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主運動中的族群出身論
陸雪歐
族群動員是一種最為廉價的武器和工具，能夠用最簡單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激發出一種共同體意識，形成同仇敵愾的效果。因為這是最為明瞭和直接的劃分自我與他者的方法。如果讓族群出身論成為人權民主運動中的看不見的暗線，那麼民主運動將會形成只能有一種模式、一種聲音、一種行為、一種美學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民主運動中的族群出身論加以認識和警惕。
在香港、台灣、海外，千千萬萬人因為受到中共的政治壓迫，而對中共背後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中華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抵觸和反彈。不同族群受壓迫的歷史不同，來龍去脈不同，因此會產生自我迥異於他者的歷史經驗和感受。在這些群體中，「中國性」是一個負面的概念，是民主運動中應該被批判的對象。
但我們同時也不能否認，也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民，縱使遭受中共壓迫，但是他們並不放棄自己的中華文化認同，也沒有對中國性進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他們對中國、對故土依然有一種深受的情感。
在這樣的文化與族際認同差異下，如何統合與協調二者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基本上，本著君子和而不同、包容多元、尊重差異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刻意以有色眼鏡或族群地域來進行忠誠度辨識和考察，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出身論」的翻版，這種族群和地域論，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主義、封建主義思想發揮到了極致。遇羅克在《出身論》一文中指出：爭論出身對人的影響，這對於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而言是一種侮辱；因為這些青年即便贏得了論戰，至多也只是證明了自己不是混蛋而已。因為反對出身論的荒謬，遇羅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於1970年3月被處決。
因此，當族群意識和地域背景被刻意引入到民主運動中時，將會產生非常可怕的結果。因為在實際的民主運動操作中，離不開民主運動或人權團體的具體組織、領導和實施。有團體的地方，就會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團體實際運作所在地的民情、氛圍、社會心理，都有可能產生自覺或不自覺的族群分別意識，以及由此衍生出關門主義的壁壘或碰撞。例如，因為某個人出生自中國大陸，就認定這個人具有投共的風險而加以防範或排斥，而根本不問此人的立場、價值以及前言往行、對民主運動的貢獻；又例如，因為某些青年人來自港澳地區，因為有《港區國安法》的高壓，就在潛意識中認為他們具有洩露不公開事務資訊的資安疑慮，而忽視他們背井離鄉的苦痛。
凡此種種基於族群或地域的有罪推定和不當前提假設，都是族群分別意識、出身論的謬誤在民主運動中的表現。說輕了，是一種族群刻板印象的無知和自大；說重了，是極右法西斯主義的沉渣泛起。如果這樣的思維是正確的，則每年悼念六四，其意義又在何處？難道六四的死難者不是中國人？難道被悼念的六四可以忽略族群和地域背景、而成為一個抽象概念嗎？或曰：悼念六四是一種普世價值。但，普世價值替代中世紀的血緣、身分、族群界限，不恰恰是民主自由和公民社會的真諦嗎？
在民主運動中，大家只有一個敵人：就是獨裁者和他們的追隨者。通常說，不是敵人，就是同志，以此動員最廣大的力量、爭取最廣泛的支持。不過，用排斥他者的關門主義來穩固山頭和偷渡私利、用族群意識來進行愚蠢的山羊、綿羊的區分，這種做法卻是往不是同志、就是敵人的方向在分化民主陣營的力量。長此以往，只會最終削弱民主運動的實力甚至是道德正當性，讓民主運動有機會被敵人個個瓦解、逐一擊破。因此，面對任何時候可能沉渣泛起的關門主義和族群出身論，凡是民主自由的愛好者，均應旗幟鮮明地反對、否定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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