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运口述史（5之1）
朱虞夫
政保科亲历记──八九那一年（5之1）
那年，浙江省代省长葛洪升因为与李鹏的特殊关系（同学水利电力），希冀在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再上层楼，他力排省委书记李泽民“浙江动而不乱”的说法，一口咬定浙江“有动乱”。于是中央向浙江省派下了“清查工作组”。举凡共产党搞的运动，历来都是需要完成硬性“指标”的。这次对“89”民主运动的秋后算帐也不例外。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美院学生崔建昌因为抗议“6．4”屠杀挂白旗被重判外，有关方面斩获不多。几乎是清查快要结束的时候，8月22日（那天我还与公安打趣说，今天抓我，正是你们送给邓小平的生日礼物）杭州公安局江干分局政保科科长张宝裕和另一个姓陆的便衣老头来到我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把我“传唤”去了。从张宝裕的亢奋状况看，他一定以为逮着了一条大鱼。他那塌陷的眼眶发着幽幽的光；抿得薄薄的嘴唇，牙床咬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特别是那晚他指挥多批人马搜查了我和我亲戚的五处住宅，拿到了刘青1979年2月写给我们《四五》月刊的信。上面有王军涛的名字（其时王军涛被通缉逃亡），张宝裕的神情可就丰富多了。他一面上报请功，等待上面的意思，一面责令我每天去政保科报到枯坐（害怕我溜了），时不时政保科的几个人轮着要我“说清楚”。
被抓前，我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区总工会几次开会传达中央的内部通知，要我们基层工会搞好“取证”工作，留心周围那些支持学潮的人。我是1987年3月从杭州植物园调到江干房管局的，考虑到自己来房管局上班才1年多，所以，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我一直非常地克制。朋友陈维健、毛庆祥、陈立群看到学生多日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政府冷漠得近乎残忍，就起来声援。他们发动募捐、组织市民游行。我只是拿摄影机在远处拍摄，拍完就将录影带交还给他们。
5月18日我太太生日。我陪她去西湖边拍录影留念。一上大街，游行队伍熙熙攘攘，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迎面来了新闻界的声援队伍。各个报社和电视台有不少我大学的同学（我自己在1984年也应聘参加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考试，是唯一通过了初试、复试和口试的人，最后因为“怀疑四项原则”而没有通过“政审”）。他们路过我面前，都与我热情地打招呼。我禁不住拿出摄影机来拍摄。第2天（5月19日）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处游行的场面，也把自己拍摄的录影带在办公室放给同事看了。没想到事隔3个多月，政保科还是循着腥味赶来了。他们软硬兼施，逼着我交出录影带。
在北京的“6．4”屠杀以后，我的心情非常悲愤。我深悔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道义责任来。对于那些不义政权豢养的鹰犬，我有一种蔑视，很希望自己也到监狱里去陪那些爱国学生。所以对张宝裕等人的审讯我持不合作态度，尽可能地对他们表示我的轻蔑。记得有一次我问张宝裕，文革期间他制造了多少冤、错、假案。他回答说，那时候他去了“五七干校”没有参与。可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吴山脚下有个年轻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张宝裕为了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使尽了浑身解数。那人后来的命运十分凄惨。我想，张宝裕良心上背的包袱一定还有很多吧。公安部门也有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很看不起他，蔑称他“张宝儿”（杭州旧俗，称无能的男人为“阿宝儿子”）。这个人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往往为几分钱与食堂里的工作人员争得不可开交。看来做污秽不堪的“政保”是他的专长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政治案件都与他们分不开，那些当年被他们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的群众最终平反了，他们也毫不愧疚）。前几年，他退休了，在望江村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市场看门。我特意去看他。他全然没有了当年“东厂西厂”的那股阴鸷之气。见了我似乎有点羞答答的。我想，人老了，人性有些恢复了吧。这是后话。
那天，是个周末。我应命去政保科报到，不防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瘦小身影在与张宝裕讲话。那人屈意阿谀，极为恭谨，背对着我在详尽地汇报什么情况。哦，这不是凤凰山栖云寺的广忍住持吗？他来这卑污之处干什么？于是，我留意听他汇报。他在详细报告最近有些什么人在他那小庙出入。张宝裕特别要了解的是有没有外地的年轻人来过；如有，要他及时悄悄地立即报告。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控制宗教也是政保科的工作内容。唉，可怜的方外之地，可怜的佛门净土。不是吗，前几年，我想要研究佛学；当我在几位居士（在家修持的信仰佛教人士）朋友的介绍下，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浣纱路灵隐寺的监寺根源和尚家。殊不料，这位享誉全球的高僧，妻子女儿一大群，朝八暮五，是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和尚。他一开口，首长长、首长短的，着实使我大跌眼镜。我的向佛之心从此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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