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民主不应成为罪名，谁有权决定中国的未来

——邹幸彤的坚持

张致君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政治启蒙运动便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也正是港版国安法的颁布，让我毅然决然的走上政治异见者的道路，此后经年，这些在港人一直激励着我在反对中共专政道路上的前行。而今看着那些为守护民主自由的香港人锒铛入狱，从何桂蓝的坦然无惧到邹幸彤面对判决时的微笑，这种力量给了我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共极权。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势在必行。

二百多页的判词，最终围绕着一句并不复杂的话展开：“结束一党专政。”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邹幸彤、李卓人以及已经解散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法院认为，“结束一党专政”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这种领导地位又被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为国家根本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推动结束一党专政，可以构成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推翻”或“破坏”。

表面上是一起国家安全案件，把所有繁复的法律语言拨开，案件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比刑法更古老、也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

如果中国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当然有权讨论共产党应不应该继续执政；如果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来源，那么人民当然有权主张改变政治制度；如果所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是一句装饰性的口号，那么人民至少必须拥有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说“不”。

反过来说，如果人民没有权利要求执政党下台，没有权利要求政党轮替，没有权利主张改变现行政治制度，那么所谓“人民主权”，便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人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却不能决定谁管理这个国家。

邹幸彤质问的不是一个法条的技术解释，而是权力的来源。任何政党都可以相信自己最适合执政，可以宣称自己的历史贡献，可以努力争取人民支持；但是没有任何政党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变成国家永久的主人。

中共不能自己宣布“我代表人民”，然后再以“人民的名义”规定人民必须永远接受它。

如果它可以这样做，那么逻辑就变成：

共产党因为代表人民，所以共产党必须执政；共产党必须执政，又证明共产党代表人民；
而任何要求共产党下台的人，因为反对“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便被定义为反对人民、反对国家。

这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循环。

在这个循环里，权力不再需要来自人民不断的授权，它已经预先宣布自己拥有永恒的授权。

这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执政”，是一种对政治选择权的垄断。

一部宪法，能不能规定一个政党永远不能下台？

邹幸彤案最值得思考的，不是中国宪法现在有没有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个事实并没有多少争议。真正的问题是：

一项宪法规定的存在，是否就足以证明这项规定永远正当，而且人民永远不能主张改变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专制制度都可以获得最完美的法律辩护。

因为专制从来不一定意味着“没有法律”。

很多专制制度同样有宪法、有法院、有刑法、有法官、有复杂的司法程序。真正区分法治和专制的，不是国家有没有一本法律，而是法律究竟在限制权力，还是在替权力证明自己永远正确。

所谓法治，不是把掌权者的意志写进法条以后，就宣布一切服从这种意志的行为叫“守法”。

法治的核心，是权力本身也受到约束。

如果宪法可以规定某一个政党必须永远领导国家，同时刑法又禁止人民和平要求改变这种规定，那么宪法就不再只是限制政府的最高法律，也可能变成了保护统治者不受人民挑战的政治堡垒。

因此，问题从来不只是：

“结束一党专政是否违反现行制度？”

更根本的问题应该是：

人民有没有权利主张改变现行制度？

如果连“主张改变”本身都被禁止，制度实际上已经宣告自己不可改革、不可替换，也不可经由人民重新授权。

而一个不允许人民和平改变的制度，最终只剩下两种可能：永久服从，或者暴力断裂。

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制度恰恰应该避免这一点。

民主制度之所以允许反对党存在、允许批评宪法、允许推动修宪甚至主张彻底改变政治制度，不是因为民主软弱，是因为它明白：让人民拥有和平改变制度的道路，恰恰是防止社会走向暴力最可靠的安全阀。

“我们不是在审判信念”，为什么仍然让人感到信念正在受审？

港府强调，法院判的是行为，而不是政治信念；当局的立场是，被告不是因为相信民主而受审，而是因为其行为已经越过合法表达的界线，构成以非法手段煽动颠覆国家权力。

这当然是理解案件时必须承认的官方立场。

但邹幸彤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恰恰是因为这些行为持续表达了“结束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那么所谓“不是审判信念”，究竟还剩下多少实质区别？

这就像一个国家说：

你完全可以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但是如果你公开宣传废除社会主义，就构成颠覆。

形式上，它没有禁止你“在心里想”。

但政治信念如果只能存在于人的脑中，而不能被说出来、写出来、组织起来、和平传播，那么所谓思想自由只剩下一种极其贫乏的含义：

你可以拥有思想，条件是这个思想永远不能成为公共行动。

可政治自由从来不是“允许人在心里保持沉默”。

真正的思想自由必须包括表达的自由，表达自由必须包括说服他人的自由，而结社自由本身又意味着人们可以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组织起来。

否则，“自由”最终不过是国家允许每个人在私人空间里偷偷拥有不同意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结束一党专政”四个字在这起案件中具有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

因为它迫使人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今天的香港，一个人还可不可以公开相信，中国应该拥有一个不由共产党永久垄断权力的未来？

反对一个政党，不等于反对一个国家

专制政治最有效的一种叙事方式，就是不断模糊“党”“政府”“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界线。

于是：

反对共产党，逐渐被解释成反华；
反对政府，被解释成反国家；
要求政治改革，被解释成危害国家安全；
批评领导人，被解释成攻击整个民族。

从现代政治理论看，这些概念必须被严格区分。

国家比任何一个政党都古老，也应该比任何一个政党都长久。

政党只是竞争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

中国不是因为1949年以后由共产党执政才成为中国，中国人民也不是因为共产党存在才成为中国人民。

一个人完全可以深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强烈反对统治这个国家的政党。

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一个人认为国家属于所有人民，他才有理由反对任何政党把国家据为自己的永久政治资产。

“共产党下台”在逻辑上和“中国灭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美国政府更替，美国仍然存在；
英国执政党轮替，英国仍然存在；
台湾实现政党轮替，台湾社会并没有因此消失。

政权和平更替本来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把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同国家生存绑定起来，恰恰暴露出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

如果一个政党真正相信人民支持自己，它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让人民选择。

选票比任何宣传都更能够证明政治合法性。

国家安全不能变成无限扩张的概念

所有国家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利。没有一个自由社会会允许间谍活动、恐怖主义、武装叛乱或者外国军事破坏。

但国家安全法最危险的地方，也正在于“国家安全”四个字具有极强的扩张能力。

如果没有严格边界，保护国家安全可以慢慢变成保护政府安全，再从保护政府变成保护执政党安全，最终甚至变成保护某一种政治思想不受挑战。

到了最后：

一个政党的下台，被视为国家的灭亡；
一种政治制度受到批评，被视为国家安全受到攻击；
人民要求权力接受选择，被视为人民正在危害国家。

这时，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它不再主要保护人民免受现实危险，而开始保护权力免受人民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邹幸彤的案件具有远超她个人命运的意义。

她没有在辩词中请求证明自己“其实不太反对共产党”，也没有试图解释“结束一党专政”只是一个无害口号。

恰恰相反，她直接承认：

她就是认为一党专政应该结束。

而她进一步坚持：

相信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成为犯罪。

这种辩护比技术性的法律争论更加彻底。

因为她拒绝接受控方预设的前提——仿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解释、需要道歉甚至需要减轻的政治过错。

法律真正的尊严，不来自让所有人服从

邹幸彤辩词中最值得留下的一句话也许是：

“当法律执意要同良知作对，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认受性的也只会是法律。”

这句话触碰到了“合法性”和“合法律性”之间最古老的区别。

一个行为违反成文法，并不能自动结束关于正义的讨论。

否则奴隶制时代帮助奴隶逃亡的人是罪犯；种族隔离时代违反隔离法的人也是罪犯；许多历史上的异议人士、记者、民主运动者，都曾经是他们那个时代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者”。

历史后来评价这些人时，并没有只问一句：

“他们当年有没有触犯法律？”

历史还会追问：

那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

法律当然需要稳定性，否则社会无法运行。

但是法律之所以值得人服从，不只是因为法律背后站着警察、监狱和国家机器。

法律真正深层的权威来自人们相信：它至少在努力维护某种高于权力本身的公平。

如果一部法律只要求人民服从掌权者，却不要求掌权者接受人民的监督，那么这种法律越严厉，越可能暴露它与法治精神之间的距离。

这也是“依法治国”和“以法治权”最大的差别。

前者可以仅仅意味着统治者使用法律治理人民。

后者则意味着：

法律首先是一条套在权力脖子上的缰绳。

六四烛光真正令权力不安的，不只是历史

支联会三十多年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的意义，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悼念死者。

悼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记忆意味着拒绝接受官方对历史的垄断。

一个社会每年仍然有人点起蜡烛，就意味着国家可以控制教科书，可以控制电视，可以删除互联网信息，却仍然无法完全决定人民应该记住什么。

香港过去长期是中国境内能够大规模公开纪念1989年事件的唯一地方，而支联会每年的维园烛光晚会曾吸引大量公众参与。

为什么一支蜡烛会令人恐惧？

因为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权力最难回答的问题：

如果政府当年的行为正确，为什么人民不能公开讨论？

真正稳固的历史不需要靠禁止记忆来维持。

同样，真正稳固的制度也不需要靠刑罚阻止人民讨论另一种制度。

邹幸彤案最后留下的，并非“谁赢了官司”

法院可以判一个人有罪。

国家可以把一个人关进监狱。

但是国家无法通过一纸判决解决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共产党为什么拥有永远统治十四亿人的天然权利？

“因为宪法这样规定”，不是最终答案。

因为人民可以继续追问：那么宪法的权力来自哪里？

如果答案是人民，那么人民为什么不能要求修改它？

如果人民不能要求修改，那么究竟谁才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这个逻辑链条最终只会回到最初的问题：

国家到底属于人民，还是人民属于国家？

邹幸彤选择了前一种答案。

她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关回民主的牢笼”，认为人民不是国家机器的附属物，而应该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一个人当然可以不同意她。

可以认为中国现在不适合民主，可以认为共产党治理得很好，可以认为一党体制更有效率，甚至可以公开与她辩论“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张。

但文明社会解决这种分歧的方式应该是：

让她说，也让反对她的人说。

然后由人民判断。

而不是让一方拥有麦克风，另一方拥有牢房。

这才是邹幸彤案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真正触碰的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条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界线：

人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和平地设想一个与今天不同的国家？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所谓稳定的代价，就是禁止未来。

如果一个制度必须规定人民不能想象它结束，不能宣传它结束，不能组织起来推动它结束，那么这种制度真正害怕的，也许从来不是所谓“颠覆”。

它害怕的是选择。

因为只要人民仍然拥有选择，“永久执政”就只能是一种愿望，而不能成为一种权利。

所以，邹幸彤所坚持的真正命题，并不仅仅是“结束一党专政”。

更深一层，是：

任何政党都没有资格宣布自己永远不可被人民取代。

从香港法院目前对《国安法》的解释看，她的行为已经被判定为犯罪，这是今天的法律现实。

但法律现实并不是历史讨论的终点。

从人民主权、政治表达自由以及现代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来看，和平纪念六四、和平批评执政党、和平主张民主制度和政党轮替，本应属于政治表达，而不应因为其目标触及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就自动转化为刑事犯罪。

一个国家最强大的证明，不是它能够让多少批评者沉默。

而是即使有人站在街头要求执政者下台，国家依然有足够的自信回答：

那就让人民决定。

所以，邹幸彤真正坚持到最后的是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

国家可以有政党，但政党不能拥有国家。

人民可以选择共产党，也必须拥有不选择共产党的权利。

否则，“人民”两个字，就只剩下被权力反复使用的名义。

而“民主”两个字，也就只剩下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承诺。

附：邹幸彤法庭陈词

 1. 206页判词，说来说去就是追求民主有罪。

2. 我不认为任何政党可以将国家的主权私相授受，自己说自己就是人民的选择，自己说自己就是唯一的领导，然后还要说每个人都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拥护它这个自封的王位。这样的所谓法律，只是暴政的同义词。

3. 相信专政是错的，民主是对的，这不是信念又是什么呢？就算法庭和政府不停念咒，说我们不是在审判信念，也改变不了在这份判决之下，相信“结束一党专政”这个理念的人再无立足之地的事实。在这样的“法律”眼中，我们有这个思想就已经是违宪，是非法，是原罪。就算我们只是在做一件完全正当的事情，比如悼念六四，也会因为我们本身思想上的“不正确”而变成犯罪。

4. 但法律是控制不了任何人的思想的。不单控制不了，当法律执意要同良知作对，输的只会是法律，失去认受性的也只会是法律。

5. 做人要有底线，法律一样要有。而民主同专政之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因为专政之下无法治。当法庭完全抽空“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诉求之所以出现的事实原因和是非对错，只盲目地去强调政权的意志，以及所谓守法的义务，其实就等同于说，活在纳粹德国之下就有义务去屠尽犹太人一般荒谬。这样的做法，只会令法律失去它彰显公平的灵魂，沦为任由权力驱使的傀儡。

6. 造成纳粹统治下、极权统治下一次又一次惨剧的，正是这种不问是非，只问服从的态度。而现在的法庭也好，国家也好，正走在同一条危险的老路上。甚至，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家力量的提升，随着国家成为公认的“大国”，现在的危险只有比当年更加严重。

7. 作为国民，我们有责任将国家权力关回民主的牢笼里面，尽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的义务去控制它、监督它。这样做除了是要为过去的伤害寻一个公道，也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再次来临。一味以国家安全之名养肥一部我们控制不了的国家机器，蚕食人性和良知，发生悲剧是迟早的事。

8. 因此，结束一党专政，是我们这一代的香港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无可回避的责任。这件事，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完成，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完成，没有任何外面的人可以代劳。

9. 这是我真诚的想法和信念，而且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信念——维园30年的烛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束一党专政”，是人民的底线，是普世的诉求。当法律要不自量力地去挑战它，只会自取其辱。

10. 法庭假装问题不是传播思想，而是所谓散播敌意。但“结束一党专政”的信念，从来就不需要靠什么敌我思维、什么煽动仇恨去维系。我们只需要讲道理、讲事实，就足以得到所有明白道理的人的支持。

11. 因为专政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最大、最明显的不公义。它无视每个人的平等和自主，硬塞一套无道理可讲的统治秩序下来，将自由的公民通通贬低为没有选择权的奴隶。结束一党专政，只是在争取回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而已。而这个道理，任何不是装睡的人都应该看得明白。

12. 只有讲不通道理的人，才成天要靠仇恨动员，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只有毫无自信的人，才会看什么都看到敌意，而我们也根本不会这样去看世界。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所坚持的，有绝对的信心。只因为专政是靠仇恨去维持它的统治，并不等于人人都要用它那一套，并不等于这个世界就真的围绕着仇恨运转。对平等和正义的信念，对人性和真相的尊重，从来都是比仇恨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

 13. 信念是无法计算、无法交易的存在。为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去求情、去道歉，是最虚伪的一件事，也是侮辱所有持有同样信念的人。所以我不会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连屠城的刽子手都还没有出来道歉，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即使世道颠倒，我们也不应该为政权所做的不对的事情道歉，令自己也成为颠倒的一部分。

14. 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拒绝用犯罪的语言和概念去分析我们做的事情有多严重或不严重。如果法庭真的想要什么参考，可以去问共产党领导的国安公署，他们才真的懂得怎样用犯罪的眼光去看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而且一直毫不避讳地说本案就是性质严重，就是必须严惩，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在干预司法独立。无论如何，如果法庭最后真的判我们属于“情节严重”，我会当成是对我们的赞美，因为这表示我们真的有做到事情嘛。

15. 能够找到自己相信的使命，找到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对于我同支联会、同香港人一起走过的路，我一点都不后悔。只是辛苦了我的家人和爱我的人，我唯一要请求原谅的对象，也只有他们。

16. 而对于将来，无论是在狱中还是狱外，我都会继续为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香港与中国而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去做各种尝试，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这是我公开作出过无数次的承诺，是我在烛海之中对死难者许下的庄严誓言。而我不打算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17. 如果这样做会令我成为永远的罪犯，如果法律真的容不下我们的信念，那么我宁愿做一个罪犯，也不要做一个背叛良知的人。我会同所有不认命的香港人一起，继续走这条未完的民主之路。

18. 烛光如海， 人心成涛。 粉身拍岸， 不平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