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

子规

   就像所有已经过去的年代一样，1980年代在时间长河中似乎也是一个很自然地流逝过去的平常年代，但那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以及那一时期的许多人，比起前后的年代又是很不平凡的，因而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常常为人们所述说，所怀想。

   吾生也晚，是在全国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出生的，在整个八十年代基本上都处于懵懂的少年时期，而且基本上生活在乡下，只能从身边和日常感受到时代的氛围以及变化。只是到了最后一年，即发生六四运动那一年，才因为偶然的机缘，开始学会并喜欢上了看报纸，开始了解并关注国家和天下大事。后来通过阅读，对八十年代有了更多的了解，感觉到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在走过多年的弯路之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上下都在励精图治着，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显得意气风发，锐意进取。不仅在经济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政治上也在积极探索，要建立起民主与法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空前活跃，人们有了很大的创作自由，充分地挥洒着自己的热情与想象。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阻力和问题，但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一种希望，似乎通过努力这些困难都可以得到克服，可以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一首创作于1980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似乎吹响了这个时代的号角，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1990年代末，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时间很充裕，有一段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我对八十年代很感兴趣，知道那是一个十分不一样也十分难得的时代，就到过刊室把当年的《人民日报》找出来，看看当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年的报纸是怎么说的。没想到一打开就合不上了。此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这里翻看这些旧报纸。虽然此前对八十年代已经有所了解，知道那是一个思想十分解放的时代，但看了这些报纸后还备感意外——报道全面而深入，不回避各种问题，哪怕尖锐和敏感的问题，观念开放前卫，即使代表官方的社论也是温和、理性的，允许人们进行各种探索，所有这些都是其他时期的报纸所难以比拟的。印象最深的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一篇与青年谈谈心的文章，他以一种开明开放的理念，同时又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与当时思想激进、急于改变现状的广大青进行交流。他对青年关心国家前途的热情是十分肯定的，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充分理解的，但同时又劝导他们要多考虑复杂的国情以及现实，以一种温和、理性的态度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我看了真拍案叫绝起来——这说得多么在理呀，哪有什么反动的意味可言，又如何与后来当局加在他头上的煽动动乱这样的罪名挂起钩来。我长时间地徜徉于这些报纸堆里，虽然报纸颜色已经发暗了，但看起来却觉得一阵阵的清风扑面而来。阅览室里十分安静，但我的内心却掀起了阵阵波澜。比起后来那种报喜不报忧，完全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充满了陈词滥调，往往开头看两行就知道后面要说什么的《人民日报》，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份报纸。从一份报纸就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我更加怀念起了前那个时代，并为那个时代因为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戛然而止扼腕叹息，也百思不解。

   再后来，随着阅读的进一步深入，我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感到把1980年代说成是充满希望的年代，这其实是过于简单化了，它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而是希望与失望并存，革新力量与保守势力在激烈博弈，最终后者把前者绞杀，使理想破灭的年代。

   从高层政治的角度看，有两帧照片是具有经典意义的。一帧是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后不久，在故宫前的广场上拍摄的。他穿着运动服，戴着太阳帽，把高尔夫球杆架在肩上，脸上笑得很灿烂，一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气派。高尔夫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有产阶级的运动，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人们不要说未接触到这项运动，就是听都未曾听说过，想都不敢想，怕会跟资产阶级屠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沾上边。改革开放后，这项运动也被引进来了，赵紫阳作为一个高层领导也接受并喜爱上的这项运动（他后来遭到软禁后，只能在自己住的四合院里架上简易的球网，平时挥上几杆过过瘾，可见他对这项运动是真心喜爱，而不单纯是一种政治姿态，标榜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要引领国家的改革开放）。这帧照片是人们所熟悉的，被认为很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当时中国高度开明和开放，各方面事业都在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当时赵紫阳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正致力于全面推进改革，经济上要在“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下实现市场化，商品的价格将要放开，由市场来决定，企业将实行股份制改革，成为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政治上也要实行党政分开，政府要增加透明度，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与协商，甚至企业要撤销党委，政府部门要撤销党组，各级政法委也要撤销这样的大胆设想都提出来了。按照这样的规划，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市场化的同时，政治上也要实现民主化，执政党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社会力量将发育成长起来。虽然西方的议会制还不允许提，但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议会制的实现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987年初胡耀邦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下台后，赵紫阳接替他成为代理总书记。面对保守派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冲击，他成功说服了邓小平，叫停了这场运动。接着，他又把邓力群把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使保守派失去了一个重要阵地，胡耀邦当初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在文化宣传领域，他也是力主宽松。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文革话题，宣传部门请他做出批示，他却只同意观看影片而拒绝做出批示。这也是破天荒之举，这样的先例一旦变成了惯例，就意味着官方不再对文艺作品实行审查，文艺创作的自由就真正得到落实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比过去更加活跃了，方励之这样的自由化人物在社会上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了，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更加高涨了，最终导向了1989年的六四运动。后来赵紫阳遭到罢绌，当局说他主持中央工作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也是符合实情的。

    另一帧照片是胡耀下台后，中南海的摄影师、为领袖人物留下许多珍贵镜头的杜修贤为他拍摄的。照片上，胡耀邦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显得很西化，但脸上却布满了愁云，一副郁郁寡欢，又对什么忧心忡忡的表情。1986年底南方一些高校爆发学潮后，他被迫辞去了总书记职务，并在随后召开的生活会上遭到了围攻和羞辱。许多过去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因为他的积极奔走才得以平反和复出的人物，都对他进行落井下石，譬如著名的“ 61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把他当总书记期间跑遍全国进行调研说成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更让他感到伤心的是，他延安时代的老朋友王鹤寿，竟把他私下讲过的一些话都揭发了出来。会议结束后，他走出门，竟然坐在台阶上失声痛哭起来。对于一个在波谲云诡的高层政治中长期历练过，已是七十开外的老人，如果不是受到天大的委屈，又如何会这样当众痛哭起来。个人受到的不公对待使他感到委屈，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的严峻前景更使他感到忧心。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学潮被平息下去了，方劢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这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开除出党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会怎样，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忧心。这桢照片捕捉到了他当时内心的状态，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国家的状态。

    两帧照片都具有经典意义，也都具有象征意义，一个象征着希望与进取，一个象征着忧虑与受挫，回过头想想，前一帧也许更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后一帧倒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毛泽东时代过去之后，由于严重的社会积弊以及与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差距，各方即使是保守派都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再坚持原来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没有出路了。但对于如何改革，不同方面却是存在分歧的。有的认为只要回到文革前十七年那种务实的路线就可以了，就是陈云当年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后来就是陈云所谓的“鸟笼经济”。邓小平则更激进一些，他想放弃那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到增强。1979年他接见外宾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他在经济上与陈云是有分歧，从而谈不拢的，但在政治上跟陈云一样也是坚定地维护执政党一党专政的地位，不允许任何反对力量起来挑战，拒绝实行西方的那一套。而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则是真正以民为本，并且认同普世价值的，不仅要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让人们拥有创业的自由权利，在政治上也要实现民主化，让人们拥有各种应有的自由权利。但这又必然会与陈云以及邓小平这样的保守派发生冲突。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国门的打开，社会上也越来越活跃起来，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胡耀邦对此是支持，至少是不主张压制而是进行疏导的，因而是很得民心的。然而，他的这种开明在保守派眼里却成了一种纵容，邓小平和陈云总是联手起来对他施加压力，最后迫使他辞职下台。他登上总书记这样的高位，但这种地位却是很不稳固的，屡屡出现岌岌可危的情形，保守派总是伺机要把他撵下台，以自己人取而代之。19 83年初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可以视为他的一份改革纲领。但这遭到了保守派的极力抵制，以致讲话也未能传达下去。在3月份举行的一次常委会上，陈云更是对他展开了全面批评，邓力群会后又私自把陈云的讲话公布出去，大有一副逼宫之势。只是邓小平此时还未对他失去信任，还需要他去推动改革事业，否则他的下台就要再提前几年了。而到了1986年底学潮发生后，邓小平也对他完全失去信任了，他被迫下台的命运就注定了。

    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接过了总书记职务。在此前的胡赵体制中，胡耀邦主持党务工作，赵紫阳主持经济工作，两人在总体的改革理念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改革方式上却是有分歧的。在发展速度和经济秩序上，赵紫阳主张更稳健一些，同时由于他主管经济，不愿意使经济工作受到过多的干扰，因而“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反右”。而当他处于总书记这一位置后，就要面对政治方面的问题了。改革的逻辑必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要跟上，否则不同方面就会产生冲突，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思想变得越来越活跃。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是顺应这一趋势的，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后甚至走得更远。这也激起了无数国人的想象，世界上也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以为中国将有可能走向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赵紫阳的这桢照片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氛围。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理想远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胡耀邦虽然与赵紫阳在具体的改革方式上也有分歧，彼此之间也存在芥蒂，以致他遭到罢黜时，赵紫阳作为能够对邓小平说得上话的关键人物也没有岀来为他说话，但他在台上时无形中对赵紫阳起到了一道防风林的作用，使保守派都把矛头对准了他，赵紫阳就可以在自己主管的经济领域放开手脚。他下台后，这道防风林就没有了，赵紫阳就要独自面对保守派的压力了。他在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后，似乎可以大刀阔斧地全面展开改革了，然而，自从胡耀邦下台后，保守派事实上已经在中央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了。在十三大上选出的五名常委中，也是保守派占据优势（改革派的万里和田纪云未能进入常委）。就是在经济事务上，虽然赵紫阳仍然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但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保守派手中了（国务院的李鹏是听姚依林的，而姚依林又是陈云的代言人）。保守派虽然也勉强同意他上位，但又一直都在想着把他拉下马。尤其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后，他更是被架空了。六四事件后，不少人认为他当时要是委屈求全，不去反对武力镇压，就不致于下台，就不会让坏人掌权。但这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点连他自己都看到了——他即使稀里糊涂地跟着干，事件过后保守派也会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让他下台的。

    由于当时上层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在力量对比上处于下风，改革是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主动方式取得进展的。这时候就要看社会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可以使保守派做出让步了。经济学家华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虽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社会基础还很不够，1989年的六四运动虽然社会基础有所扩大，但仍然不够。我基本上也同意这种观点。在六四运动中，学生的反腐败诉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他们的爱国精神更是打动了无数人，当时北京有百万市民起来声援他们，这也不是夸张之辞。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对这场运动的支持也仅仅停留于这些层面罢了，自由与民主的诉求主要局限于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当中。在局势动荡的1988年，我在乡下经常听到人们对物价上涨的抱怨，尤其对火柴价格涨得厉害更是怨声载道，一个大大咧咧的老农（当年他爹是一个赤贫者，土改时带头冲进我们村唯一户地主家里分浮财）更是破口大骂，说共产党难道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了。但人们的抱怨也仅仅在民生方面罢了，要说反对共产党，却是连影都没有的事情，至于自由与民主，更是听都未曾听说过的。在1989年学潮期间，我也只听说北京的气氛很紧张，学生在“造反”。有一个青年说几个士兵的尸体被吊在北京的街头，有一个当时正在上初三的学生说赵紫阳已经被软禁起来了。这两个算是多少有文化也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对这场运动的了解和认识也仅此而已，更遑论别人了。

    民主化涉及到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动和利益格局的根本调整，要让执政党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做出让步，放弃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没有足够的压力是做不到的。这就需要第三等级即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而这种条件在1980年代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在六四运动中，学生的不成熟，采取的策略不对头，譬如不懂得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没有及时从广场上撤离，等等，这些也都是客观事实，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最后的结局也许就不会那么惨烈，但这些又都只是枝节性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场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5月17日赵紫阳代表常委发表的那篇书面讲话，被认为是政府立场的软化，学生未能积极进行回应，因而错失使事件得到和平解决的最后一个机会。但细究起来，事情也不那么简单。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诺要加大反腐力度，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要与学生进行对话，这些话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的，就是李鹏在5月19日的戒严动员大会上也还是这么说的，这谈不上什么实质性的让步。至于绝不秋后算账，这也是靠不住的——事件过后，只要保守派仍然掌控局面，民主化进程没有启动，他们总是要对学生进行算账的。这篇讲话并没有涉及学生最关心的是否改变“四二六社论”的问题（如果改变，就意味着政府的公开认错，意味着政府可以问责，意味着民主化的启动），新闻自由也没有涉及，“高自联”得到𠄘认（这其实就是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化）这一最具实质性的民主化诉求更是没有涉及。学生方面其实也看清了这一点，如果就这样从广场上撤离，就意味着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将无果而终，民主化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得到的只是一张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所以他们还要在广场上继续坚持下去。政府方面和学生方面都不愿意让步，最后只能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力量大的政府出动军队把学生镇压了下去。

    我并非不同情这些学生，也并非不认同他们的政治理念，只是认为当时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并不具备。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来日方长，我们也许看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无所作为吗？就要像一些人在外面梦想着中国快要崩溃了，中南海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准备打点行装回去再搞一场民主运动吗？吾将上下而求索……

                                                  2026年7月15至20日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