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与现代民主运动

祝峰

这个话题听起来让人别扭，越想越感到搭不上边。而事实上，二者在人类生存意识与抗争意识的演化过程中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二者都不能独立存在。至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纵向关系。尤其这个话题转移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更加显示出其延绵不断环环相扣的独特韵味。

首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一种为生存而战斗的因果关系，而现代中国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民主运动是为权利而战斗的因果关系。二者既有战斗的共性，又有目的性的区别。而这一区别就决定了造成其兴起直至发生与演变以至于最终的结果而构成的内外在的条件将是天差地别的。

为生存而战，顾名思义，没有了基本生存物资的来源，没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一句话，没有活路了。因此要求生存，求保障，求活路。因此，他们要以暴力这一最高等级的抗争手段走上揭竿而起的暴动之路。

为权利而战，顾名思义，缺乏自身精神释放与精神享受方面的权利，缺乏参与社会活动与反抗邪恶势力的诉求方面的大环境，一句话，没有自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了，生存目标成了一潭死水，世界没有了活力，且生存环境朝不保夕。一切要看别人的脸色战战兢兢的活着。因此，他们要以诉求抗争甚至是暴力抗争的方式去试图改变这样的现状。

上述两种权利的追求，不仅具有抗争意识上的不同，更有时空条件的限制。其根本上就是追求生存权利与追求生存之外的权利这一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注定了其抗争的方式，力度与取向一定是不同的，甚至不能以殊途同归来加以定论。

首先，农民起义是以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民无生路作为先决条件的，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没有暴力性质的农民起义。它往往是在相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构成事实。比如，皇权落榜，帝室衰微，强豪四起，天灾人祸，逐渐累积成积重难返的社会格局进而形成了皇室与地方势力的势能对比发生逆转，直至整个国家失去控制。这一转换的实质就是天下财富分配的比例发生了倾斜，使原本统治地位的一方不再具有掌控天下占多数比例的财富。其势能也因此从绝对的强大转变成非绝对强大以至于成为弱势的一方。

其次，现代民主运动是以权利分配不均，财富分配失衡，自由属性被压抑，生存文化被压迫，生存意识被强暴为先决条件的。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没有民主的诉求与抗争。它一定是在文化体制与政治制度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形成。比如，独裁专制，集权暴政，淫恶法统，桎梏自由，进而使天下人形同囚禁，毫无独立的生存属性与安全的保障。因此，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就会在百般的压迫下自然萌生。这一事实的本质就是物质财富达到了人类生存标准之后人类世界有了对生存目标更高的追求。在此情况下，一切不适宜这一目标的社会形态与政权模式都将受到剧烈的冲击，直至以新的社会格局取而代之。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时空条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产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观相对贫瘠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特征与政权体系偏重于掠夺性质的地区，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就更加适合产生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在人类古代历史上，东亚的中国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西方的欧洲则相对罕有。古代的中国有农民起义，而现代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已不再发生农民起义这样的抗争行为。这就证明了时空条件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外在因素。而古代与现代显然具有不同的时空条件，因此当然符合上述的观点。

显然，民主运动的时空条件是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的较高层次之后的时代产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观相对富饶的区域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特征与政权体系偏重于保护性质的地区，这样的时空条件无疑更加有利于民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人类古代历史上，东亚的中国始终不曾出现民主的诉求，而西方的欧洲则在厚重的民主文化中率先步入了民主社会的殿堂。这同样证明了时空条件是决定民主运动的外在的根本上的因素。

然而，农民起义也好，民主运动也好，它们虽然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却也存在着内外在的关联与共性，其中，最显著共性的就是抗争！抗争有其独到的含义，抗争不是讲道理，也不是破口大骂，更不是游说与解释，而是真刀真枪的对垒。即使没有刀枪也应具备对抗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强制性的施加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妥协式的请求。就这一点来说，农民起义与现代民主运动具有触类旁通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成因就会对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因产生重要影响。

抗争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请愿，二是分化，三是暴力。所谓请愿，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向统治一方提出诉求，期待着统治一方给予支持或实施。所谓分化，就是将诉求一方的愿望，意见和理念向统治集团内部传播与扩散，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意识上的分化，进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为统治集团制造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进而削弱其统治势力。所谓暴力，当然就是武力对抗，以军事力量的较量决定乾坤走向。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搭建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一整套具有绝对权威的指挥系统。非农民起义的时空条件难以形成其发展与壮大的外在条件。在民主社会，人民不需要农民起义，而在独裁专制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前无古人的共产专制国家，其统治链路通过党魁的组织方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迫与监督系统，有能力从根本上杜绝反政府势力形成军事组织的可能性，并在硬件设施上切断形成军事体系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和物质与供给。只有当共党政权基本失控或部分失控亦或是局部失控的状态下，上述军事对抗的组织系统才具有时空成形的外在条件。

因此，中国现代的民主抗争必须按照从低到高，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方式，循环渐进的去构建和发展，突变式的跨越到军事对抗的阶段完全不现实。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代民主运动将至少要首先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进入实质性阶段，全世界绝大多数非民主社会的国家也将以这种方式最终步入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事物的演变往往要从低级向高级方位转化。即使两个人产生了矛盾，也应该是首先言语相斥，随后才可能寻求武力解决。没有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的。六四运动的爆发就是这一阶段的反映。印度，菲律宾，波茨瓦纳等国家则是在这一阶段就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他们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了诉求的目的。

当第一阶段的形式不足以使统治集团改弦更张，进而撼动其统治意志时，民主运动就会朝向第二种方式发展，既分化瓦解的抗争方式。前苏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向民主社会的。而此前的东欧”布拉格”事件就是民主运动处于第一阶段而未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

当第二种民主运动的方式仍然无法撼动专制集团的统治地位时，一个世纪性的大决战将不可避免。正所谓凡事再一再二不再三。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正是民主运动的第二阶段，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前途渺茫，似成共识。

因此，中国势必迟早会进入民主运动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将是武力对抗的阶段，而且将不是中国内部独立形式的武力对抗，而是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兼容性质的大决战。而中国的民主势力将在这一阶段以世界民主阵线的统一号令为取向，并成为世界民主同盟中的一个绝不可忽视的分支力量，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

率先直观的打响中华第二阶段民主抗争第一枪的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的暴力冲突与暴力事件仍然属于分化瓦解的范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从2014年和平占中运动失败后发展演变而来的，反送中运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目前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如果不成功，最后的第三阶段的抗争将不可避免的在未来的世纪性大决战中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前文已经有过论证，那就是农民起义与现代民主运动的抗争目标的大相径庭。因为，农民起义是百分百的暴力行为，是玩命的生涯。这一点与现代民主运动有阶段性的区别。因此，把中国农民起义的演化方略部分时域不分场合不分阶段的完全照搬到中国民主运动之中是断然不能成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出新的出路，一个适合于民主诉求的各种可能与必然的阶段性的实施方略。其主体要旨就是需要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缩头缩脑，不需要玩命的时候我们又绝不能莽撞唐突，要做的收放自如张驰有度才能产生最高的效率。

第三阶段的暴力抗争是在第一二阶段失败后的突变与对抗的升级，是先进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善良与丑恶，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法制与专制，集权与民主的大决战。是人类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屈辱走向尊严，从压抑走向释放，从桎梏走向自由，从阶级走向平等，从狭隘走向广博，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脱胎换骨式的大变迁。是人类对未来命运的一次生死存亡的抉择。一条路是人性道德的升华与文化意识的冲刷所带来的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发展之路，另一条路则是人性道德的沦丧与文化意识的泯灭，进而导致的人类战争和整个人类的毁灭之路。

第三阶段的民主抗争形式尚未在人类历史上有所展示，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追求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彻底砸碎旧的世界去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由于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出现饿殍遍地的历史景观已经微乎其微。农民起义的的格局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历史的发展将会伴随时空的变迁而产生新的机遇。这一机遇不仅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息息相关，而且与整个世界的文化变迁密不可分。

然而，现实的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缔造与发展是新时空状态下的产物，我们无法照搬中国历史去生搬硬套。即使作为参考，我们也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每一次天灾人祸与民无生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王朝兴替与时代变迁。也不意味着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

据史料记载，西汉仅武帝在位的55年的时间里就发生过43次自然灾害，其中旱灾10次，蝗灾11次，水灾6次，地震3次，风灾3次，霜、冻、雪4次，雹灾2次，饥荒3次，疫灾1次。其中，公元前138年有《汉书·武帝》记载曰: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既黄河泛滥，饿殍遍地，人肉相食的景象。还有公元前114年《资治通鉴·汉纪十二》记载曰:关东郡、国四十馀饥，人相食等。既大自然灾害导致全国百分之四十的人出现饥荒，出现了人肉相食的惨景。

可见，汉武帝时期，因连年战争征伐，国库早已空溃，再发生天灾人祸，国之经济早至崩溃边缘，而西汉并未因十室九空饿殍遍地而出现大规模揭竿而起天下大乱

的景致。这说明农民起义并不是饿殍遍地的必然产物。

  唐贞观年间不仅发生过京师大地震，还出现过连年大旱。天宝年间更是发生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与大地震，其灾难程度使当时的唐朝人口由5300多万骤减至1700多万。据史料记载历，当时的唐朝是连年大旱，瘟疫横行，生者人肉相食，死者十之有七。但贞观年间是李世民当朝的开国年代，大灾大难又岂能改朝换代?天宝年间的大灾难也仅仅出现过因李隆基宠信杨贵妃而爆发的安史之乱，唐朝也并未灭亡。

  共产党的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曾经发生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仅饿死的人就达到2000多万，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面黄肌瘦饥饿难耐。而共产党也并未因此被推下历史舞台。凡此种种范例，在上下两千多年的帝王朝代的演示中有无数的范例，并足以证明农民起义绝非饿殍遍地，经济崩溃局势下的必然产物。

  现在我们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显然，自然灾害，经济崩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经过对无数组数据的分析论证以及对当朝时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研究与概括，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造成农民起义的绝对因素是天下财富分配的比例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化，是皇权家族对天下财富的掌控能力被严重削弱的结果。这里所说的“财富”不是单纯的金银财宝的财富，而是宇宙天地间生命活力的总概括。也就是势能被量化的含义。

  当皇权家族掌控的天下财富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时，帝王政权就是稳固的，就是难以动摇的。反之就是脆弱的，一触即溃的。当天下人的财富保有量超过帝王家族掌控的3-5倍时，这些财富的一部分就可以抵消皇权政治的武装力量，这时的帝王政权就必然失控，农民起义就会水到渠成。所谓天灾人祸，经济崩溃，此时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而已。

  因此，造成专制政权崩溃的绝对因素就是天下人与统治者之间的财富占有量的问题，而不是富裕与贫穷或经济发达与否的问题！这是一个绝不容混淆的概念，也是一个逻辑上不容颠倒的概念。

  这里有一个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北韩模式。北韩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也多次发生过天灾人祸饿殍遍地的悲惨景象，但北韩从建国至今历经近70年至今而屹立不倒，这是因为北韩的财富百分之95以上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这使得即使全天下80%的人断绝了生路，人民也断然没有反抗的能力。农民起义也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即使发生了也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

  在古代中国，因为天下是皇家私有的，皇权自然是与天下人对立的产物。因为财富分配严重倾向于权利的一方，这当然会激起天下人的愤愤不平。而大小官吏不过是朝廷圈养的牲畜型的工具而已，非利益诱惑不足以死心塌地与皇家成为一体。准确的说，帝王政治本质上具有与天下人为敌的属性，没有高压与强权是难以维持的。这就造成地方强豪一旦具备了与皇家抗衡的实力就绝不会姑息忍让而必然要向皇权体系索取最高利益，直至强豪四起，群雄割据进而取而代之。而产生这一实力的后盾就是天下财富集中在地方强豪手中的量化指标已经远超帝王集团掌控的数量!

  而农民起义只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机而动的一个分枝而已。在皇权失控的状态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会有很多人揭竿而起，直捣黄龙。所谓投机取利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反之，即使饿殍遍地也没有人敢于以暴力去对抗朝廷，即使勉为其难的对抗了也无法逃脱失败的结局。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天时就是天下财富的走向。而諸如皇室衰微，皇权落榜，奸臣当道，任人唯亲，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甚至玩物丧志等都是帝王政治的大忌，但不是帝王家族崩溃的根本。导致王朝兴替的根本因素一定是在天下财富走向发生倾斜的背景下产生的。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绝定性因素就是天下财富的分配关系。而财富与势力有着非线性的比例关系，这就是所谓财大气粗的最浅显的道理。但它又不是纯粹的金钱使能的概念，而是一个对立双方势能的概念，这种概念只有在专制国家才能成立，因为专制国家永远是官民对立的，对立的双方时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谁的势能大谁就有话语权。这是宇宙天地间不可抗拒的自然属性。违背了这一属性去判断是非，即使是顺藤摸瓜，也不会摸到那个最有价值的瓜！

  为此，我们还可以不厌其烦的再描绘几个古往今来的实例。谈到财富，许多人往往会想到“谁有钱谁当老大”。这是对财富这个词的误解。我们所说的财富是广义上的财富而不是泛指金银财宝。广义上的财富可以理解为一种势能，就像洪水那样，汇集的越多，其势能越猛烈。因此，财富可以转换为各种等效的智慧与能力。我们花钱建学校，孩子们读了书就有了更多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等效财富。我们花钱买枪造炮，就有了打败敌人的锐利武器，军事实力就会更为强大，这种强大仍然是等效的财富。香港反送中，以几百万民众对抗强大的共党政府，并坚持了半年之久，底气从何而来?当然是财富的等效作用。这种财富转换的结果不仅是抗拒胡椒喷雾剂的防毒面具，而且是勇气和信心。

  从中国的大秦帝国开始，秦二世在指鹿为马的赵高挟持下成为傀儡，连年的浩大工程几乎耗尽了秦国的国库，朝廷因此几乎无力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而赵高的干政，等同于割下了皇家半壁河山的财富来源，大秦帝国因此迅速走向衰败，最终十五年而亡天下。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虽励志革新，大有锐意进取之势，也终因丧失财富掌控的基础性手段而走向覆灭。

  西晋的土族门阀制度使西晋的政权体系成为一个家族政权，这等同于分散了皇家对天下财富的掌控能力。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何况是门阀等级下的贵族之间的分权分利?整个西晋因失去对天下财富的集中掌控导致皇室衰微，最终，内乱不断外患不止，岂有不亡之理?从公元280年灭东吴一统天下为始，仅历经37年而亡，这不能不说是天下财富掌控失谐的典型范例。

 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内战形式之所以达到无坚不摧的程度，也是因国民党从未真正的统一中国致使财富分散而被各个击破的结果。国民政府实质上是诸侯分封制，国民政府的财富掌控实质上是分崩离析的状态。而共产党看似穷困潦倒，实则以土地的资源作为整合财富的手段，创造性的诱惑了大量的农民为其冲锋陷阵。最终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了国民党。

  财富，实质上就是生命体系的活动能力，是一个事物转换成另一个事物的催化剂。是力道的象征。万物都在运动中生息繁衍，因此，财富的保有量决定了力与势能的强与弱。只有相对的势能足以抗衡被冲击的另一方，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属性！

  因此，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不是去如何全面的摧毁中共的经济，以营造出抗击中共的势能，而是如何将中共的财富掌控能力分化出来进而实现民众的财富保有量逐渐超过以至于大大超过中共的财富掌控能力。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成功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而不是中国以外的任何外部势力。外部势力有助于中国民主大业的成功则当仁不让，我们不嫌朋友多。而外部势力再强大也仅为助力催化而已，毕竟中国未来的总统不可能让外国人来当，形成世界民主大联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在国家概念消亡以前，中国事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这些浅显的道理我们能够弄明白，帝王政客们当然也明白，共产党更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几千年来皇权家族总是不断的挖空心思的去弱化民众的富裕程度。当今的共党也在千方百计的营造国企的实力而同时咬牙切齿的打压私营企业。

  共党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地方强豪的存在，私营老板再有钱也不允许像古代王朝那样可以坐拥自己的地方武装，以至于置办家丁家将。这是共党政权较之帝王政治更专制更集权更独裁更残暴的集中体现。从内部突破其政权体系也因此变得更困难。既然没有地方强豪的存在，就不能指望财富倾斜后导致群雄四起乱中取道之路，而只能在集权势力与全体民众之间构筑财富的倾向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务求放在内部分化的层次方面，以促进民众的财富掌控逐渐超过共党集团所掌控的总量，这是既可行又深得人心的。如何保证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比例不断攀升，如何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势头，如何将国有化职工引向惰性化和非竞争机制化将是这一举措成败的关键!

  中共打压私营企业不得人心，早晚会得到全天下人的反抗。而一旦中共被国内外的大形势逼向闭关锁国，则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将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国营企业，而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借此机会反客为主，一举攻下中国经济制高点的全方位领域，则中共政权必将由此走向衰微并不断的被弱化。这是因为中共未来的闭关锁国是被动性的，是国际上民主阵营去中国化的结果，这当然首先会导致遭受重创的将是国企。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还有必要去弱化整体性的中国经济吗？我们只需要尽其所能的去弱化其国有资产经济既为上上之策。而弱化整个中国经济将是不明智的，是在帮助中共寻找托词去复辟倒退闭关锁国，是在为成全中共穷兵黩武的皇帝梦而添砖加瓦，是狗熊拍苍蝇，好心办坏事。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似乎窥视到了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一旦中共再次玩出“共产共妻”财产全部公有化的老套路，天下财富皆为共党所控，那中国的民主大业岂不是要胎死腹中永不超生了吗？的确，这还真是个问题。但却是一个无需过分担心的问题。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世界民主化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一个14亿人口大国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未来的世界大同也不允许一个穷兵黩武的帝王世家独善其身继续为祸天下苍生。公有制已经过历史证明是没有强大的创造能力的，一个经济与军事严重弱势的共党集权国家将很难抵御未来民主阵营强大的冲击力道。中共不可能看不到这一对其来说极其恐怖的远景。与其说最终亡于世界还不如亡于故土。这种选择并不困难，这种判断也非常简单。因此，马克思正义绝不会在中国复辟!

  今天的中共会试图走北韩的道路吗？既马克思主义融合超级集权的家天下的道路? 答案是死期来临之前绝不会！因为那是一条死路。北韩的存在是因为有中共这坐强大的经济来源作为靠山，而中共没有这样的靠山。马克思主义复辟都不可能，怎么会变本加厉呢？

 中共想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也是此路不通的，因为毛泽东只有一个！言论狱文字狱的个人崇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共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与全世界周旋，一边高喊着富国强民实现中国梦，一边苟延残喘暗地里继续其帝王的享乐。中共已经十拿九稳的开始扮演那个撞钟的和尚了，那口大钟中共还得继续撞下去。直至实在撞不下去了，实在忍耐不住了，不得不孤注一掷了，才会硬着头皮往北韩模式下硬钻。这样的结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头破血流万劫不复!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在专制政权体系下还能走多远，中共在民主势力的不断冲击下还能走多远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势力还能走多远，在中共的围追堵截下民主势力还能走多远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大势所界定出来的终极性的发展趋势，是不能被颠倒的大是大非的终极性概念

。任何妄自菲薄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

 可以预见，中共早晚会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与天下人为敌，并自我营造出世纪性大决战的那一天。中国的民主大业至此方可称其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而中共今天的凶相无非是穷途末路下的困兽犹斗，不足为虑。香港的“国安法”实质上是一石二鸟的无奈之举，侧重点是军事上的“反登路”战略举措，也就是防止未来发生对外战争时避免敌方以香港作为踏板登路中国大陆的战略需求，并非刻意针对反送中的香港人。虽然因此会给香港人带来不小的麻烦，但只要能把反送中的香港人吓跑就算大功告成，总体形势尚不足为虑。而国安法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的另一个目的是要以此强硬的姿态去转移新冠疫情后期可能遭遇的世界性大围堵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据此判断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形势将更加险峻实在是过于忧虑了。恰恰相反，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预示着中共已经感到了泰山压顶的巨大危机，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据此迎来了历史性的大转机与大机遇。一个世纪性的大决战已经彰显秣兵历马杀机四伏的征兆，人类的新纪元将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等待吗？当然不是！只要海内外民主人士矢志不渝的坚持以各种形式的民主抗争方式不断的向中共发起冲击，以现代科技发展的速度，最多二十年就可大功告成。如果中共放弃皇帝梦，害怕成为千古罪人，那就会自主性的顶住压力，千般不愿万般无奈的走富国强民之路。那样的话，中国有望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不动刀枪不流血，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乐此不疲的追求目标呢？！

  皇帝梦可做，但皇帝梦不可行！这就是中共今天进退维谷被悬在半空的真实写照。香港人在怒吼，台湾人在怒吼，中国大陆人也不会总是在吃素，一个被魔法宝杖挑在半空中的魔鬼，你怕他干什么？！只要我们敢于撑起一片天并有能力撑起一片天，那么，华夏大地的天空早晚会成为民主自由的天空。一个充满自由气息的中华大地将会满腔热情的拥抱每一个想往自由的中华儿女，直至承载他们的子孙万代奔向人间乐极世界！

祝峰

20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