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民主的方向
唐付民
近月来，试着了解了海外民运记念六四的盛况，感觉六四的精神尙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法制的力量在持续。同时，也对海外民运未找到六四成败的原因及中华民族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路径深感忧虑。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思想（理论）应该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国的执政（捣乱）。受苏共影响的中共先期领袖，如陈独秀、张国涛，李立山等人的主张要么脱离“中国国情”，要么存在“片面性”。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否认”了马列主义以“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选择了利用（依靠）“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战略方针。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包含了：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充分利用“分田分地（欺骗）聚集农民力量”（他最终未能兑现对农民的“分田分地”，而是被自己“霸占”），“突破马列教条掌控全党”，利用“渲染资产阶级黑暗分化国民党”，等等。他依靠这些“组合拳”（力量）成功让中共在中国享有了执政权。同理，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也需要“组合拳”，也是需要尊重和依靠中国的“特殊国情”。也就是说，很可能中国的国情不适合与西方（美国）完全相同的“民主建构”。
十年前，我曾在中国国内一些学术论坛（粗浅的）提出，中国很可能需要选择“无党执政、梯级选举、四权分立、强化监督（舆论监督、党团监督）”的民主制度。由于我的提议直接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然被中共执政部门封杀掉。如今来到美国，接触了海外民运浓重的“各自为政”，不由得再次让我寻回这种理念。美国的两党执政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它利于鼓励和调动全社会的竞争力，也是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这种依靠不同社会力量相互“争斗”的局面，在一个各种社会资源都相当“庞大”的国度，没有坚实的“法制和相应的文化基础”是难以操控平衡的，前期的苏俄与伊拉克的“变革实践”已经足以显现。我们知道，美国是个年轻大国，它的建国基石《自由宣言》，在主张民主、自由、平等的同时，依靠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和基督精神”。为此，美国是最崇尚法治，依赖法制，及不断地更新法律的国家，并且也仰赖于庞大的基督教会精神的辅助！
中国是个古老大国，但也是延继了两千多年的非法制性的“专制极权”大国，这个大国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巳经根稙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如“孔孟之道和佛教文化”。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两极分化”基础上的，即民众的依赖性和精英阶层的等级性，所谓的“共产主义”通常只能依附于这样的专制机体。如果突然引入“三权分立和党派竞争”，民众通常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和积极性，精英们也难以自然放弃传统的“等级观”。加之法制制度又是需要相互磨合与不断提升，因此，在各种社会资源极其丰厚的中国选择两党（或多党）竞争制，要么会有“风险”，要么会面临“阻力”！
89-64能够被中共当局强力实施，无疑包含了利用和绑架广大民众依附“稳定”的因素。为此，中华民族若要成功实现民主、自由、法治，必须尊重广大民众对于“稳定”的依赖。只有让广大民众明白改革“共产专制”不会冲击“稳定”，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极积支持，也才能堵绝“共产极权”利用“混乱和分裂”恐吓广大民众，实现其继续维持“共产专制”的邪恶目的！
毫无疑问，中国的“共产专制”不仅一直在侵害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公正，也严重冲击到世界法治、自由国家的利益。譬如，与美欧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与人权争执，是不可调和的分歧，只有让中国彻底废弃了“共产专制”这些冲突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自然，它需要所有信赖自由、民主、法治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本文的价值理念是，影响六四的绝不只是“专制者（集团）”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单一性”因素，它还包含了利用和绑架广大民众的“稳定性”需要因素，如果不能理解和尊重广大民众的“稳定性”需求，将难以找到和依靠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六四事件巳去三十载，它不能作为资本，也不应始终成为仇恨，它是里程碑！它是经验与教训，它证明了“共产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朋友！不能期待它的改良，更不要指望它的“平反”，唯一的选择是让它死去，彻底的离开中华民族！
我个人认为，实现中华民族民主与自由的方法和路径已经形成，只待社会力量去推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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