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自由之火
——为了最快结束中共暴政
南当
引 子
本次人类,行至今日,业已严重变异。整个西方,正反并存,鱼龙混杂。泱泱中国,更是善恶颠倒,文明道统竟被视作糟粕,共产邪说却大行其道。
共产邪说及其政党,是当代人类一切不幸的主要源头。在中国,一切悲剧的根源,皆可在中共邪党身上找到。中国大陆的民众,是古往今来,最大量、最惨重、最卑微的受害者。
七十年来的中共红朝,已对全球构成极端威胁,已使一个文明古国遍体鳞伤,已使其治下的绝大部分家庭,饱受残害。而今,“天灭中共”的天象大显,“全球灭共”的意志成城,“国人弃共”的浪潮已兴。
我们无论身居何处,角色若何,只要你对中共红朝的罪恶颇有认知,我们就有义务,唤醒更多人们,共同来推翻中国“柏林墙”,共同剿灭“共产主义”这只滔天恶兽。
第一章:论政权的起源与善恶
很不幸,我们的生涯竟遇上古今中外最残暴的政权。
遥想当初,上天赐予我们祖先一块广大而富饶的土地,祖先们挥洒多少汗水去辛勤打理,一代代传承,终于交付在我们这些后人的手中。到我们接管这片神圣土地时,祖先们曾有的幸福我们已无法感知,祖先们经历的痛苦我们却无休止的承受。除去共产党控制中国的这七十年,我们假设中国人在历史中经受的痛苦有五千年时间,那么将这五千年痛苦叠在一起的分量,也远远不比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七十年来所承受的痛苦更重。
虽然如此,我依然要对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解释,解释我们当前在暴政下的痛苦遭遇,或许该是我们的罪有应得。要明白我们是否罪有应得,首先要从国家的政权起源说起。我不愿过多涉及其他国家,不是因为其他国家不值得谈论,而是作为一个国民,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祖国。
1.政权的起源
上天降生人类,在这美丽的蓝星上生活。人类最初如同星光的一点,零散在各片大陆上,有肤黄之人,有肤白之人,有肤黑之人,或许还有肤红之人,这是本次人类开始之时。他们怀着对上苍的虔敬之心,渐次去探索这个星球,渴时便喝水,饿时就寻食,除了大自然偶尔造成的一点点惊吓,他们再无别的值得忧虑之事。
随着人类探索的疆域愈广,子孙的数量一代代多于先祖,他们的物质日益丰盛,他们却未曾发现,他们正渐渐开始贪婪外物,他们的心灵愈益复杂而多变,他们的幸福感正在减少。
终于在一个阴雨绵绵,太阳也隐去光辉的日子,他们为争夺自己的私益而大打出手,没人知道是何原因,一种群体性的变化在一瞬间发生。是的,人类堕落了!有人受伤,有人流血,有人死去,更有孤零零的孩子或母亲在恸哭。过后,他们看着自己染上罪恶的双手,拜伏在地,祈求上苍的原谅。
黑夜过后,太阳重现光芒,柔和的金流再次撒遍大地,人类又重新感受到光明与希望。但人类也渐渐开始明白,在时间流逝下,道德的堕落是不可逆的;一个由道德守护的时代黯然逝去,一个由秩序守护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罪恶过后,人们希望有一种公共的秩序,可以守护到每个人,让自己不受同胞与外敌的伤害。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公众讨论与探索,人类文明的守护者——政府,就这样堂堂正正的出现于人世。人类渐次组成许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为维护人类世界的公义而存在。所有人都信任政府,为这一新事物的出现而满怀欣喜。当时的人们或许未曾想到,这个人类公义的维护者,竟会在未来许多时刻,演变为地球上最令人伤心的存在,那就是——暴政。
这就是政府的起源,它在人类对互相伤害的恐惧中诞生,如一束希望之光,要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初生时是如此弱小,没有契约,没有强权,仅由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依凭人类的对互相伤害的恐惧心而存在。一旦人类的这种恐惧心消失,政府也就将永远的不复存在。可惜的是,人类的这种恐惧心并未伴随岁月的流逝而弥合,反而愈发增大。在此过程中,政府一直存在,并且愈来愈强。由此,我们可以说:政府是人类恐惧心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人类就已被其牢牢束缚。
2.政权的善恶
政府渐渐从弱小走向强大,它一开始在言语上劝善,当单纯的言语失效之时,它开始积极采取行动来劝善。行动越来越强制,最终它拥有了决定人生死的权力,任何不服从的人,都可以被政府从世界上抹去,消泯为一抷黄土。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人从大自然中诞生,生命归属于大自然,但人类竟自己造就这样一种产物,让生死可以被其判定。这是人类的不幸,却是无可奈何的悲剧。我们的政府,就这样从一只无害的羊羔,演变成为触天的巨兽,牢牢将人类世界掌控。
潘恩在《常识》中说:“政府在其最好的时候,都是人类的大不幸,何况其最坏的时候。”这是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可惜失之偏激。政府的存在固然是人类的大不幸;但政府不存在的时候,人类却更不幸。政府是人类道德堕落后的必然产物,我们已回不到人类最初的时代,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与善念,让政府不至于在这一代人中,堕落成更糟的庞然怪物。特别对于当今来说,各处都能拥有好的政府,对全人类极为重要。我们已经明白,人学坏总比学好要容易,政府间的感染同样如此。
由此需要一种标准,能让我们明确的判定:怎样的政府是善的政府?怎样的政府是恶的政府?唯其拥有明确的判定标准之后,我们方能在当前的环境下,用全部的力量使其纠正,抑或崩溃。
前贤们对政府在政体方面有三种判定:一是共和政体,一是君主政体,一是专制政体。这三种政体中,毫无疑问专制政体是最坏的,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则各有所长。但单凭政体去判断一个政府的善恶,则似乎有些走极端。专制政体虽然在大多数时候扮演着极坏的角色,但其也有少许好的时候,例如我国汉的文景,唐的贞观,以及法国的太阳王时代。共和政体虽然经常很好,但也有极坏的时候,例如雅典人鸩酒毒死苏格拉底,群体的愚昧也极其可怕。因此,我们决不能只单单从政体上判断一个政府的善恶,那样既对历史上过往的政府不公正,也将失之偏颇。
倘若我们能够知晓政府创立的原始目的,而从中提取出一个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就可以对所有政权进行善恶的判定。就如同要知道一个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只需看他是否长寿即可;也如同要看一座建筑是否坚固,只需看它能多少年屹立不倒即可。我就是这个意思。
毫无疑问,我们已明白政府起源于人类的恐惧心,恐惧于各种势力或原因对个人权益的侵犯。个人的权益,来自于上天对每个降生人间者的赋予,除非上天,任何人都不可以任何理由剥夺这种权益。这种个人的权益,即是天赋人权,洛克将其具体的分述为三大权利: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
由此,政权起源于人类的恐惧,恐惧于天赋人权遭践踏,为维护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不遭践踏,最早的人们就自发组建了政府。
由此起源和目的,我们可以很轻易的推断出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即维护人权和消减恐惧。这是两个标准,有且只有这两个标准。各位或许觉得这两个标准太过简单,但惟其简单,所以真实。维护人权和消减恐惧,不仅是并列关系,更多时候还是因果关系。一个维护人权的政府,人民自然没有恐惧,没有对残暴强权的恐惧;人民没有恐惧的国家,自然就是一个维护人权的国家。由因推果,由果知因,相互印证。
3.历史上的政权
回到我们的国家,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各位,让我们闭上双眼,打开心窍,让灵魂穿过时空的限制,触摸这些在历史中所诞生的与湮灭的政府,感受它们曾经或善或恶的气息。在一瞬间回顾完数千年的历史,睁开眼再重新面对现实的时候,所感觉的唯是磅礴与伤心。
伏羲是最早的华夏始祖,也是最早的政府创建者,他与女娲、神农并称“三皇”,而后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三皇五帝时代,以道德治天下,统治者修养自己的品行,让其能成为百姓的楷模,而让百姓仿效,以达到治理的效果。政权的迭代则由贤人推举,统治者亲自查访,以此来选定下一位接替者,尧舜的接替就是最好的范本。统治者无私,人民无所惧,各人过着有道德、有尊严的生活,三五里远近,鸡犬之声相闻。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如同在一张白纸上寻找一个墨点,是根本找不到的。
其后大禹治国,而后他的儿子启篡取权力,担任了国家统治者,启再将权位传给儿子太康。至此之后,中国的统治权开始由一家人掌控。这真是一种不好的转变!不仅仅是一家人延续执政的问题,更要紧的是,在这时权力已大到可让人欲罢不舍的程度。政府终于从尧舜时候的柔柔小兽,转变为可以择人而噬的猛虎。无论历史如何评价夏启,从这方面来看,他犯下了难以谅解的大错,权力已将他侵蚀得如一只腐烂霉暗的苹果,上古君王不贪权的美好德行就此结束。
夏朝在桀手中覆灭,四百余年;商朝建立,又在纣手中覆灭,六百余年;周朝建立,西周在周幽王手中覆灭,东周在周赧王手中覆灭,八百余年,是中国史上延续最长的政权。夏、商、周虽然权力已开始侵蚀统治者,但统治者仍然以“仁义”治天下,国君虽时有昏庸,但暴烈残酷者尚少,人民恐惧并无太多。直至战国数百年的残酷战争,才让人民越加恐惧。
其后秦平诸国,销兵戈,绝封建,划郡县,中国的大一统帝国时代正式到来。秦朝第一任统治者的威权很大,大到整个国家都服从他一个人的意志。如果他是一个仁德而无私的人,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威信,把国家重新带入自由之中,就如同两千年后的华盛顿一般。但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而且成为暴君的典范,后世的暴君都从他这里获益良多。他杀士人,毁书籍,继续传帝位给儿子,二世而亡。这是一个短命的政权,本可以开创不世之功,却选择了暴政,怎么能长久呢?秦始皇的后裔或被兄弟所杀,或被起义军所杀,一个也未留下。把恐惧带给人民的,最终要接受恐惧的回馈。希望世界上再无这样的暴政,但这微弱的希望又是多么难以实现呢?
汉朝取代秦朝,末年发生混乱,生民在战乱中渡过魏晋南北朝。而后唐朝再一统中国,末年再次战乱频繁。汉唐制度完备,都由有理想且有仁义的统治者开创,汉为刘邦,唐为李渊。刘邦之后有汉文帝,李渊之后有唐太宗;前者开创“文景之治”,后者开创“贞观之治”,是中国的辉煌时期。两者都采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减轻赋税,裁减官员,将财富藏于人民。同时政府运作有高效率,对内消减人民的恐惧,对外有强大的军队护卫国家。虽然依旧是君主制,但却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这和朝代开创者的智慧和仁义有极大的关系。
其后宋朝为中国正统。宋朝可谓是秦朝之后中国最文明的朝代,由赵匡胤开创。他留下三条了不起的遗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对中国人而言,祖宗遗训几乎相当于神明的教诲,此前很少有人会不遵从。这三条中,第一条是对失败者的宽容,第二条是对读书人的宽容,第三条是对后代子孙的严厉训诫。宽恕失败者,此朝代就没有留下原罪;宽恕读书人,此朝代就有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可谓是其它所有自由的保障。读书人敢言,普通百姓也敢言,敢将一切暴露在阳光下,也就不会恐惧藏于心间。
可惜宋朝终被蛮族灭亡,元朝统治中国。强权压迫,自由无存,恐惧和反抗日益剧烈。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元明清三朝,有自由之光烂漫的时刻,但更多时候,自由之光黯淡摇荡。
民国来了。这时的西方政治日益清明,东方政治腐化霉暗。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覆灭清朝,倡导共和制度,创建民国。他有“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来阐明他的政治理论,他有“革命”与“国父”之功,他有精妙绝伦的演讲。他最后没有当皇帝,也没有做统治者,而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人们或许认为这是孙中山不明智之处,却未想到,这正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大之壮举。自夏及清,哪个朝代的开辟者不去做统治者?,没有。但孙中山辞去了总统之位,并未留恋,这正是三千年来统治者中最大的壮举,几可与华盛顿并论。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时间并未长久,灾害、内战、异国入侵、民众激进,国家能面临的几大不幸都降临在这个时代,但其竟使文化硕果累累,思想自由如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奇迹。
中共内战后取代民国,从1949年延续至现在的2020年,整整七十年过去。国民的苦难还在持续,未流尽的眼泪依然在流,最后一滴血汗的成果都已被装进中共政府的私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它一般,自邪恶始,自邪恶终,从未有过一点善的光辉。虽然它尚未结束,但我相信这一天即将来临。
我在本章的最后要说:如果中共的存在,是神灵对我们民族所造罪孽的惩罚,那么在过去的七十年中,我们已全然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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