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之后新的《老年人与棒子》

六、王丹的苦笑与李敖笔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国人

高瞻

六、王丹的苦笑与李敖笔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国人

话说回来，海外民运多年来时常遭到非议、被说三道四，给人的印象糗事不断、丑闻连连、鸡零狗碎，相当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中国人本来就事多嘴杂、心理阴暗，品性又酷爱同室操戈窝里斗，干的不如看的、干事的不如挑刺的，自己醉生梦死却对先知和践行者条三窝四、挑肥拣瘦、招是搬非、调唇弄舌、里挑外撅、恶意中伤。民运人士却偏偏在意他们、惯着他们、变相鼓励他们，一朝风吹草动，立即草木皆兵，反复解释、一味分辩、不停反诘，自以为在危机公关处理，实际是往火上直接浇油，结果越抹越黑、越黑越抹，最后让旁观者不但误以这些莫须有为实，而且觉得民运的时间精力全用来对付和掩盖这些破事了。

民运人士推特上多了，就变得琐琐碎碎、婆婆妈妈，什么杂七杂八的都会入耳、什么乌七八糟的都能摄目，什么零七碎八的都去上心，什么拉七扯八的都要萦怀，什么七嘴八舌的都搭理，什么七长八短的都争辩。我总感到奇怪：在我心里魏京生是多大人望、多高身份，闲的时候尽管去修生养气，没的在推特上和那些熙熙攘攘、莫名其妙的芸芸众生们斗什么嘴、制什么气呀！当然魏京生的用心本佳，想用善的力量影响和感化尽可能多的人：既然国不让救、存不能图、亡无法免，尽量多捞起来一个是一个。可是，在北大微信群里诲人不倦的经验告诉我，想用逻辑、道理和事实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思想与观念纯粹是痴心妄想，更别说去教育和拯救那些自以为是、脑筋不够、先入为主、装睡卖傻、立场先行、别有用心、不以为耻、醉翁之意的人们了。

毛泽东临死前说：我没有改变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一小块地方；连撒旦恶魔毛泽东都无能为力的事情，正常人更别白日做梦花无用功了。崔永元对人渣胡锡进、司马南以及他看不上的冯小刚、范冰冰等人口诛笔伐多年，劳民伤财、筋疲力竭、销形蚀骸、不堪重负，还承包了管片派出所一半的威胁报警，结果不但没有任何分晓，还终于被人间蒸发了几个月，再次露面时步履蹒跚、体态踉跄、面容浮肿、奄奄一息。痛定思痛，崔永元终于领悟到：“我要是有武功，我他妈一个字都不会再写，二话不说照着那些张脸就是一拳！”比起崔永元，邓小平就聪明多了。1975年后，每逢政治局开会批邓，他都找最后一排坐下；等到所有人一个个声讨完毕、该他表态时，邓小平就说：“我耳背，刚才你们说了什么我一句没听见呀！”凭着这种对坏话的耳背功夫，邓小平才活到了扬眉吐气的后来，而对方连让他知道、听见自己骂他气他侮辱他的机会都没逮着，气急败坏的应该是别人吧？

李敖在复旦演讲时批评鲁迅，下面坐着的一个老教授气不过的出言质问，李敖一只手拢着耳朵，笑嘻嘻的问：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清呢？后来他对凤凰卫视坏笑着说：凡是别人说我不好听的话，我都听不清楚。有人指责李敖傲慢、跋扈，其实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王朔最大的乐趣是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看报纸上骂自己的文章，边看边偷着乐，得意只有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逼；胡适五十年代初在美国时正值大洋彼岸共产党大陆的“批胡适思想运动”，他想办法把控诉、谩骂、批判他的几大本文集找来，一一全部读完并认真做了批注。王朔的爱好和胡适的心态毕竟少见，普通人性一旦面临诽谤和栽赃，或者是心情抑郁、忧思难眠，或者是火冒三丈、勃然大怒，忍则搞坏了心情和身体，不忍则去针锋相对、找回场子。如此纠缠不休，还干不干正经事了？更有甚者，中国老百姓既像李敖说的“混蛋混蛋满天下”，又像王朔说的“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名人倒霉栽跟头”，所以你争辩到天上都是瞎费功夫：无论你怎么争执都是输、无论你如何分辨都是错，到最后罪过全是你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你是清白无辜。

王丹对自己被说成“权势者”报以苦笑，其实“权势”即便真的有，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恰恰全是反作用和负作用。所以李敖说我才不像殷海光那么笨，最后气的得了胃癌：你选择了战斗，既合天理、又顺民心，既正义在手、又真理在胸，该做的是以一当十、所向披靡的把敌人赶尽杀绝，怎么能反过来让杂碎们气着、气死呢？

在复旦演讲时，李敖拢着耳朵，笑着说：“我耳朵有个毛病，常常听不到对我不利的声音啊”