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暴力》（22）

祝峰

5. 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和发展方向

1，中国政治格局的地域特征

此前已经论述过，中国的地域特征处于原始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群体劳作所得后的生存损耗的下限。这就决定了在人类生产创造能力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这块土地上的人会因为人类的原始贪欲与私利的膨胀产生暴力占有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是催生华夏文明走向暴力政权与高度的专制集权的绝定性因素。

在历经几十万年的历史变迁后，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逐渐认识到，凭借其自身的体能与生产能力，即使终身处于辛苦劳作的状态也无法使自己摆脱饥饿与贫困。要想在大千世界的生存竞争中使自己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只有采取暴力掠夺或依附于暴力集团的势力去开拓生存空间。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当这种暴力掠夺的方式覆盖到一片较大的区域并将直接暴力掠夺方式改头换面变成间接掠夺的方式后，土匪式的暴力掠夺行为就名正言顺的变成了政权意识下的合法行为。“劳心者治人”便成为改头换面的暴力手段的实施者。无论是交租还是纳税，其实际属性都无可辩驳的归结于掠夺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隐形暴力下的间接掠夺行为。说的更通俗一点那就是按年按月缴纳“保护费”。这种行为在小区域范围由小团体实施就是黑社会行为，而转移到国家层面并由超大团体实施就是“政府行为”，进而被披上合法的外衣。

因此，中国式的掠夺在金属时代来临后，逐步的从小团体的直接暴力开始，将人类的社会格局推向了集权专制的时代。最初的暴力掠夺与占有是在族群内部率先实施的。掌握了剩余财富监护权的人，利用职务之便，逐渐窃取了剩余财富的支配权与使用权。并将民主式的分配方式逐步变成专制分配的方式。为了维护这一特权，剩余财富的占有者发现，仅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控制剩余财富的归属。因此，他开始寻求支援与帮凶。最终，一个族群内部的集权体系构建完成。族群就此出现了地位显赫的头人和首领。这些首领具有许多的特权。他们不仅完全掌控了剩余财富，还具有惩罚族群内部反抗者的权利，以至于优先的婚配权与选美权。他们通过暴力集团的形成在族内形成了不折不扣的统治地位。当有外族入侵或猛兽来袭，这个暴力小团体则首当其冲，成为事实上的族群保护者。正是在这样的喜忧参半善恶交替的背景下，民主支配剩余财富的时代终于宣告结束，集权专制也终于被更多的人有意无意主动与被动的接受了！

至此，中国的专制集权时代正式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过程不仅仅展示在中国，全世界集权专制的演化过程都是异曲同工的！

随着利益的驱使与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族群之间开始了财富的掠夺行径。你攻我阀你不情我不愿，则只有以暴力战争的方式去定乾坤。直至某一个族群或某几个族群的联合体打败了其他的族群并因此获得了足够大的领地之后，国家的概念便初步形成了。由于兹事体大，继续采用直接暴力的掠取行为显然无法保证内部的安宁与稳定。采用强制手段让非财富占有者屈服显然会导致一个大规模群体的失控状态，因此，“集权政治”的手段终于粉末登场。所谓政治手段，在那个时期就是围绕着暴力手段而展开的间接的暴力控制行为。从直接暴力手段过度到不直接采用暴力手段才可以称其为政治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律法，行政长官，和军事化的武力威慑以及巡捕式的纠察监管系统等等。至此，中国的专制集权体系正式形成并逐步的完善。

在如此地域特征下生存的人们，靠劳力是无论如何无法使自身摆脱生存危机的。即使没有那些苛捐杂税，逢大灾大难之年，人们也难以保全自己的生存不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因此，中国人从那时起便树立起“政治掠夺与出人头地”的文化理念。也就是将生存手段指向非劳动创造的生存方式。在这一理念驱使下，但凡有资质或自命不凡者无不弃农工转经商或向往仕途之路。经商尚属劳作的一部分，只是变直接体能劳作为间接体能劳作而已。而仕途之路则彻底变相，是弃体能劳作为脑力劳作的进化方式。这样的文化理念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区域人才竭尽仕途政治而无视对大自然的探索与研究，最终导致生产力始终维持在原始金属时代而难有进化。

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智慧用于对政治掠夺与文化掠夺的深入研究之中而几乎少有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长此以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政治权术，官场之道，战争韬略与诗词歌赋和文学艺术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智能，而对其生存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技术与创造财富的技能完全忽略。这也是现代科技文明诞生于欧洲而非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历经几千年的文化演进与道德准则的认知与挖掘之后，中华文化以其地域特征的独特性被建立起来并被不断的发扬光大！这一认知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丝毫未见衰退的迹象。因此，民主的意识首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遇到强力的挑战也就见怪不怪了。就在现代时节，中国大陆的许多官员仍然笃信政治暴力与仕途之路是其毕生的追求，而对技术研发人员甚至是科学家级别的科技工作者不屑一顾，他们至今称科技工作者为“工匠而已”。殊不知，人类社会前行的每一个脚印以及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这些所谓“工匠”创造出来的。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绝不是什么“千古大帝”或深谙各种文韬武略的旷世之才。这些仕途道路上的所谓社会精英其所为充其量不过是使世界不断的轮回与原地转圈，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存在的形式与体系特征则完全取决于人类生产创造能力与资源获取能力的发展与所处的阶段！

今日世界正面临着科技浪潮的剧烈冲击。民主意识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正在现代科技文明的推动下席卷全球。面对中华文明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一主题，在中华地域特征的文化背景下，民主的意识与追求必将受到这一区域性民族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抵触。然而，促成中华地域文明与文化特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科技文明已经发展到使中华区域内的人们不再为基本生存食物的来源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这预示着剩余财富已经足以满足全天下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这一前提下，任何贪婪无度的企图继续占有天下绝大多数财富的当权者都将被历史的众力驱逐出历史舞台而行将陨没。任何逆天道而行且顽固的坚持守旧文化并阻碍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人，终将被历史抛弃并最终落得可耻可悲的下场！一句话，中国已经达到了全局性民主化时代！迈向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的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华这块土地上虽然被自然形成，但人类原始本征特性依然不断的向其发起挑战，追求民主，平等，公正，独立，自由的天性一刻也没有被完全扼杀殆尽。周厉王时代的“昭周共和体制”就是东方人理性的民主潜意识的象征。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曾经因为金属治具的飞速发展而一度朝向民主政体迈进。其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也是今天言论自由的鼻祖。“尚书”记载：“立时人作卜巫，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也就是每逢重大抉择时，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意识行使表决，占卜官员相当于今天的议政人员，最终决策的确认就是今天的议会表决的结果！那时的政令绝大多数出自于类似今天的“议会制度”。“周礼”记载：“月计曰要，岁计曰会，大会犹大计也”，说的就是凡事以群体会议议政的方式去处理。诸侯之间也是要经过诸侯会盟的方式处理天下大事的。那个时期，即使是后来称霸天下的秦国也在实施“廷议”，而绝不搞君主一言堂。这种议会制在中华土地上一度风行了一千多年。事实上，自大夏王朝开始，直至战国末期，中华大地始终处于独断集权与共和民主之间左右摇摆的境地。最终，因政治投机分子吴起和商鞅谄媚恶法，才使那个时期在那样的生产创造能力背景下，使中华大地走上了君临天下的集权暴政时代。

这样的结局进一步说明，中华的地域特征在当时是自然的倾向于帝王政治的。在那个时期，集权独裁意味着政令的高度统一，在生产创造能力大体相当的条件下，高度的政令统一就意味着高度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因此，会爆发出更大的人文动能，大秦帝国最终扫平了六国而一统天下就是这一前提的使然，它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一家独大，或者称其为山河一统所带来的帝王色彩的诱惑使中国在通往民主化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同样证明了中华地域特征的局限性与必然性。我们不认为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期内，欧洲尤其是在西欧，没有出现过类似吴起和商鞅这样的疯狂的政治投机专家，但欧洲的地域特征使类似吴起商鞅这样的投机专家没有生存与施展抱负的空间，因而也就没有在欧洲大地上掀起绝对的君主政治的风暴！

即使到了君临天下的全盛时代，中华大地上的民主平等之欲念依然大有呼之欲出振聋发聩的大形势。西汉末年的王莽专权，实质上就是一个民主与平等欲念的总爆发。但王莽只不过是利用民众公平均衡意识的本性，行更高等级的集权专制而已。因而，其最终覆灭并死无全尸势所必然。它从侧面说明，超出地域特征与地域文明指数的行为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王莽的平均地权是建立在商汤时期的王田制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土地国有化。虽然其具有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思想，但实质上不过是商汤政治格局的复古行为。王莽的所为不具有穿越时空的理性主义本质，而是利用人们对民主，公平，平等的向往来达到其政治上的个人抱负之目的。因而，这样的平均与公正不仅难有实质上的作为，更与现实的财富分配原则相抵触，最终只能激发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尤其是地域文明特征的社会矛盾。

王莽对平均地权的改革实质上是为进一步增加皇权家族的赋税与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民文本”的施政举措。更不是人人平等世道公平的创举。当这一举措遭遇抵制进而不能实现其财富增收的目的时，他便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追求，也丝毫不去尝试任何弥补的措施。其平均地权的王田制本质上就是“天下之滨莫非王土”的继承和发扬。不仅如此，其实施的“五均六筦”制将天下大宗的工商行业尽皆垄断，几乎形成了类似共党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工商体系”，就差计划经济了。因此，说王莽的改革是穿越时空的伟大壮举甚至是民主意识的跨时空举措实在是勉为其难。然而，在那个强权暴政的时代能造就出王莽式的政治幻想，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权，自由，平等与公正”自古就是人们的渴望与追求。

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倡导和主张都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创造能力的制约。吴起和商鞅变法，重在提倡私欲，独裁，专制，与暴力，但在人类发展与进步的进程中，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些人类骨子里憎恨与厌恶的东西却是引领人类迅猛发展的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竞争机制。而公有制本质上是积极向上的，也是人类追求平等，公正，杜绝私欲膨胀与道德沦丧的有效机制，但前提首先是要具有民主体系的支撑，否则就会沦为帝王政治体系下的囊中之物，天下财富尽皆为帝王权贵所掌控。这就是民主化政治体系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无论整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区域具有什么样的地域特征，在科学技术文明的推动下，都将最终归于民主的本征体系之下，中国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