还是那样的激情，但「西单墙」却寿终正寝。
    
     毛泽东曾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的真实性在於，「人民」是他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