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集》导读

胡 平

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

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

（一）

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

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

（二）

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

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三）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

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 “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

（四）

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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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