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白纸运动

焦瑞林

我是一个上海人，也是一个因为疫情而看穿了中国共产党真面目的中国人。

疫情期间，由于被强制封锁在家中数月不得外出，我只能靠“网上冲浪”来打发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从网友那里了解到了“翻墙”，但起初我并不理解它的意思。翻什么墙？墙在哪？询问后得知，原来我们的网络一直受到管控，整个中国大陆的网络本质上是一个大型局域网，并不和全世界互通。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初之所以没有察觉，可能是因为习惯，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已经习惯于共产党的“驯养”。

然而，网络毕竟是网络，问题总是有解决的办法。于是我抱着好奇的心态，通过使用一系列特殊的方法安装了一款叫作“shadow rocket”的VPN应用，成功实现了“翻墙”。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到全世界的新闻和时事政治。有趣的是，在大陆境内也有一些同样的新闻，然而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和结论。回顾记忆中的那一条条新闻，我开始思考，开始“觉醒”。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一起居民楼火灾。由于共产党对疫情的专制封控手段，居住在公寓楼内的居民被安装在出入口的金属围栏所封锁，无法自救，目睹着火灾的发生，却无法逃离。据中共官媒报道，这起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然而真实的数据无法得知。

在25日，我在YouTube上看到这则新闻，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一系列情绪涌上心头，包括同情、悲伤、厌恶和恐惧。我无法想象这些遇难者在临终前所经历的绝望和无助。更无法想象，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同样被封锁在公寓楼内的我和我的家人朋友身上会怎样。我不敢去想象。

于是我开始不断搜索相关信息，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我看到新疆、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众抗议。在26日下午，我得知许多民众自发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祭奠那些在新疆乌鲁木齐不幸遭遇火灾并被共产党困住的人们，为死难者守夜并表达哀悼之情。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时，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告诉我，我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于是当天晚上8点左右，我乘坐地铁1号线到达位于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常熟路站。此时，汇贤居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我走进人群中，看到了一些标语写着“乌鲁木齐的朋友，我爱你们，就像爱这条路乌鲁木齐路，就像爱我的家人”。这些短语深深触动了我，我知道自己来对了。

默默地跟随着人群，走到了乌鲁木齐中路与长乐路的交叉口，看到了更多已经到达的民众。路边摆放着一支支白色的蜡烛，有些已经熄灭，有些还在燃烧。我低头默哀，怀念那些因为中共暴力封控而不幸遇难的同胞。

过了一段时间，人群中开始出现骚动声。我听到有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对共产党强烈不满的情绪逐渐酝酿起来，紧张的气氛被心中的愤怒吹散，零散的喊声逐渐合为一体。所有人都有默契般地一起高喊口号，声音在街道上回荡。

最终，悼念守夜活动逐渐演变成一场抗议活动，喊出了诸如“还我言论自由，还我新闻自由”；“为人民服务”，甚至出现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同时，有一部分人拿出白纸挥舞。我跟着激动的人群一边高喊口号，一边感到这一切都很不真实。作为一个被共产党洗脑了30年的人，我意识到即使是在这片被全方位监控的土地上，只要有勇气，也应该站出来反抗独裁政府。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毫不顾忌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为了捍卫作为人类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然而，好景不长。在凌晨3点左右，就在我们准备开始示威游行的时候，突然涌来了大批身穿正装的警察。他们试图阻止我们沿着乌鲁木齐中路向北游行。抗议人群高呼着口号，对着警察喊道：“为人民服务！你们的家人孩子是不是公民？为什么要把枪口对准我们！”然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随后，身穿黑色警服的武警到场，并逐渐将我们包围起来。潜伏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开始行动，试图将人群分散。场面开始混乱，我们手无寸铁，而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我们感到慌乱。有人试图强行突围，冲突随之爆发。

我们这些自发组织的抗议者，怎可能是训练有素的警察的对手？现场变得极其混乱，叫喊声震耳欲聋。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看到大家四散逃离，我感到极度恐惧。我不顾一切地冲向人少的地方，试图逃离。幸运的是，我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成功逃脱。就在我准备离开现场时，目睹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大约有4到5个警察包围着一个抗议者，拿出警棍对他进行殴打，然后将他当成畜生一样活活拖进警车。据我后来了解，大约有几十人未能成功逃离，被警察非法拘留。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还在剧烈跳动。刚才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常年被“驯养”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震撼和不真实。接下来的两天，我删除了手机上的翻墙软件，觉得还是不安全。我甚至把手机进行了格式化，担心遭到“秋后算账”。然而，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的时候，12月2日上午10点左右，三名警察找到了我。他们问道：“你是焦瑞林吧？”我试图装作镇定，回答：“是的，有事吗？”其中一名警察从文件夹里拿出两张照片问道：“这是你吗？”我匆匆一瞥，看到了抗议活动当天的我的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当时我完全懵了，没有想到他们的监控能达到这种程度，照片甚至是高清的。我呆在门口没有回答。那名警察继续说道：“出来，跟我们走一趟。”我知道这次无法逃脱，于是失魂般被他们带下了楼，坐着警车和他们到了当地派出所，一路无话。

下了车后，他们三个人带着我来到派出所的审讯室。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警察问道：“你昨晚在哪里？”我心知不妙，老实回答说：“我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他接着问：“你去那里干什么？”我回答：“只是随便逛逛，逛到那边了。”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把手机拿出来解锁。”我不服从他的要求，表示手机里的内容是我的个人隐私，没有理由让他查看。回应我的是一记耳光，来得太突然，我来不及反应，被打得眼冒金星，头脑和耳朵嗡嗡作响。他随后说道：“你逛街逛到游行队伍里了吗？你知道你已经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犯了寻衅滋事罪。”由于我头脑一片混乱，没有听清他具体说了什么，但是就连我父母都没打过我，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打，更何况是被一个靠纳税人养活的公职人员殴打，让我内心充满了愤怒。我朝着他大声喊道：“我有什么罪？我犯了什么法？我只是去维护我作为人的基本权益。你们错了还不让人说话？你也是上海人，还是个公职人员，你为什么不帮助同胞，反而助纣为虐？”接着又是一记耳光，这次把我从椅子上直接扇到了地上。他好像还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清楚，我的脸火辣辣的，用手捂着脸，感觉湿湿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鼻涕，或者是血。我就这样躺在地上好一会儿，直到慢慢恢复理智，我意识到与他们继续对抗只会使情况更糟。于是我站起来，打开手机并解锁，交给了他。他看了一会儿，冷笑了一声，把手机交给了旁边的一个矮个子警察。高个子警察又问道：“你在现场有没有拍照片和视频？有没有发给别人？你们非法聚众有没有组织？”我一一回答：“没有。”然后他们离开了审讯室。

大约两个小时后，矮个子警察进来，把手机还给了我，并告诉我可以离开了。他叮嘱我每周六中午12点过来报道。我不知道报道的目的是什么，但也不想多问，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转眼到了周六，我来到派出所，找到了那个矮个子警察，问道：“还有其他事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望向门外，抬了抬下巴。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一个露天的笼子，由铝栅栏组成，比正常关押室小，比笼子大。他告诉我自己进去，5点自己出来，每个周六都这样，不要多问。

我原本以为只需要来一次处理一些后续事务就能结束，但没想到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每周都来报道，我想问需要来几次，但看到他那懒得理会的样子，我把话咽了回去。走过去，打开铝栅栏门，走了进去，然后关上了门。就这样，我在这个类似笼子的地方度过了漫长的五个小时，经过的警察们说笑着走过，偶尔向我这边瞥一眼，然后就像没有看到我一样。仿佛我不存在，又仿佛我是个动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无助，这使我倍感煎熬。

如此往复，每周我都必须前往派出所，再次离开。然而，我不能不去，也不知道这一切何时会结束。这种折磨着身心的煎熬让我感到无比痛苦。

至此，我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也是共产党及其爪牙在中国大陆实施管控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这只是冰山一角，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据我事后了解，乌鲁木齐火灾发生的次日，习近平向所罗门群岛地震表达慰问，却未对乌鲁木齐吉祥苑大火做出任何表态，仿佛只要他们自己不提及，也不允许别人提及，那么这个事情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尽管上海的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真正意义上的白纸革命，但这次祭奠活动却是上海地区民众自发组织的反响，他们对非法封控所带来的压迫产生了共鸣，并通过悼念那些被迫害而死的人们来表达他们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活动逐渐演变成一场反独裁示威抗议，这场抗议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不满。虽然现场确实有人举着白纸，但由于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缺乏言论自由，且消息被严密封锁，要了解真实的情况只能依靠翻墙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口述。因此，可以很遗憾的说，在上海地区真正了解白纸运动的人仅仅是一小部分。

                                           焦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